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经》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蕴

六祖坛经 | 作者：王月清 [投稿]

　　论《坛经》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蕴

　　王月清

　　在中国佛教典籍中，《坛经》是绝无仅有的一本称作是“经”的由中国僧人撰述的佛典。它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慧能生平事迹和说法内容的集录，由慧能弟子法海整理成书，成书时间大约于公元713—732年。根据佛教的传统，只有记叙佛祖释迦牟尼的言教的著作才能称之为“经”，佛的弟子及后代佛徒的著作只能称作是“论”，以《坛经》冠名慧能的言教及“六祖革命”后，中国佛教的变革风习，足见《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之高，足见慧能禅宗影响之大。

　　《坛经》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产生出许多不同的版本，近世发现的敦煌本是到目前为止现存的《坛经》的最早版本。后世最为流行的是元代的宗宝本，本文引文均据宗宝本。

　　一

　　《坛经》的基本思想是主张心就是佛，不必到心外去求佛；顿悟即可见性，无需历劫修行，枉受辛苦；人世就是出世，不必到世间外求解脱。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坛经》的基本思想作一概说。

　　第一，“即心即佛”的佛性论。在成佛的根据和可能性问题上，《坛经》主张人人皆有佛性，佛性平等，心性本净。众生与佛的差别仅在于自心(性)迷悟的不同，《坛经》说“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这样，心性的迷悟成为众生成佛的关键，众生与佛的统一，取决于人们当下现实之心。在《坛经》中，慧能提出“即心即佛”的观念，把心与佛等同起来，把抽象的佛性与具体的人心共为一体，把一切众生成佛的根据，化为现实的人心、完整的人格和人性。

　　《坛经》中曾多处阐说“即心即佛”的观点：“听吾说法，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我心自有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即心即佛的佛性论，把人性与佛性统一起来，提高了人们成佛的自信，有利于人们的树立信仰，也有利于吸收更多的信众，来发明白心中被迷障妄念遮蔽的清净佛性，寻找自心的主人翁，找到自性真佛，从而把人们“仰止佛陀”的追寻落实到“完成人格”的切实修行中。这就有力地缩短了众生与佛、人格与神格的距离，把追求个性自由、完善的理想渗透到宗教理论与实践中。

　　第二，“顿悟见性”的修行观。《坛经》倡“即心即佛”，把众生与佛归结于自心，认为佛与众生的区别仅在于自心的“悟”与“迷”。在《坛经》看来，“佛”不在遥远的彼岸世界，而在于个人的心中，“自心”不觉悟，即便整天念经、拜佛、坐禅、行善，都是做无用功。因此，“识心见性”、“明心见性”、“自心”的觉悟是成佛的根本条件，而“顿悟”则是见性成佛的根本方法。

　　《坛经》中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认为只有识心见性、明心见性，才能见佛性本自具足，才能明了自心本来是佛。它认为，“见性”不需要累世的修行，也不需要历尽许多阶段，人们当下的每一念心，都有可能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一悟即至佛地，这就是顿悟见性的修行观。

　　《坛经》说：“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众生与佛之间转换的关键在迷和悟，而迷悟之间的转化就在一念之间、刹那之间。因此，见性之悟，就是顿然之悟、豁然之悟。只要是“悟”，就是“顿”不是“渐”，也不是渐修，所以顿悟见性，见性成佛是不假修习的。

　　《坛经》中还有不少有关顿悟的观点：“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心，一悟即至佛地。”“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

　　慧能《坛经》倡导的顿教法门是南宗禅法的灵魂所在，也是慧能南宗最具特色的革新思想所在。在“顿悟见性”的旗帜下，《坛经》提出了自性自悟、不假修习；禅非坐卧、道由心悟；诸佛妙理、非关文字等振聋发聩的口号，导致了禅门修行实践的彻底变革，使更多人相信凭借自力，在即世间能实现解脱理想。

　　第三，“自性自度”的解脱观。佛门修习的最终目标就是成佛求解脱。“即心即佛”的佛性论，必然导致追求实现解脱理想的自力论；“顿悟见性”的修行观，必然抛弃世间与出世间的分别，即世间求解脱。《坛经》中不离世间自性自度、自在解脱的解脱论就是这样合乎逻辑地展开的。

　　即然相信“即心即佛”，那么解脱的道路就不在“向外求玄”，而在“自心归依自性”、“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找到真正的精神归宿。因此，《坛经》中说；“自性自度，是名真度”、“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归依”。

　　《坛经》中多处透露出对实现自性自度的解脱理想的自信：“此事须从自性中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其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为自心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

