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中的人生佛教思想之我见

六祖坛经 | 作者：玄畅 [投稿]

玄畅：《坛经》中的人生佛教思想之我见

　　太虚大师曾称“中国佛学的特质在于禅”。做为一代宗教领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面对中国佛教沉渣泛起。疾重难返的衰危局面，太虚大师高挚“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的大旗，力挽狂澜，为中国佛教适应时代发展，指明了新的出路，带来了新的生机。

　　同样，历史回溯到一千多年以前的盛唐时期，禅门南宗顿教的创始人惠能大师，目睹佛教“相法”隆盛之相背后所隐藏的种种大患，独僻蹊径，开创了以“农禅并举”，“不立文字”……为特色的南宗禅派。大大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使中国佛教在“会昌法难”之后，能够迅速恢复，并能以新的面貌出现于世奠定了基础。

　　展读《坛经》，俯仰可见惠能大师对当时佛教现实的强烈批评色彩和欲对传统佛教革新的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合了当时佛教发展过程中在多方面与国家、社会出现的矛盾。也和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

　　当然如果把《坛经》，包括南宗禅的相关思想和太虚大师的思想，言论进行比较研究，丰富“人生佛教”的思想理论体系，会有很多有意义的课题，做为一代宗师的思想理念之形成与发展，必然会和他的生活背影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本文仅就六祖惠能的生平为主要线索，略窥“坛经”中人生佛教思想之门径。

　　有关惠能的生平，在各种版本的《坛经》（自序品、行品），和唐人的碑铭，如王维《六组能禅师碑铭》中，多有记载，本文不再赘述。

　　惠能所处的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伴随着唐王朝国力逐渐强盛，中国封建社会步入鼎盛阶段，也达到了极盛时期。

　　在惠能时代，僧人数量，寺院规模，寺院经济都迅速膨胀，并达到了空前绝后。高宗时天下寺院4000余所，僧60000余人。（《法苑珠林》卷100）到了中宗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人”。（《资治通鉴》卷二○一）武周时，更是“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数”。（《新唐书》卷一二五）。如她曾命僧怀义作夹大像，据说该像的小指就能容纳数十人。制作期间，日役万人，“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卷二○五）。

　　在如此种种“务取宏博，竞崇瑰丽”。“相法”隆盛之相的背后，对于佛法之教内，教外实大种恶因。

　　佛教之所以能够风行于中国原因之一，就是佛家出世之情操，能够与文人士大夫所崇尚的风骨结合。所以历代都有高僧大德超出尘外，为天子不能臣。如慧远不出虎溪，僧朗幽居金谷等典故。然而到了武周一朝，有奸僧攀附则天，白马寺僧人薛怀义被授为新平道行军总管，封沙门法朗等九人为吴公，创沙门封爵赐紫之始。此前慧远啸傲王侯，玄奘坚守所志之风渐灭。一时“道士亦慕僧家之本利，约佛教而为业”。（《旧唐书》）卷96，《姚崇传》之<遗令诫子孙文>。当时有道士杜，求愿为僧，敕许剃染，入佛授记寺，名玄嶷。因其新出家，位居下位，竟敕赐虚腊三十夏。（《僧史略》卷下，“赐夏腊”条）。武后时，符瑞图谶伪风盛行，致使秘密神异之说风行。道宣律师造《神州三宝感通录》、《道宣律师感通录》。（《大正藏》五十二卷）使佛教蒙上了鬼神化色彩。

　　佛教的精神本是理智与情意异重，它的传播应适合不同社会层次各类民众的要求，才能得到合理、健康的发展。如果背离了这一方向，而成为统治者权贵的专利，为其过分渲染利用，就会对国家、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圣历三年（700年），狄仁杰奏疏：“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侈，画缋尽工”，“无名之僧凡几万，都下检抬已待数千，经典僧伽，盖均冒滥”。长安四年（704），李峤上疏谏造大像，谓“编户贫弱者众，造像钱有一十七万余贯，若广济贫穷，人与一千，可拯救一十七万户饥寒之弊。”景龙二年（708），辛替否谏曰“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竭人之力”，“费人之财”，“夺人之家”，“以取怨于天下”。景天二年（711），辛替否再谏力陈造寺观之害，谓“夺百姓之食以养残凶，剥万人之衣以涂土木”。张廷也指责武则天说“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为塔，极冶之金为像”，以至“天下虚竭，海内劳弊”。……

