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

赵朴初与中国的人间佛教

正澄法师 | [投稿]

正澄法师：赵朴初与中国的人间佛教

一、引　言

　　人间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明确提出，是对佛教人间性回归的强调，是中国佛教适应时代、关注世间、服务社会、纠治传统佛教中“非人间”种种偏弊的郑重宣言。人间佛教的理念中既存在佛教固有的内容，又是佛教根本教理契应时代的具体指向，是印度佛教中国化、入世化倾向的进一步展现；是对大乘佛教的进一步发扬；是对中国本土的人文精神、伦理精神的撷取。它的理论架构与实践体系，既关涉到对佛学整体的准确把握和对佛教传播历史、佛教现状的自觉审视，又关连到所处社会的客观环境、时势走向及人心与佛教关系的深切洞察，涵及面广，内容繁杂。

　　人间佛教在中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讨、实践和弘扬，已经逐渐为海峡两岸众多的佛教徒所普遍认同，并受到社会广泛的赞许，正展现出其蓬勃朝气。在台湾，印顺、星云、圣严、证严等均以自己的方式大力宣扬和践行着人间佛教的理念。在大陆，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赵朴初居士一直是该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以他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国佛教协会的带领下，人间佛教思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得以大力提倡和推行。关于人间佛教理论的研究，在两岸教内外的学者中持续不断，也已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揭示了人间佛教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必由之路，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考察赵朴初居士人间佛教的思想内容和具体实践，谬漏之处，祈诸贤德方家批评指正。

二、人间佛教——近现代中国佛教纠偏除弊的复兴之路

　　（一）佛教本具的人间性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是由出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古印度伟大历史人物释迦牟尼佛创立的，佛陀出生在人间、出家在人间、修道在人间、成佛在人间、说法在人间、最后的涅槃也是在人间。佛陀还告诉我们：“（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佛陀在诸多经典中曾多次提醒我们，六道众生之中，人生最堪以修行办道成就道果。如《长阿含经》中云：

　　佛告比丘：“阎浮提人有三事胜拘耶尼人。何等为三？一者勇猛强记，能造业行；二者勇猛强记，勤修梵行；三者勇猛强记，佛出其土。以此三事……胜弗于逮，……胜郁单曰，……胜饿鬼趣，……胜龙、金翅鸟，……胜阿须伦，……胜四天王，……胜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

　　佛陀还说：“人是福田，能生一切诸善果故……如是一切贤圣道果，皆依于人而能修证。”可见，佛教本来就应该是人间的、人本的，佛教的出世间修证是不离人间的。也就是说，佛教只有立足于人间社会，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才能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才能真正实现其超越人间了脱生死、再回到生死度脱生死的宏伟使命。

　　佛教要保持对真理独到觉悟与体证的特质，才能成其为佛教；而佛教要延续传承，又必须与承载它的时空环境相谐调、必须与它所处的人间社会相适应、必须与它所面对的时代和其时代人们的机宜相契合。这就是佛陀垂化布教最为根本的原则——契理契机。佛陀常常将自己喻为大医王，将契理契机、应机说法比喻为“应病与药”，如他在《维摩诘经》中说：“佛……为大医王，以慧以善救众生病，应病与药令得服行”；在《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说：“诸如来转于*轮，远离四失说相应法，……应病与药令得覆除。”契理应机，总起来说，就是在传法布教时要把握住佛法的根本精神，依据当时当地的国情民情、文化习俗，设计确定弘法的内容、形式、策略、方法，因应时代思潮与时势人心，使佛法为更多的人更好地接纳，而不致于与国情民意、传统习俗和时代思潮相违背而受到抵触和抗拒，并且使得弘法对于该地区该社会而言起到改善人生，促进社会道德、文化、教育、慈善等方面建设的积极效果。

