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净觉校本

心经 | 作者:网络 [投稿]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净觉校本

  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曾长期流行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影响很大。唐后期以后,慧能创立的南宗迅速风行全国,发展成禅宗的主流,北宗逐渐衰微。与此相应,禅宗的史书、禅法论著,也多是南宗的著述,而北宗的史书文献在进入宋以后渐渐湮没无闻。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日学者从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大量早期禅宗文献,其中关于北宗的史书以唐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杜 的《传法宝纪》二书最为有名,从中可以了解禅宗早期的历史和北宗对禅法的主要主张。

  本文据有关资料对《楞伽师资记》的作者净觉(683-?) 的生平事迹作了考察,并对他所著的《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思想作了分析介绍。所用《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本子是敦煌名士任子宜于1935年在敦煌千佛山之上寺发现的,史学家向达1943年曾目睹并在《西征小记》的文章中向世人介绍过,现保存在敦煌县博物馆中。

  本文对净觉的家世及出家前后师事神秀、慧安、玄赜的经历等作了考证。说净觉在太行山灵泉谷写了《楞伽师资记》,此书是在继承其师玄赜《楞伽人法志》的基础上写的。净觉在此另著有《金刚般若理镜》一卷,久佚。开元十五年 (727) 他应请到金州注释《般若心经》,此即《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笔者在净觉《注般若心经》思想的介绍中,认为他对经文的注释,可看作是他对禅法的理论主张。净觉据般若空思想,对世俗世界及其一切观念、言教作了彻底的否定,认为最高的认识境界是在精神上达到「空无所得」,由此而得超凡入圣的至上智慧。本文又通过分析认为,净觉据中观「不二」法门,主张出世与入世相通,说「生死性即涅盘」,众生可在现实生活中修证成佛。这种主张接近南宗的禅法理论。文后所附《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全文,是以敦煌博物馆所藏抄本 (编号七七) 为底本,参考敦煌文书斯坦因4556号 (藏伦敦大英博物馆) 的照片和日本柳田圣山的校本 (载其《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而校订的)。本文的发表,将为研究禅宗早期历史和思想,提供新的资料。

一、净觉其人其事

  (一)前言

  敦煌县博物馆所藏七七号抄经原是已故敦煌县名士任子宜所有。1943年历史学者向达到敦煌访查古写经时,曾从任子宜处见过这个抄本。他在1950年发表的《西征小记》中对此作了报导,说在这个抄本上有《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直了性坛语》、《南宗顿教量上大乘坛经》及净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原文「般若」上误加「金刚」二字)。(1)净觉《注般若心经》迄今共发现两个抄本。敦煌县博物馆所藏者为第一个抄本。

  1954年,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的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写本微缩胶卷中,发现了净觉《注般若心经》的另一个抄本,编号是斯坦因四五五六。此抄本首缺,字迹也不甚清晰(报导见1958年10月日本《佛教史学》第七之三)。

  向达在任子宜处看到前述抄本时,曾把净觉《注般若心经》抄出。此后,向达的抄本经外国学者抄传到国外,辗转传到日本。柳田圣山以斯坦因本为底本,参照向达手抄本作了校勘,并详加注释,发表在1967年由法藏馆出版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的「资料的校注」之中。可见,敦煌县博物馆所藏净觉《注般若心经》(下称敦博本)在没有正式发表以前,已通过向达的抄本为部份学者所知。但这里所发表的净觉《注般若心经》是笔者的新校本,是以敦博本为底本,既参照了斯坦因原本,又参考了柳田校本而校出的。柳田圣山教授的校勤成果,被充分吸收。

  (二)净觉及其著作

  关于净学的事迹,一般佛教史书无载。从敦煌文书中发现的净觉的另一部著作《楞伽师资记》的自序、这里发表的《注般若心经》前面的李知非的「略序」,以及《全唐文》卷三二七所载王维的《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碑铭并序》三个资料,记载了净觉生平的部分情况。

  净觉,俗姓韦。李知非「略序」说其祖是「道遥公」之后。北周韦 (502~578),京兆杜陵(治今西安市南)人,为北周名将韦孝宽之兄,周明帝赐号「逍遥公」。周武帝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诏韦 辨其优劣。「 以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其□似有深浅,其致理如无等级」,及著《三教序》奏上,帝览而称善(《北史》卷

