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古今中外推崇《金刚经》

金刚经 | 作者:卢志丹 [投稿]

三、帝王推崇《金刚经》

  《金刚经》也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罗什首次携此经进入内地,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前后秦皇帝的发兵邀请。第一个汉文本的诞生也是在后秦皇帝姚兴的“甚见优宠”,甚至直接参与下译出的。

  南朝梁时,昭明太子对《金刚经》进行研究,科判为三十二分,从而出现了至今仍然十分盛行的三十二分本。当时江南有大居士名傅翕,自号“善慧大士”,人称“傅大士”,信佛极为虔诚,精通三教典籍。因其孤傲清高,群臣很是不满,但虔信佛教的梁武帝却力排众议,遣使迎入宫内,请其讲《金刚经》。但大士刚一升座,便挥案一拍,随即下座,梁武帝愕然。宝志和尚告其大士讲经已毕,后来再请讲,大士索板升座,歌四十九颂便去。梁武帝遂题大士此颂于荆州寺四层阁上。《金刚经颂》历史上名气极大,惜后世多有假托附会之处,傅大士原旨颇有湮没。

  太宗对《金刚经》也十分欣赏。据《慈恩传》记载,唐太宗曾专门就《金刚经》译文的完备与否询问过玄奘。玄奘回答说,鸠摩罗什译本就标题看缺少“能断”二字;就内容来看缺少“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摄服其心”三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在两个颂中缺少后一颂;在说明一切有为法性空假有的九喻中缺少三喻。针对这种情况,太宗让玄奘根据带回的梵本重新翻译。玄奘译成后,直接呈奉太宗,太宗立即将新译本发布全国。

  唐玄宗为推行三教并重政策,在各教中选出一部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亲自注释后颂布全国,其于儒教选的是《孝经》,于道教选的是《老子》,于佛教选的就是《金刚经》。他在注序中对《金刚经》的般若义理大加称扬,赞其“皆众妙门,可不美欤!”认为注释此经即可起到“弘奖风教”之作用。该注完成后,立即受到广大僧众的热烈欢迎,连连提出“表请”、“表贺”,文武百官在都城举行隆重的接经仪式,佛寺里也“设斋庆赞”。与此同时,又颁赐天下各馆,精写入藏,以图永恒。现已在北京房山石经中发现了昔日的玄宗释文。这是距京师千里之外的幽州百姓于注经后的七八年内刻就的,由此足见玄宗注释在当时影响之大和流传之广。那时长安青龙寺有一高僧名道氲,深通内外经论,玄宗朝应进士科,一举擢第。出家后奉玄宗敕撰《御注金刚经宣演》3卷,根据玄宗注义而敷宣其意,绎演其文。因假帝威,此作格外盛行,人称“青龙疏”,前往寺内听讲者常有数千人之多,一时间风靡神州。

  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下诏令禅宗太师宗泐、如玘为《金刚经》及《楞伽》、《心经》三经作注,颁行天下。

  明成祖朱棣的《金刚经集注》更为有名,古今盛传不衰。在书中他高度评价《金刚经》说:“是经也,发三乘之奥旨,启万法之玄微,论不空之空,见无相之相,指明虚妄,即梦幻泡影而可知;推极根源,与我人众寿而可见。诚诸佛传心之秘,大乘阐道之宗;而群生明心见性之机括也。”如来所说此经,“大开方便,俾解粘而释缚,咸涤垢以离尘,出生死途,登菩提岸,转痴迷为智慧,去昏暗即光明”  。所以,“是经之功德广矣,大矣。”

