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生财及理财之道

宽运法师 | [投稿]

　　中国人近年在海外对奢侈品的购买力惊人,根据汇丰银行本年初公布最新报告《走遍全球的购物者》,全球近1/3的奢侈品被中国人买走,而在中国人所购买的奢侈品中,2/3的交易在境外完成,包括港澳地区、欧洲、澳洲与美国等。

　　报告指出,因欧元贬值,前往欧洲旅游的成本相对降低,因此预计在未来一段长时间内,欧洲或会成为“中国人赴海外购置奢侈品”的最大受益者。据估算,目前在法国奢侈品销售中,中国游客消费占40%,在意大利和英国占比则分别为35%和25%。报告称,前往巴黎的中国游客旅行开支预算中有80%,即平均1.1万欧元(约合1.3万美元)会用于购物。

　　从以上数据显示的中国人消费数字中,可以反映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已日益改善,国家渐趋富裕,而国人的普遍消费力亦日渐增长,原是可喜的现象,且富裕后消费本无可厚非,但我们不禁生起另一个疑问,就是素以勤俭著称的中国人,为何会变得如此奢侈呢?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与检讨。

一、佛教不反对财富,只反对贪欲

　　随着社会的日渐商业化,金钱自然成为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由于贪欲的萌生与引发,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着如何获取财富,积蓄财富,乃至让财富更加增值。这是现代人之所以烦恼日盛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通常在人们的印象中,佛教讲无欲、无求,应该与此目的完全相悖,况且佛教的修行目的在于追求离俗与解脱,所以并不关心财富的问题。

　　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佛教的主旨是讲求心灵的净化,而相对不重视形式。佛教讲缘起,宇宙万物以及世界的形成,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没有任何一物具有不变的定性,因此事物的好坏往往不在形式,而取决于利用的人以及利用时的心态;同时,佛教面对的是各种不同的众生,有出家僧人,也有在家居士;对象不同,其所教育的方法也就不一样。在金钱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对于出家僧人,佛陀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制定了禁止经商、托钵乞食的规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让佛教的僧团能够保持一定的纯洁性,以利于弘法工作的展开;这种规定在当时古印度,人们普遍敬重、供养各种各样修行人的环境中,可说是非常应机的。

　　到了中国的唐代,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百丈怀海禅师创建农禅制度,不再乞食,虽然一度遭到教界的反对,但毕竟有赖于此,才保全了寺院不依赖社会、自给自足的生存能力,然而经商的活动还是不做。这些规则是针对出家人而定的。

　　而在家弟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解决衣食的问题。同时在家弟子不仅要勉力修持,随缘度众,在佛教的维系中还承担着护法的任务,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财力上对寺庙的护持。所以,佛陀在经中教诫欲受菩萨戒的在家弟子:“菩萨具足二法,能自他庄严,一者福德,二者智慧。”并具体地将“多饶财宝”列入“能自利利他”的八法之第五项。由此可见,即使是古老的印度,佛陀也没有反对在家人积聚财富。那么,以佛教的观念来说,如何才能多饶财宝?为什么多饶财宝会和自利利他联系在一起?又如何利用财宝来自利利他呢?针对这些问在《优婆塞戒经》、《佛说尸迦罗越六节礼经》、《佛说善生子经》等中有相当详尽的阐述。

二、多行布施是多饶财宝的主因

　　依照佛教的因果论,我们今天的财富是来自于过去的修善积福,而这里所修的善业主要是指布施。布施也就是施予、付出;付出了当然也就会有所获得。简单地说:布施大致可分为财施、法施、无畏施三种。

　　财施即施舍一切身外之物;法布施即「无量世中常乐说法,以是因缘,多饶财宝」;无畏施即令众生不害怕、无恐怖、无灾害。这三种布施,可以说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具体地说布施,其可能的活动也就显得十分的繁杂;可以说举手投足之间都可以完成布施的修持。并且布施的对象也极为广泛,甚至对于佛教以外的教派,只要不是向其归依,“一切出家内外诸道,随意供养”,充分体现了佛教广大包容的心怀。正因为如此,佛陀认为布施不是富人的专利,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当然,任何人也就同样可以得到布施的善果。