  (1)此文后收入三联书店1957年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六十四本传)。武则天时任司属卿(宗正卿)的韦思谦,「其先自京兆南徙,家于襄阳」(《旧唐书》卷八十八本传),就是韦 的后裔。其子承庆、嗣立皆在武则天,唐中宗时受到重用。《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载:嗣立与韦庶人宗属疏远,中宗特令编入属籍,由是顾赏尤重。尝于骊山构营别业,中宗亲往幸焉,自制诗序,令从官赋诗,赐绢二千匹。因封嗣立为逍遥公,名其所居为清虚原幽栖谷。

  《通监》卷二百九载:嗣立与周高士韦 同族,赐爵逍遥公。嗣立,皇后之疏属也。

  这里提到的韦庶人即唐中宗的皇后韦氏,因效仿武则天垄断朝政,毒死唐中宗,唐隆元年(710)被临淄王李隆基(后为玄宗)率兵所杀,追贬为庶人。韦承庆、嗣立之子皆见史传,并没有出家为僧者,因此,净觉很可能属于他们的孙辈。王维《碑铭》说净觉是「孝和皇帝庶人之弟」,自然不是亲弟,而原是「宗属疏远」之弟。然而在韦后专权之时,「树用亲党,广纳货赂」,沾亲带故者自不必说,甚至「臧获屠贩之类,累居荣秩」(《旧唐书》卷五十一「韦庶人传」)。净觉正是在这个时候出家为僧的。

  王维《碑铭》说:中宗之时,后宫用事,女谒 盛,主柄潜移。戚里之亲,同分 组,属籍之外,亦绾银黄。况乎天伦,将议封拜,促尚方令铸印(原「尚」作「上」),命尚书使备策。诘朝而五土开国,信宿而驷马朝天。禅师叹曰:昔我大师尚以菩提释位,今我小子欲以恩泽为侯。仁远乎哉,行之即是。裂裳裹足以宵遁,乞食糊口以兼行,入太行山,削发受具,寻某禅师故兰若居焉。

  李知非「略序」说:其禅师年二十三,去神龙元年在怀州太行山稠禅师以杖解虎斗处修道,居此山注《金刚般若理镜》一卷。其灵泉号『般若泉』也。

  看来这两个记载说的是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件事。据此,净觉在唐中宗复位的神龙元年(705)为逃避从韦后封官授爵的恩荣,到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太行山的北齐僧稠(480~560)曾住过的地方出家修道。《续高僧传》卷十六「僧稠传」载,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552)为僧稠在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的南边建云门寺,请他居住。并引《云门象图》的记述,说僧稠「解 虎之斗情,禁稍养之深毒。」可见净觉修道的地方就是属于太行山脉的龙山的云门寺旧址,在今河南安阳县西南的宝山。神龙元年(705)净觉年二十三。可见他生于唐高宗永淳二年(683)。大概从北周逍遥公韦 以来,韦氏家族就信奉佛教。在净觉出家之前,已经奉佛学禅了。据《楞伽师资记·序》(2),记载武则天大足元年(700),净觉在东都洛阳「遇大通和上讳秀,蒙授禅法,开示悟入,似得少分。每呈心地,皆云努力」。四年后,神秀去世。由此可知,净觉在到太行山出家为僧之前,已经从神秀接受北宗禅法。太行山「灵泉」(般若泉,《楞伽师资记》的「太行山灵泉谷」当为同地)距洛阳不远。看来净觉有时也离开此地回到洛阳。《楞伽师资记》自序说:有安州寿山大和上讳赜,俗姓王,太原祁县人也。因高祖作牧,生在云梦之泽,是 州东山忍大师传灯弟子也。……大唐中宗孝和皇帝景龙二年,有□召入西京。便于东都广开禅法。净觉当即归依,一心承事,两京来往参觐,向经十有余年,所呈心地,寻已决了。祖忍大师授记云;安州有一个,即我大和上是也。