　　由于倡导“自性自度”，所以对修学者而言，从此岸到彼岸的舟楫在自身中，从世间的烦恼到出世间的菩提也在自心中，“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样，解脱的理想就在现世烦恼的世间，就在当下现实的生活中，而不在遥远的未来、遥远的西方。

　　《坛经》的自性自度的解脱观与即心即佛的佛性论、顿悟见性的修行观一起，唤起了人们在人伦日用、尘劳烦恼中追寻精神解脱的自信，也养育出禅宗基于现实土壤收获菩提之果的现实品格，使中土禅宗慧灯相传、慧命相续、枝繁叶茂、慧果飘香。

　　第四，“无念为宗”的思维观。《坛经》倡导的是一种注重修行实践的顿教法门，在实践的同时需要佛门的“正见”、“正思维”作指导，基于此，《坛经》在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意义上，贯穿了以般若智慧扫除执著边见的思维方法和原则，我们姑且称之为思维观。

　　《坛经》中的整体思维观是佛门非有非无的中道思想、般若智慧。般若经典是诸佛之母，《坛经》也多处明示《金刚经》、《般若经》的般若智慧是其思维之母。《坛经》一开始就记述慧能卖柴时，忽闻《金刚经》，心即开悟。慧能得法后，在大梵寺说法的首要内容就是说般若波罗蜜法，慧能在《坛经》中这样说：“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修般若波罗蜜行。但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即得见性入般若三昧”。可见，般若思维的建立与阐扬是建立顿教法门的前提和基础。

　　《坛经》中倡导明心见性、自性自度的修习解脱实践的基本思维原则就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离相无念正是般若思想的精髓。无念，即于念而无念，对万物不作分别思考，于一切法不取不舍，不染不著，任运自然，自在解脱；无相，即于相而离相，在与外物接触时不产生任何表象；无住，就是使刹那生灭的每一个意念均不受外物的束缚，对任何事物都不执著。以“无念为宗”建立的顿教法门，实际上就是佛教的不二法门。在《坛经》中，无论是说定慧体一不二，还是说烦恼即是菩提，无论是说常与无常，见与不见、无二无别，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还是说三科三十六对法，说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出没即离两边，都是倡导的扫相破执、不落有无、不染不著、不落两边的中道思想，都意在入不二顿教法门，见不二真如佛性。

　　禅宗离相无念，破相扫执的思维原则与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修行实践，一破一立，破立一体，最终形成追寻“心净则佛土净”的“心”的宗教、人生佛教，也形成“即世间求解脱”的“人间佛教”的品性。

　　因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坛经》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正如谈论儒家思想不可不读《论语》、《孟子》，谈论道家思想不可不读《老子》、《庄子》一样，谈中国佛教，不可不读《坛经》。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考察一下《坛经》的学术价值、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首先，《坛经》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倡导的即心即佛的佛性论、顿悟见性、自性自度的修行解脱观，肇始了以“六祖革命”为标帜的佛教变革。这种变革使人们把寻求解脱的希望落实到自身，落实到当下的心性。一切外在的修行方式、他力的拯救、偶像的崇拜、对佛门义理的繁琐的名相分析，都被一种对自性生命的关怀和体验所代替。“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心的宗教代替了佛祖崇拜，从此，禅门多关心修行者信仰的坚定性和内心的自觉性，多关心在滚滚红尘中内在的解脱知见和生命、心性的豁然开悟，在新的宗教旗帜下，一切被宗教枷锁压抑的个性得到肯定和张扬。一句话，《坛经》倡导的即心即佛、顿悟见性让人们在佛门找到了自己，也启发人们：所谓的成佛，就是去“寻找主人翁”、寻找自性的无价宝藏。

　　这种变革又使佛教进一步面向社会、注重现世，培育出中国佛教的现实品格。《坛经》倡“道由心悟，禅非坐卧”，倡“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就是号召人们立足现世、立足自身，求得觉悟，获得解脱。在这一思想的倡导下，慧能后学注重在行住坐卧中以智慧观照，在搬柴运水中成就佛事，在即世间求得解脱。至《百丈清规》创立，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并作的山林佛教完全以其实践精神、现实品格开创了中国佛教新天地。唐代以后，都市佛教走向衰微，慧能南宗弘扬《坛经》义旨，农禅并作，群居任运，解脱不离世间，使得山林佛教花蘩叶茂，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坛经》倡导的精神，就佛法与人生而言，使中国佛教走向“人生佛教”，就佛法与社会而言，使中国佛教走向“人间佛教”。中国佛教由“既在红尘浪里，又在孤峰顶上”、“土面灰头不染尘，华街柳巷乐天真”的解脱实践，走向近世的“以出世心态干人世事业”、“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太虚大师语)的人间佛教，正是《坛经》正脉传承的结果。

