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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佛缘

人物故事 | 作者：网络 [投稿]

千年菩提路之中华佛缘【下】

　　公元六七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时代开始了。这是佛教的黄金时代，汉传佛教开始立宗成派和中国文化进行着深度融合，也在改变着中国文化艺术的面貌。

　　天台宗，中国汉传佛教最早创立的宗派。因为创始人智顗长期居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这位大师被尊称为“东土释迦”。相传他七岁时就能背诵《法华经·普门品》。他以毕生的精力使佛法中国化，主张“教观总持，解行并进，止观双修”。他的这部煌煌巨制二十卷《摩诃止观》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位于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在智顗圆寂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598年落成，成为天台宗最重要的祖庭。

　　三论宗的宗师是鸠摩罗什，他们以龙树《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百论》为主要研修经典。这个宗派的集大成者是隋代高僧吉藏，俗姓安，是西域安息国人的后裔。现在南京的栖霞寺是该宗的祖庭。

　　华严宗实际的创始人是法藏，公元643年出生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根本典籍，主要发挥“法界缘起”的思想。

　　唯识宗，主要发挥“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思想。这个宗派在祖师玄奘之后并没有太久的传承。但是该宗的经典却是历代高僧大德必修的科目。

　　释迦牟尼佛圆寂前，教导弟子们要“以戒为师”。唐代的道宣律师创立了律宗，代表的是“佛行”，着重研习、传持戒律。唐代的鉴真和尚把律宗传入日本，现在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到了近代，弘一法师李叔同修持律宗最为著名。

　　称名念佛、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已是现在所有汉传佛教徒十分熟悉的方法。这个宗派以《阿弥陀经》为根本，认为只要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有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个最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

　　公元四世纪的庐山慧远被认为是这个宗派的初祖。几百年以后，念佛就已风靡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写了一首诗说：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宋代以后，称名念佛更是广为流传。到了近代，印光法师修持净土宗最受世人推崇。

　　在所有的佛教宗派里，禅宗无疑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这个宗派淡化佛经之于解脱的意义，既反对枯燥的诵经，也反对盲目的坐禅，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

　　《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中说，大梵天王在灵鹫山请佛说法，并把一朵金色的婆罗花献给佛。佛陀答应了请求，高升法座，手里持着婆罗花却一言不发。在座的弟子都茫然不解，惟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佛祖当众宣布：“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咐嘱摩诃迦叶。”这就是禅宗说的“拈花微笑”的故事，所以中国的禅宗世系把摩诃迦叶列为禅宗西天初祖。

　　相传，禅宗的心法是由西天的菩提达摩渡过印度洋和南海，带到了中国。这位东土禅宗初祖在中国的传教并不顺利，他在少林寺外的五乳峰面壁枯坐了九年。禅宗的大放异彩，一直要到六祖慧能——一位传说中目不识丁的广东人。

　　幼年的慧能，贫穷孤苦，靠卖柴为生。一天，慧能背着刚砍下的柴火到集市上卖。当他路过县城里的金台寺时，被里面的诵经声吸引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听到这句《金刚经》的经文，慧能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特别的领悟。

　　经过了一段充满传奇的经历，五祖弘忍把衣钵传给了他。慧能的后半生大多住在曹溪宝林寺，就是现在的南华寺。直到今天，他的肉身还被供奉在这里。他的法语，后经搜集整理，辑为《坛经》，成为禅宗最重要的经典。

　　禅宗的流行促成了独具特色的“丛林清规”。公元八世纪，“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依据印度戒律的精神大胆改革，农禅结合，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农业社会的寺院管理体制。

　　隋唐形成的汉传佛教八个宗派，后来也被概括为“禅、教、律、净、密”。天台、三论、华严、唯识四个宗派，统称为“教”，也就是“佛语”。明代高僧云栖铢弘，要把“禅、净、教、戒”融为一体，他的思想，奠定了明清以来中国佛教的总体格局。

　　公元八世纪上半叶，唐玄宗开元年间，三位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人称“开元三大士”相继来到长安，翻译与传播印度密教的根本经典，创立了汉地自成一体的密宗，被称为“唐密”，然而此派不久便在唐武宗灭佛后影响渐弱。