　　佛陀强调所作的布施应该是净布施,亦即财物为如法得、观财无常而布施;为破烦恼而行施;于福田生欢喜等,若能如是“报逐是人,如犊随母”。这就是佛教如是因,如是果的因果逻辑;种善因得善果,是必然的道理。巧合的是,在近年美国排行榜畅销书《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中,作者要求733位百万富翁对他罗列出的30个成功因素进行选择,最后,这些富翁认定为非常重要的因素所占的百分比依次是:

　　1.真诚地对待所有人

　　2.有良好的教养

　　3.与人们和睦相处

　　4.有配偶的支持

　　5.比多数人更努力地工作

　　这个结果可能和我们原先所预料的不一样:品德和人格被远远地摆在超越智力因素的地位。书中并举例:一位非常出色的推销员在介绍其成功诀窍时提出,根源在于“关心他人的需要”。由此可见,当今最为现实的商业经验,竟然与2500年前佛陀所说的于心地中积累福报的理念不谋而合。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相信,在佛教思想之中,确实仍然有着极为现实的价值,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深入挖掘与开拓。当然,佛陀所说的富饶之义,除了纯粹物质的意义以外,还有心理上的因素,这一点下文将进一步论述。

　　种福以后虽然必能得福,倘若过度消耗,也终有消失殆尽的一天。所以佛教主张人们不仅要不断地培福,而且还要惜福。反观今日现代人日夜奔忙地追求奢侈的物质生活,造成资源浪费,社会道德日渐滑落的现象;佛教培福惜福的观念,实在值得我们借鉴与效法。

三、财富来自于勤劳与敬业

　　佛教一贯提倡劳动,教主释迦牟尼佛就是最好的劳动典范。我们在许多关于佛陀的记述中,都可以看到他亲自扫地,为他人缝衣,乃至照顾谁也不愿意照顾的病人等种种感人事迹。同时因有感于劳动的重要性,佛陀甚至在沙弥威仪中制定了扫地、洗菜等具体而微的工作项目,并对其操作过程、各种功德一一罗列,可见其教导弟子要参与劳动的苦心。这种风范也为后代的高僧大德所继承,例如唐朝百丈怀海禅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而禅学的精髓也恰恰正是体现在日常劳作之中。

　　纵览佛教经典,出家人此和合的群体虽然有超越世间的特殊性,但佛陀对他们仍作了相当的“敬业”要求。他们的越超世间是为了更好地入世间、更好地帮助众生,所以佛陀在多种经籍提到出家人除了自己要好好修行外,必须在教化人心方面尽到一定的责任,包括应供以后必须说法,即“当以五事答布施家”;何谓“五事”?(1)教诲以成其正信;(2)教诲以成其戒行;(3)教诲以成其多闻;(4)教诲以成其布施;(5)教诲以成其智慧。

　　接受“施家”供养的出家人如此,自谋衣食的在家人就更应如此了。何况从佛教因果的角度来看,从因至果,固然丝毫不爽,但其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环,即是缘,也就是说其他的条件;如果没有缘的作用,即使有种种因的种子,也不可能开花结果。所以,缘的成熟很重要。促使布施果报成熟的最重要方法,就是有一个与财富相适应的缘──治生,即从事一定的“事业”。所以佛陀对敬业提出很高的要求:“若求财物、商贾、农作、奉事王者,常当至心如法而作。”“见他作时心生欢喜。”这里的奉事王者,就是指公务人员;学佛之人,在家者不仅不能废事不作,而且必须比不学佛的人做得更好、更积极。