　　（二）近代中国佛教的危机与拯救

　　人类社会在不停地发展进步，时代大潮在持续向前滚滚奔流，世道人心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佛教的弘扬要契理并契机就不能不时刻关注着自己所面对的新情况，如果它冷漠于时代和现实，那么它必将落后于时代、被时代所疏远甚至抛弃。从两汉之交传入中国的佛教，在近二十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成长为中华民族自己的宗教，形成了三大语系并存、大乘八大宗派林立尉为壮观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风习俗水乳交融，俨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是，由于中国佛教长期流传于超稳定的、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其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中，佛教被定位于专务出世，最终导致了即不契理、又不契机，脱离现实、漠视世间、畸重出世间错误倾向的漫延以至成为主流。清朝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衰迈不堪，积弊丛生的中国佛教也随之颓废萎靡。清朝末年，中国佛教严重偏离佛教根本精神、重“死”轻“生”、消极避世的局面，在西方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局面前，在奋发图强、救亡图存、振兴华夏的革命、民主、科学的社会主流思潮面前，更加显示出其极不合拍与羸弱无力；其存在的价值也受到广泛的质疑，以至“庙产兴学”风波的出现；与迅速传播的洋教相比，中国佛教正呈现出奄奄一息的垂亡征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值国势危急的时候，一批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熟知佛学的社会改革者和政治家，慧眼独具，在中国佛教传统中重新翻捡出应有的精神力量作为其政治改良斗争的武器和依托。如康有为著《大同书》，谭嗣同作《仁学》，梁启超撰《论佛教与群治的关系》，章太炎作《告佛子书》、《告白衣书》等等，对大乘佛教大力推崇并作出极具时代特色的阐发。几乎与此同时，佛教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杨仁山、寄禅、文希、虚云、太虚、印光、弘一、圆瑛、欧阳竟无、常惺、曼殊、顾净缘、陈耀智等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德，他们或对中国佛教的积弊进行反省揭批，或力倡尽人之责、热心赈灾、济贫、印经、办佛教刊物、办佛教学校、集会结社等，以各自的行动探索着佛教的改革和复兴方案，佛教的活力被重新释放。太虚大师（1890－1947）是这场佛教革新运动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他先后创中国佛教协进会，创设觉社，创办武昌佛学院，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担任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创设中国佛学会，创办汉藏教理院，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前往日本、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传播佛教，好评如潮，影响巨大。大师视野开阔、学贯中西、思想深邃，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改革和振兴，发表和撰写了大量的佛学及相关文章，内树佛学真义，外融新学思潮，提出了一系列复兴佛教的口号和理论，如教理、教制、教产革命等，号召把佛教从“鬼教”、“死教”中解放出来，重视现世人生，发扬大乘佛教在利他中实现自利的精神，以“五戒十善”为人生的道德基础，并为达成此目标作了人才、制度和物质等保障上的设计。

　　太虚大师1933年10月在汉口商会发表名为《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演讲。他在其中说道：“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就是说，人间佛教必须革除当时的佛教专务死后与鬼神、远离现实的种种弊端，以佛教的智慧来改善人生，造福社会。太虚大师依据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考察两千年来中国佛教发展进程的得失，根据当时佛教的现状和时代发展潮流，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人间佛教的响亮口号。“人间佛教”作为专有名词被大师明确提出后，在二十世纪30、40年代，大师的弟子大醒、慈航等也曾分别在自己主持的刊物中出版过《人间佛教专号》，但在大师生平的演讲和著述中，主要还是使用的“人生佛教”一词，内容时有增添，与后来提倡的人间佛教具有极大的同质性，在根本理念上更是一致的。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取向，诚如邓子美教授所指出的“就个人言是‘人生的’，就社会言是“‘人间的’。”1944年，太虚大师汇总多年来他有关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的言论，并新作了代序及《人生佛教的层次》，编成《人生佛教》一书，系统地阐发了进行人间佛教建设的方式、次第、终极目标，也就是对个人来说由奉行五戒十善开始，渐而四摄六度、信解行证而成佛果；同时每个人都要去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一方面以个人人格影响社会，一方面努力净化社会，达成建设人间净土的目标。综合1922至1946年太虚大师发表的许多演讲和文章，足见他已初步建构起了博大全面、包容性强的人间佛教理论体系，内涵十分丰富，有专家将之归纳为：判教，根源性的依据，入世化的论证，建设人间佛教的出发点、具体方法、步骤、目标，防范佛教入世化难免的偏差等几大要点。

　　虽然，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理想，因为种种原因，在当时没有得以实现，但他人间佛教理论建构的开创性业已为世所公认，对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与走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太虚大师之后的中国佛教正是一步步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台港纷纷兴起的佛教团体与佛教文教事业，都是以紧跟时代、关注人生、造福社会为基本特征而展现出勃勃生机的；中国大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赵朴初居士为会长的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下，人间佛教得到明确的倡导和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正在显示出其越来越大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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