　　举世瞩目的法门寺地宫，就是按照唐密仪轨布置的坛场即“曼荼罗”，供奉着佛指舍利。今天我们有幸能穿越千年的时空，依稀感受到唐密当年的兴盛。

　　在所有宗派里，密宗有些与众不同。其他的宗派被称为“显宗”，而这个宗派是师徒密传，有不许公开的秘密传授。该宗派在唐代由空海和尚传入日本，成为“东密”或“真言宗”，至今法脉绵延。西安的大兴善寺、青龙寺是“唐密”的重要传承之地。

　　公元七世纪后半叶，印度大乘佛教结合印度教的修行，发展出一种以即身成佛为目的的印度密宗。汉地的“唐密”虽然在历史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印度佛教密宗传到藏地以后，很快就引起了藏民们的崇信，形成至今还很兴盛的“藏密”。

　　莲花生大师，藏族人尊称其为“咕噜仁波切”，意思是尊贵的上师。莲花生大师出生在印度西方的邬丈那国，现在的阿富汗一带。有一天，有位大臣看到湖中长出了很多莲花，莲花上还有一个奇特殊胜的孩子，就告诉了国王，国王一见这孩子就很喜欢，收为太子。因其生于莲花，所以取名“莲花生”。

　　公元755年，信奉佛教的赤松德赞为了在西藏弘扬佛法，派专使去迎请莲花生大师入藏，在雅鲁藏布江边与赤松德赞会面。传说，莲花生大师作礼时，竟然手中喷出火焰，众人见了立刻向莲花生大师行了五体投地的大礼。

　　莲花生大师就以此高超的神通摄服藏人，并且建立佛教寺庙传授佛法，使佛教在西藏生根发芽。就这样，莲花生大师成为“藏密”的创始人，被藏族人称为“第二佛陀”。

　　与汉传佛教一样，藏传佛教也有不同的四大宗派。莲花生大师所传的教法，后来被称为“宁玛派”，意思是“古老”。该派与西藏传统的苯教有所融合。十七世纪时，五世达赖喇嘛扶持该派的发展，在青海、四川和云南一带影响很大。直到今天，每年的藏历五月初十，宁玛派的祖庭桑耶寺的喇嘛们会跳起莲花生大师及八大化身的金刚舞。

　　公元1073年，一位叫贡却杰布的出家僧人来到后藏萨迦地区传教，建造了萨迦寺，创立了萨迦派。在大昭寺内，供奉着萨迦派的祖师们，人称“萨迦五祖”。

　　最右面的祖师就是八思巴。他继萨迦班智达之后，被元朝皇帝忽必烈封为国师，负责全国佛教事务和整个西藏地区，结束了西藏近四百年的混乱局面，从此西藏也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管辖。

　　噶举派是公元十一世纪中叶由玛尔巴所创立，噶举是传承佛语的意思。该派特别重视师徒之间的口耳传授，是藏传佛教第一个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教派。第一个转世活佛称为噶玛巴，意为“行佛行事业者”。明代永乐皇帝赐封其为“大宝法王”，延续至今。噶举派在藏传佛教各宗派里支系最多，今天拥有数量众多的寺院，遍布整个藏族地区。

　　十四世纪七十年代，一位年轻人走在去往西藏的道路上，他就是格鲁派的创始者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公元1357年生于青海湟中县，八岁出家，十七岁进入西藏求法。经过艰苦的修行和学习，他通达显密各宗的教义。他面对当时藏传佛教派别众多、混乱和戒律松懈的局面，整理出一套“先显后密”的修习次第，严格要求僧人遵守戒律，深入研习，闻思修证，倡导一条循序渐进的觉悟之路。他综合各宗教义后，撰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是一部中国佛教史上的不朽经典。

　　1642年，格鲁派在蒙古贵族和清王朝的扶持下，取得了西藏地区的统治地位。由此，成为在藏地信徒最多、势力最大的宗派。

　　这里是位于大昭寺内的宗喀巴祖师殿。宗喀巴圆寂后，传承他事业的是他的两个门徒。

　　一位名叫根敦珠巴，身后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相传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另一位叫克珠杰，后来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相传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清初，顺治十年，也就是公元1653年，五世达赖远赴北京，朝见顺治皇帝，受册封为“达赖喇嘛”，从而确立了他在藏传佛教的领袖地位。

　　康熙五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中央政府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达赖、班禅的转世，从此由中央政府正式册封，沿袭至今。

　　乾隆五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撰写了《喇嘛说》，明确规定了活佛转世灵童须经金瓶掣签方可认定，并批准特制了两个金瓶，一个送往西藏，供于大昭寺，用以掣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等藏地大活佛；另一个在北京，供在雍和宫，用以掣定蒙古、青海及甘肃等地的大活佛。