　　当时的印度社会,主要分为执掌教育、宗教的婆罗门阶层,掌握国家政权的刹帝力等,佛陀几乎对世俗各阶层的人都讲解了他们应该如何敬业的方法。

　　比如作为老师;师教弟子亦有五事:“一者当令疾知;二者当令胜他人弟子;三者欲令知不忘;四者诸疑难悉为解说之;五者欲令弟子智慧胜师。”

　　作为国王:“在家菩萨若得自在,为大国王,拥护民庶犹如一子。教离诸恶,修行善法……如法护国。”

　　作为仆人,以事主官大夫为例,也必须做到五点:一者当早起,勿令大夫呼;二者所当作,自用心为之;三者当爱惜大夫物;不得弃捐乞防人;四者大夫当人当送迎之;五者当称誉大夫善,不得说其恶。

　　所以,佛陀提出“治生是在家者必须从事的一大要事”,例如在《优婆塞戒经》中所说的父母对孩子要“教以世事”,就是要让孩子掌握一定的生存之道、谋生之道。所以佛一直要求在家行者要“了知世法及出世法”,他认为出世法──智慧即般若与治生是同一的、一体的,“有智之人所学世法,学中胜。以是因缘,便得财富及大自在。”

　　是故,很多人误以为学佛就是只求自己清静、或只是劝导人舍家修道,而将一些具体的工作抛给所谓的“世俗”之人,事实上并不符合大乘佛教的思想。

四、如何正确地理财

　　那么,既然已经获得了财富,究竟应该如何管理?佛陀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既得财已,如法守护。”(《优婆塞戒经》卷三〈摄取品〉)佛经中对此作了极为详尽的开示,认为家庭财产可以分以下数类:日常开支、投资、应急储备金、以及作慈善事业。

　　经文中是这样说的:若索以得财,当常作四分:一分供衣食,二为本求利;藏一为储时,厄时可救之;为农商养牛,畜羊业有四;次五严治室,第六可娉娶;如是货乃积,日日寻益增;夫财日夜聚,如流归于海;治产求以渐,喻若蜂作蜜。

　　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这段偈颂,不难发现,佛陀为在家居士考虑得非常周到,日常开支和应急储备,是为了解决当前的生活消费问题;投资则从长远处进行考虑。而超越于一般理财观念的,则是其中“参与慈善事业”一项,从因缘果报的理念出发,此项内容的设立,可以说是最为长远性的大“投资”。即可抛开佛教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以财富回报社会也是为人们所认同与提倡的。

　　同时,这里也流露出佛陀对理财投资的深刻认识。首先,他认为财富的积累需要时间的积累,“日日寻增益”,而且要有耐心,不能有暴富的思想,故曰“治产求以渐”,犹如蜂作蜜一样需要日日勤作,才能积少成多。虽然他没有像今天的理财投资专家一样,讲到复利的效应,以及时间在财富积累上发挥的重要因素,但佛陀的思路仍然是非常契合财富积累的特点,只是因为他的教学重点乃在于做人而非财富本身,所以对此有关理财的论述,只是简要地说明而已。

　　同时,他也提出要注意保护财富的另一方面,就是要请人管理时要选好“代理人”,按照世间的常理,“财物不应寄于四处”,这四个不宜处分别为老人、远处、恶人、大力。

　　佛陀的这些理财观念,置之于今日,仍然非常的合理及有效。

五、财富的真正归宿──布施与奉献

　　当然上述所讲的都是世间财的管理方法,佛陀最后仍然回归到他最为关注的问题:心灵。再次重申了他对财富来源的真正看法,亦即布施仁厚才是获得财富的真正的原因,故而他在《善生经》中说:

　　“居积宝货者,当兴为仁义,先学为最胜,次乃为治产。”

　　虽然治产是如此重要的事,但是做人仍然是第一的,生存必须首先有“道”,然后才谈得上讲“术”,仁义的位置远远高于治生的技术,因为在佛教的观念中,财富的真正来源是“仁义”,所以在修布施时,他除了强调物净,更强调要心净:“施时不为生死善果,名称胜他、得色、力、财……不断家法、……惟为庄严菩提故施,为欲调伏众生故施”;同样,有了财富以后,仍然不能忘掉利用财富的真正目的:“菩萨所求多财宝,为欲调伏诸众生故。”