  李知非「略序」说:净觉……先是荆州秀大师门人,复是洛洲嵩山禅师足下,又是安州寿山赜大师传灯弟子。古禅训曰:宋太祖时,求那跋陀罗三藏禅师以《楞伽》传灯,起自南天竺国,名曰南宗。次传菩提达磨禅师,次传可禅师,次传粲禅师,次传蕲州东山道信禅师,远近咸称东山法门也。次传忍大师,次传秀禅师、安禅师、赜禅师。此三大师,同一师学,俱忍之弟子也。…… 其赜大师,所持摩纳袈裟、瓶钵、 杖等,并留付嘱净觉禅师。比在两京,广开禅法,王公道俗,归依者无数。弘忍(601~674)的著名弟子有十一个,其中的潞州法如、荆州神秀、安州玄赜、嵩山慧安(老安、道安)、资州智诜及南宗创始人韶州慧能等人最为有名。净觉 (2)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附录资料。此书1967 年由法藏馆出版。

  在景龙二年(708)师事玄赜之前,除从神秀受传禅法,还师事过嵩山慧安。

  慧安(582~709),《宋高僧传》卷十八、《景德传灯录》卷四都有传,另《全唐文》卷三九六有宋儋撰的《嵩山会善寺故大德道安禅师碑铭》。他师事弘忍的时间,《宋高僧传》、和《传灯录》讲是在「贞观(627~649)中」,是不可能的。据《传法宝纪》,道信死于永徽二年(651),弘忍才嗣法传禅。慧安只能在此之后从弘忍学禅,而此时慧安已经七十多岁被人称为老安。此后游历终南山、滑台,久视元年(700)与荆州神秀、安州玄赜,随州玄约一起应武则天之诏请入京。慧安经常住的地方是嵩山少林、会善二寺。在神秀去世时(706),慧安曾回家乡荆州,去过当阳玉泉寺。此年受中宗赐的紫袈裟,并应请入京受供养三年。景龙三年(709)死于会善寺。慧安的禅法虽属北宗,但与神秀有所不同,据《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剑南成都府保唐寺无住的禅派就起源于慧安。原来慧安有一在俗弟子陈楚章(或作璋),授禅法于无住;无住虽又从无相(金和尚)受法,但其禅法与无相有异,主张「教行不拘而灭识」,即不要一切修行仪式,认为「礼忏转读,画佛写经」皆是「妄想」所为;又认为「起心即妄,不论善恶」,「无忆无念即真,忆念即妄」。《历代法宝记》也说陈楚章「说顿教法」。《传灯录》卷四载,坦然、怀让到嵩山参慧安,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答曰:「何不问自己意」,「当观密作用」;当问:「如何是密作用」时,慧安「以目开合示之」。意为应自悟本性。《宋高僧传》卷九「怀让传」说:怀让受慧安启发而南下曹溪师事慧能。看来慧安的禅法比较接近于南宗的顿教禅法。

  关于净觉最钦敬之师玄赜,除前面介绍的资料外,所知甚少。从净觉《楞伽师资记》所引的资料来看,他是在玄赜所撰的《楞伽人法志》的基础上写的。玄赜在《楞伽人法志》中以《楞伽经》为心要,说他是在咸亨元年(670)到双峰山师事弘忍的,「首尾五年」,「蒙示《楞伽》义云;此经唯心证了知,非文疏能解」,又记载弘忍死前说的话:「如吾一生,教人无数,好者并亡。后传吾道者,只可十耳。我与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快,必多利益……」,又对玄赜说:「汝之兼行,善自保爱,吾涅盘后,汝与神秀,当以佛日再晖,心灯重照。」从这些记述,可知玄赜是以与神秀共承弘忍之后自许的。

  净觉在玄赜门下十有余年,即从景龙二年(700)到开元六年(718)以后。在这期间,他除来往于长安、洛阳之外,还曾回到大行山灵泉谷,《楞伽师资记》署名是:「东都沙门释净觉居太行山灵泉谷集」,就是个证明。此书记载:「唐朝荆州玉泉寺大师讳秀,安州寿山寺大师讳赜,洛州嵩山会善寺大师讳安,此三大师,是则天大圣皇后,应天神龙皇帝、太上皇,前后为三主国师也。」按睿宗自尊为「太上皇」是在先天元年至开元四年死为止(712~716),死后才有「睿宗」的庙号。据此,《楞伽师资记》是净觉在这四年之间写于太行山灵泉谷的。

  开元十五年(727),金州司户尹玄度、录事参军郑暹等,「于汉水明珠之郡」,请净觉注释《般若心经》。在这期间,「皇四从伯中散大夫行金州长史」李知非「每亲承妙决谛观奥义」,看来与净觉相处十分亲密。对于李知非「略序」中的这段记述如何理解?