　　宗喀巴圆寂的日子，现在成了藏族人民的一个传统节日，称为“燃灯节”。每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人们都会将点燃的酥油灯放在窗台上，以纪念宗喀巴大师。

　　今天，藏传佛教不仅是在藏族、蒙古族和汉族中间流行，满族、土家族、裕固族、纳西族、锡伯族、达尔斡族等也有流传。

　　上座部佛教，在公元七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云南地区。到十二世纪以后，逐渐兴盛。因其从南方的佛教传播路线传入中国，所以又称南传佛教。

　　明朝隆庆三年，也就是公元1569年，缅甸的公主嫁到云南，她的陪嫁包括缅甸的巴利三藏与各种佛像。在这以后，景洪、德宏等地建造了一批带有明显缅甸风格的佛寺，云南的上座部佛教也进入了鼎盛时期。现在云南省，除了傣族，还有崩龙族、布朗族、佤族、阿昌族等多个民族信仰上座部佛教。

　　就这样，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不仅深受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在改变着中国文化的格局和艺术创造。

　　宋明理学、道教全真派的出现，都是主动吸收佛教教义、方法，甚至寺院制度，特别是禅宗心法的结果。中国的儒学、道教，从此有了全新的发展，而到明清时期，儒、释、道的三教合流成了全社会的主流思想。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相互融合还为这片山川大地留下了美丽的痕迹，创造了许多崭新的艺术形式。

　　位于新疆库车的克孜尔石窟，大约开凿于公元三世纪；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的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后秦，是保存北朝造像体系最完整的石窟；

　　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以气势雄伟而著称；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以“秀骨清像”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而敦煌的莫高窟，则是一座由建筑、壁画、雕塑组成的综合艺术殿堂，规模之大，举世无双。敦煌学也已成为一门长达一百年之久的国际性学科。

　　“天下名山僧占多”，这句民间的俗语形容地反映了佛教与百姓生活的密切关系。从明代开始，民间素有“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的说法。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忻州地区五台县的东北，那里有像莲花一样盛开的五座山峰，传说是文殊菩萨讲经说法的五顶山。在全盛时期，这里的寺庙多达三百余座。这里融合着汉、藏、满、蒙等各个民族不同流派的佛教信仰，至今，仍然留存着唐代木构建筑大佛光寺。

　　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岛的东侧，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道场。这位拿着净瓶柳枝、一身白衣的美丽菩萨普度众生，最受信众的膜拜。随时随处，凡遇危难，只要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位慈悲的菩萨就会随机化现，前去解救。这里今天已然成为中国乃至日、韩、东南亚等国信徒共同的朝圣之地。

　　峨眉山，位于四川省境内，是普贤菩萨的道场。传说普贤菩萨乘坐六牙白象，随缘应化，普度众生，哪里的众生需要他，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峨眉山最早是中国道士们的修行场所，山上的中峰寺由道观改成佛寺，正是道教和佛教相互融合的历史见证。

　　九华山，在安徽省境内，邻近著名的黄山。这里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缘起于这位新罗僧人“金地藏”的修道故事。“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地藏菩萨的这句誓言，现在成了佛教舍己救人的宣言。

　　“四大名山”，还有历史上其他的名山大寺，一起支撑着中国人的佛教信仰。既有历史上供奉佛指舍利的陕西法门寺、供奉佛牙舍利的北京灵光寺、无锡灵山等著名寺刹，还有大小昭寺、拉卜楞寺等著名的藏传佛寺，以及香港大屿山，台湾地区的法鼓山、中台禅寺、慈济静思堂和佛光山等重要的现代佛教僧团。

　　这条千年菩提路已使佛教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各种民俗、节庆、俗语方言都已渗透了佛教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乃至音乐和茶道，都有一种来自佛教的空灵气韵，禅趣盎然。

　　今天的中国，广袤的名山大川及都市乡村上遍布着大大小小一万多座寺院，二十多万的僧尼以及多得难以统计的在家信徒。佛教，已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印文化深度交流的历史结果，也是世界文明对话的成功典范。

　　中国佛教，历史上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成为这些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黄金纽带。在世界文明史上，这些国家同属于儒家文化圈，而佛教推动了这个文化圈的形成。中国成了佛教的第二故乡。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大语系的佛教在中国和谐共处，穿越传统与现代的隔阂，历经两千多年，传承着智慧与慈悲，一起弘扬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和谐世界，众缘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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