　　唐宋以降，慧能南宗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柳宗元《曹溪大鉴禅师碑》中说：“凡言禅，皆本曹溪”。禅宗的盛演，自然也强化了《坛经》在佛门的历史地位。慧能以后，其门下“一花五叶”，出现“五祖分灯”，五家七宗(沩仰、曹洞、临济、法眼、云门五宗，及临济以下分黄龙、杨歧二系)蔚然风行，各家各派虽有各自独特的禅法和传授方式，但皆以《坛经》为宗经。正如元代禅僧德异所说：“一门深入，五派同源，历遍卢锤，规模广大，原其五家纲要，尽出《坛经》。”

　　其次，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来看，《坛经》是中国化佛教的理论总结，又是佛教中国化的理论结晶。佛教传人中国后，不断吸收中国文化中注重心性、注重人本的思想精华，在心性问题上以独特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发展了印度佛教中蕴含的关注人生的精神。《坛经》的面世，“佛心宗”(禅宗)的创立，正是中国佛教注重心性、关注人生的特征的重要表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为代表的个人修养理论特别重视心性修养。思孟学派主张“存心养性”、“尽心知天”，通过心性修养来体认天道，成贤作圣。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具体的修养过程中，儒家十分强调“反求诸己”的主观内省，强调“日三省吾身”，强调“慎独”等等。

　　，儒家的心性修养理论影响了佛门的修行观。《坛经》中“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主张可以说是儒家心性修养论在佛门的运用。至隋唐以后，中国佛教不像印度佛教那样只注重抽象本体和繁琐的名相分析，而是大谈人性、心性，注重心性解脱。天台宗把能否成佛归结于能否反观心性，到《坛经》成立，中国佛教注重心性的倾向在理论上得到总结。

　　《坛经》认为，人心本来一切具足，人性本来清净，只是由于众生横生妄念，执著外境，所以不识本心，不见自性。如果能灭除妄念、扫离外境，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谓“明心”，就是要洞见此心具万法、自心即是佛的道理，所谓“见性”，即发现自心本具佛性，自性本来是佛。明心见性，就是直指心源，反观寂照，扫除妄念浮云，成就佛道。正如《坛经》所说：“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知见。”

　　我们认为，儒家的“存心养性”和禅门的“明心见性”除了关涉世俗伦理与宗教解脱两种不同的旨趣外，其方法论是相通的。

　　以《坛经》为理论标志的中国佛教在心性问题上大有超出儒家的高明之处。难怪有人明确认为：修身以儒，修心以佛。佛安心，能治骨髓之疾，儒劳心，只治皮肤之疾。

　　《坛经》的心性理论，在“儒门淡?白，收拾不住”的情势下，启发了宋明儒学心性本体论的建立，激发了宋明心性命理之学的勃兴，促成了儒学在宋明的新转机。可以这样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佛教(主要是《坛经》心性理论)弘场了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论传统，宋明心性命理之学的建立，“切己自反”、“发明本心”等修养主张的提倡，是在儒家“收拾不住”的情况下，一次成功的人室操戈、收复失地。

　　作为中国化佛教的理论结晶，《坛经》所代表的禅宗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一方面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上贬斥佛教，一方面又“出入释老几十年”，吸取其思想精华以建立自己的体系。明儒高攀龙说程颢“看得禅书透”，黄百家说朱熹“凡诸子、佛老……无不涉猎而讲究也”，明儒黄绾曾总结性地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

　　从总体上看，陆王心学受《坛经》所代表的禅宗思想的影响比起程朱尤盛。陆九渊承禅宗“心即佛”的理路，倡“心即理”。在修养方法上，以“发明本心”与禅宗的“明心见性”相呼应。《坛经》说“自心是佛”、“自性作佛”、“道由心悟”，陆九渊则倡“切己自反”、“道不外索”。《坛经》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陆九渊则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做个人。”《坛经》倡“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的顿教法门，陆九渊则倡“一是皆是，一明皆明’’的易简功夫。无怪乎朱熹称陆学为“顿悟之禅宗”，说陆子“大抵用禅家宗旨，而外面又假托圣人之言，牵就释意。”

　　与陆九渊一样，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也直接吸收《坛经》的思想精华来建构自己的心学体系。在其学说中，阳明把禅宗的“佛性”改造为“良知”，把《坛经》中的“悟自心”改造为“致良知”，把《坛经》的“顿悟见性”改造为“本体功夫，一悟尽透”。

　　明儒黄绾记载了王阳明曾以《六祖坛经》为教材开导门人之事：“又令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起上乘，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与王阳明同时代的陈建则认为，“阳明一生讲学，只是尊信达摩、慧能，只是欲合三教为一，无他伎俩。”因此，阳明之学被称为“阳明禅”。