  唐代金州属山南西道,在今陕西南部的汉水流域,治所在西城(今安康)。所谓「汉水明珠之郡」,即指金州,实即治所西城。唐代有时改郡为州,有时改州为郡。柳田圣山以为「汉水明珠之郡」在今「陕西宁羌州沔县之西部」( 1967法藏馆出版《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第二章第六节),又不知其所据。金州有户不到二万,按《旧唐书·职官志》属于「下州」,应有刺史一员,别驾一人,长史一人(正六品上),司马一人,录事参军事一人(正八品上)及司户、司法等各一人(正八品下)。李知非是「皇四从伯」,意为与中宗、睿宗(二人是兄弟)是从兄弟关系,是玄宗的从伯父(排行四),其事迹不见史传。「中散大夫」属正五品上。李知非与金州司户、录事参军是净觉的信徒和供养者。净觉注《般若心经》时年已四十五岁。

  李知非「略序」说玄赜将衣□「并留付嘱净觉禅师」,是否可信?已不可考。这种说法虽为早期禅宗师资传衣说,但不能看成是祖统说。从净觉《楞伽师资记》来看,他虽以神秀、玄赜、慧安「俱承忍禅师后」,实际以神秀为六祖,又以普寂、敬(景)贤、义福、惠福「俱承大通(神秀)和上后」。这与神会的祖统传衣(传「祖传袈裟」,据称是达摩的袈裟)说,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王维的《碑铭》称净觉是「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大安国寺是睿宗舍即位前的旧邸建造的,曾在这里从崇业受菩萨戒(《宋高僧传》卷十四)。净觉何时入住此寺,何时去世,不得其详。

  净觉的著作,迄今只知有三种:(1)《金刚般若理镜注》一卷,已佚。(2)《楞伽师资记》一卷,胡适于1926 年从敦煌遗书中发现三种抄本(斯坦因二0五四、四二七二和伯希和三四三六),交朝鲜人金久经校刊出版,金后又重加校订,收入1934年于沉阳出版的《姜园丛书》之中。日本矢吹庆辉1930年发现第一种,在《鸣沙余韵》(1930年岩波书店出版)中影印介绍,后以此为底本,校之以金氏本,收在《大正藏》第八十五卷之中。以上诸本的序文皆首缺。

  1954年筱原寿雄在《内野台岭先生追悼论文集》中发表了用以上诸本重加校订并作注释的《楞伽师资记校注》。1967年柳田圣山在《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法藏馆版)的书后,所附资料中,吸收以往成果,又利用田中良昭新的发现(伯希和三二九四、三五三七),发表了新校订的《楞伽师资记序》,补上卷首所缺一百六十余字。这部分记述净觉师事神秀、玄赜事□,十分重要。此后,柳田又校勘、日译了此书全文(《初期的禅史ⅰ》,1971年筑摩书房版)。《楞伽师资记》是净觉站在北宗的立场所写的早期禅宗的史书。因重视《楞伽经》对禅法的指导意义,以此经的译者刘宋的求那跋陀罗为初祖,此后是菩提达摩、惠可、僧粲、道信、弘忍和神秀、玄赜、慧安以及普寂、敬贤、义福、惠福,记述八代十三人的详略不同的传记,从所引证看,是直接吸收道宣《续高僧传》和玄赜《楞伽人法志》的资料而写成的。引用经典很多,除《楞伽经》外,尚有《华严》、《般若》、《法华》、《金光明》、《维摩》、《涅盘》、《无量寿》等经及《大智度论》、《中论》等,对传为达摩述的《二入四行论》(《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昙林记》)以及弘忍《修心要论》(未引题目)等也加以引述。在道信章引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竟达全书的五分之二篇幅。本书对研究早期禅宗祖师及北宗的禅法主张有很大参考价值。(3)《注般若波罗蜜心经》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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