　　同经中,另有一段偈颂:

　　“凡人富有财,当念以利人;与人同财利,布施者升天;得利与人共,在在获所妥;摄世间者,斯为近乐本;夫以恩摄人,如母之为子;善摄护天下,其福数数及;上得处众会,能直利与安;成人之信戒,必使得名闻;意与常耒惰,舍弃悭吝行;摄人以友事,饮食相惠施;往来而又往,如是名不亏;夫能修慎身,斯居家为贤。”

　　在这里,虽然没有详尽的论述,但是从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中心,这里讲述了布施的各种利益,首先是布施者因为布施而获得内心的快乐,因为他看到了财物的无常,同时也从修行的角度感恩乞者: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功德田,是成就菩提大树的根,这种布施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说“无贪之心名为施”,布施的目的是为了对治内心的悭贪,而不应该有个人的企图,故曰此种布施是“义”的行为;其次,布施可以使布施者得到外在环境的和谐,能够得到人们的恭敬、获得名闻,可谓不求名闻而名闻自致,因此“在在获所安”。

　　其次,就是佛教特有的要点:求得来世的福果,即生天。佛教将“天”或“天道”归纳为两大特点:福与善。布施时以“净施则有善,因为不悭吝而自以为有福,是故施者,随有多少,任力施与,除布施外,无有能得人天之乐至无无上乐。”故曰“若多财宝,自在无碍,有良福田,内无信心,不能奉施,亦名贫穷”。

　　在更高的层次而言,佛说布施是可以“成人之信戒”的,可见这里的布施,已不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便。佛教中菩萨有“四摄法”(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布施即为其中之一;正如《法华经》所说:“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作为一种“以欲钩摄之”的方便运用,令对方生起欢喜心,才可以更有效地进行佛教的教育和宗教修行的引导,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佛教经济观是以善为因,最终也回归于善。

　　佛陀虽然教导人们致富,但他认为人的生存目的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应该有所超越并升华,财富在佛教中更是一个利益自己以及他人,尤其是利益心灵的工具。如果单纯停留在物质的层次,将违背佛教的宗旨,同时更容易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结语──事来心始现,事去心随空

　　我国自古有德之士莫不推崇“俭以养德”,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的说法,意思是:节俭,是善行中的大德;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正如宋朝文学家司马光毕生积极奉行、提倡节俭,流传至今的名言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节俭的生活变成奢侈容易,要由奢侈的生活节俭下来就很难了。而且人的福德是有限的、珍贵的,所以更不可以不珍惜。节俭首先就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念,这样才能保持节操,培养德行,成己成人。因此,今天我们富裕的中国人,回顾前人的勤勉创业,艰辛建国,实应有所反省与警剔。

　　最后,我们必须将《善生经》中佛陀所说的一段偈语提出,以作深一层的思考:

　　“事中用则学,不用勿自妨。”这句话虽然十分简单,但其中充满了佛教的般若智慧,表明了佛陀对事业中心态的把握,所以应该加以更好地理解。佛教讲缘起性空,从本质的角度看,缘起即空性,一切皆圆觉,依圆觉而做事,“观夫用事者,明好犹炽火”,即能事事无碍于佛法;因此佛说“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皆为佛事,这是为佛弟子者积蓄财富应有的态度。但性空亦即缘起,缘起之有虽无自性,但仍有其不虚的功用,所以又必须不生贪执,随缘起用,所谓“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菜根谭》);“事来则用,事去心宁”,二者兼备,也就是佛陀所认许的“事中用则学,不用勿自妨”。这种无执、无着的中观智慧,对于我们今日在经济社会中更好地利用佛教的精华思想,既发展经济又不妨碍纯洁心灵的清净,实有充分借鉴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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