四、世俗传诵《金刚经》

  《金刚经》亦备受世俗社会之礼待,尤其是唐宋以后,皇家屡发敕令,颁经于天下,以使万民传诵,永消灾祸。在官方的大力提倡下,《金刚经》几乎成为一般民众的伦理教科书,几乎是无家不有,无人不读,其普及之处,家晓户喻。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善男信女们广泛宣传《金刚经》的神奇效用,《金刚经持验记》、《金刚经灵感录》、《金刚证果》、《金刚灵验》、《金刚果报》及《报应记》、《感应记》等册子大量出现。人们相信,一些久治不愈的痼疾因受持《金刚经》而解除,贫贱之人因受持《金刚经》而升官发财,甚至因为诵经还可以死里逃生,还阳复活,猛兽不伤,罡风不能坏,大水不能没,山崩不能伤,久饿不得死,百矢不能击;还可使哑者复音,盲者复明,求寿得寿,求子得子,迷途还家,为官标率,善根不灭。这些灵验故事大多为增福延寿、排忧解难、往生荐亡等个人福慧内容,同时也有表现降敌防盗、为政清廉、和善爱人等社会生活方面良好愿望的内容。

五、海外广宏《金刚经》

  《金刚经》是印度佛教发展变化的产物,在其产生后的三四百年间,《金刚经》的传播主要在古代印度的范围之内。由于该经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大乘佛教般若思想的核心内容,而这种思想正好顺应了当时的社会,体现了佛教理论体系的逻辑发展并构成整个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所以自其登上佛学舞台后便迅速流传,影响日益扩大。早期,由于大乘佛教被正统佛教视为“非佛所说”,所以,《金刚经》只是在信奉般若经的人群中流传。后来,随着大乘势的增强及其在印度佛教中统治地位的确立,《金刚经》便在广大范围内传播开来。除了口耳相传外,许多人开始为其造颂做论。现存最早的论是公元三四世纪时弥勒所作的《金刚般若经论》。到公元四五世纪时,著名的大乘学者无著、世亲兄弟二人又相继为《金刚经》作释。无著的注释名《金刚般若经论》,此外他还作了颂,名《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颂》。世亲注释有北魏菩提流支汉译的《金刚般若经论》3卷及唐代义净异译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释》3卷(只存汉译本)。该书对其兄的论颂做了进一步的注疏,以“二十七疑”明经义,更具独到之处。论释中认为,《金刚经》共有二十七个主题  ,实际包括了般若的主要思想。此后,金刚仙又造《金刚仙论》,对世亲的《金刚般若论》再做注释。

  除上述瑜伽行派的注疏外,中观系的功德施菩萨也曾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2卷。该论站在大乘中观学派的立场上,用真、俗二谛理论解释《金刚经》,正如论末之颂所言:“我今功德施,为破诸迷取,开于中观门,略述此经义。愿诸众生类,见闻若受持,照真不坏俗,明了心无碍。”(《大正藏》卷25)公元8世纪时,印度著名的中观瑜伽行派学者莲花戒也为《金刚经》做过注,现只存藏文译本。该注将《金刚经》的内容分为十八点加以论述,竭力调和无著的修行阶段论和中观派的解释。

  印度大乘佛教分为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两大体系。上述《金刚经》注释中属两大派者皆有,其中多数为非常著名的大乘学者,这充分说明了该经在印度佛教中的显要地位及流传普及的广泛性。

  《金刚经》梵文本在中国、巴基斯坦、中亚等地都有发现,中国吐鲁番等地并有和阗、粟特等文字的译本出土。

  《金刚经》由印度传入中国后,又由中国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历史上这些地区的《金刚经》一般都是汉文译本,尤其是罗什的译本。日本历史上的许多民间故事均涉及《金刚经》,还曾出现以《金刚经》命名的诗歌。近代以来,随着佛教在欧美各国的传播及西方佛学研究的进展,《金刚经》也传到这些地区。

  《金刚经》传入西方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1837年修弥笃根据藏译首次译成德文,1881年马克斯·缪勒将汉文、日文及藏文译本加以校订,译成英文,收入《东方圣书》第49卷。1957年爱德华·康芝又再次译成英文,收入《罗马东方丛书》第8卷。达尔杜根据梵文并对照中国满文译本,译为法文。

  近年来,国际上的《金刚经》研究也较盛行,其中日本学者的研究最为著名。

  节选自 卢志丹居士《听高僧大德解金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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