　　《传习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如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的这段言说，与慧能在《坛经》中“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话语如出一辙。无怪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王学是“阳儒阴释”，台湾的耕云先生也说阳明是用“儒家的辞汇阐扬禅学”，美国学者杜维明也说王学是“禅宗式的智慧”。

　　再次，《坛经》所代表的禅学思想与中国诗歌、书法、绘画等具体的文化艺术形式相结合，打开了文艺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新天地。无论是以禅入诗，以诗喻禅，还是禅心画境、气韵生动，还是以禅论书、笔墨纵横，都体现了禅的精神对中国艺术的渗透。 -

　　有一则故事颇能说明《坛经》在中国文化艺术中的历史地位：据说有一位叫吕无咎的中国画家在巴黎留学时，因颇通中国画理，大家都很尊重他，视之为中国画理权威。有一位名气颇大、年事已高的印象派画家拿了一本《六祖坛经》请教吕无咎。吕读了半天，不解其意，只好直言相告：不曾学过。老画家大吃——惊说：你们中国有这么好的绘画理论你不学，跑到我们法国来究竟想学什么呢?

　　总的说来，如果没有《坛经》，没有其代表的禅学精神，很难想象中华艺坛会有百花齐放、禅意盎然的无限风光。

　　三

　　《坛经》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还体现在其思想对现代社会和人生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一位著名学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坛经》并不是一本绞尽脑汁的学究之作，而是出自于一位真人的肺腑之言。其中一字一句，都像活泉中所喷出的泉水一样，凡是尝过的人，都会立刻感觉到它清新人骨，都会衷心地体验到它是从佛性中流出的。只有佛才能认识佛，也只有佛才能知道自己心中有佛性，知道一切众生心中都有佛。这道出了《坛经》中蕴含的禅法归趣是要开启人生智慧，唤醒人们通过内心的体验和生命的感悟，获取生活的智慧、生存的智慧，求得自我的超越、心智的安详与平和。

　　现代社会机器的轰鸣与物质的进步，逐渐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与自性的异化，许多人感到在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情境中无法调适自我、无法寻回迷失的自性。因此，充满紧张、焦虑的人们希望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找到使精神家园宁静安详的调节剂。《坛经》所展示的发现自我、树立自信、无拘无缚、自在任运的“解脱知见”、恰似给焦虑与饥渴心态中的人们一份清凉剂，它让人们明白：人人都有清净的佛性，人人都能达到清净佛地。最高的觉悟、最高的自由不是外在的东西，它就体现在现实的人心之中。一旦人们为现实的物欲、外在的事相所迷惑，清净之心就生起妄念浮云，妄念执著便是人生痛苦、焦虑的根源。

　　古谚说心静自然凉，《坛经》说“心平何劳持戒”，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就能显现净心净土，把握自性，顿契佛地。《坛经》劝导人们“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把握自己，用自己的心智打开尘世中为物欲、为争斗、为名声、为爱憎好恶而纠织的心结，在红尘热浪中为焦灼、烦躁的心灵注入生活的灵智，使心灵找到一片清凉的绿荫，达成人与自然的亲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性的复归。

　　总之，《坛经》中的禅思可以帮现代人开启生命的智慧、生活的智慧，以智慧之‘光扫除心灵的染著、束缚、蒙蔽、愚痴、贪欲，回归精神的家园，找到迷失的自我。正如一生致力于把“禅”这一东方智慧介绍给现代西方世界的著名学者铃木大拙所说：“禅就其本质而言，是看入自己生命本性的艺术，它指出从枷锁到自由的道路……我们可以说，禅把储藏于我们之内的所有精力做了适当而自然的解放，这些精力在通常的环境中是被挤压被扭曲的。”

　　通过对《坛经》的思想价值和现代意蕴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以《坛经》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文化典籍的基本特点和基本精神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把印度佛教中蕴含的对人或人生的关注及肯定作了充分的发挥和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元典精神的影响下，形成了其特有的重现实和人生的特点。《坛经》所代表的慧能南宗在充分肯定每个人的真实生命所透露出的生命底蕴与意义的基础上，融解脱理想于当下的现实人生中。近现代复兴的佛教，倡“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倾向，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港兴起的新型佛教文化事业等等，都是《坛经》中所透露出的注重现实人生、心性特点的最好说明。这一特点也正是禅的思想在现代社会和人生中能生发慧光、助照人生寻找自我无价之宝的契机所在。在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大潮中，《坛经》和其他中华文化典籍一样，仍有其感召生命、净化灵智、庄严人类文明家园的慧命和价值。

您可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