　　惠能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走入佛门，他有机会看到当时佛教染患的各种流弊，从而可以综合和选择更有利于时代的内容，适合时代的潮流。

　　纵观惠能的生平，和他同时代的其他高僧大德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一生都是和广大普通信众生活在一起，从来没有脱离过劳动人民。早年的惠能，和其他挣扎在社会底层劳苦大众一样，过着艰辛的生活，与老母相依为命，靠卖柴为生，迫于生计终日劳碌。虽然各种版本的坛经都不约而同的提到，惠能不识字，是个文盲，但是不能排除他天赋极佳，卓尔不群，否则，怎么能够“忽见一客读金刚经，惠能一闻，心明便悟”。他是在体味着生活的艰辛与苦难中感悟人生，在社会实践中吸取丰富的社会知识，砺炼人生阅历，一直到他二十二至二十四岁左右，到黄梅参弘忍。

　　弘忍问惠能：“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弘忍遂责惠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獠，若为堪作佛！”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由此可以看出，惠能不畏权威的自信，和对自身为“獠”（劳动人民）的豪迈气慨。这时的惠能思想已趋成熟，对“佛性”的认识初露睨端，后来的“菩提本无树，明境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已是胸有成竹，厚积薄发。

　　惠能得法后，离开弘忍，“杂居上于编人，混农商于劳侣”，隐名埋姓十六年。继续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磨练自己的意志，涵养自己的心性。同时进一步将所袭东山法门禅法和劳动结合，将禅的境界与当下的生活相交溶，使“禅”逐渐走进劳动人民的生活。二十九岁正式出家的惠能，思想已达炉火纯青，完全具备了做为一代宗师的资质与典范。

　　惠能所创立的南宗禅，代表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追求，依靠自力解脱成为南宗门人的理解目标。这不仅体现在南宗禅的禅学理论中，也表现在禅法实践的要求上。一方面破除对佛像、形式等外在权威的崇拜和迷信，强调认识于自色身中存在的清静佛性，“令善知识见自三身佛”。另一方面又将理想融化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真。于一切法无有执著，名一行三昧”。在日常劳动实践中激发自己悟道的灵感。惠能的修行观具体落实在生活中就是“农禅并举”，自食其力，将修行和生活，劳作打成一片，后来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

　　从另一个角度考察，惠能不假外求，自成佛道的解脱论，正好顺应了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特征。在充分肯定现实人生意义的基础上，融理想于当下的人生中，化修行于穿衣吃饭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免菩提，怜如觅兔角”。不假外求，正是自然经济在现实生活中自我满足的精神体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渗透在“自我解脱”之中。不必非要看经学教，不必非要到庙堂上礼佛供养……，少了许多外在形式的束缚。“禅”看似深奥，其实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每天必做的事务中自然可以达到解脱之境。寻求解脱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出家，远离尘嚣离群索居，也不要人们否认现实生活，客意地去守什么“枯木禅”。“生来坐不卧，死后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而是提倡人们应当过一种随缘任远的自然生活。这些特色的形成，不仅使禅宗更加适应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宗教需求，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烈关注现实人生的人文精神的吻合，这就大大地促进了禅宗的中国化进程及其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合了当时的佛教在多方面与国家、社会出现的矛盾。“世间若修道，一切尽不妨，常见自己过，与道即相当”。改变了只有布施，造像才能积功累德，获得福报的观点，改造了信众的传统修行观念。“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解决了出家修行的方式与中国传统伦理不合的矛盾。提倡“农禅并举”的生活方式，解决了寺院经济的来源问题。……这些都与当时教内弥漫的“夺人之家，竭人之力，费人之财”……，背离佛教本质的奢靡之风具有天壤之别。既给教内外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树立了改革的样板，也为佛教顺应时代潮流，走健康、积极、向上，真正做到“利乐人天，绕益有情”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我们总结惠能的宗教思想，可以说走的是一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道路。而做为南宗禅的同时代产物？quot;北宗禅“的代表人物，惠能的师兄神秀，却积极投入了当朝统治者的怀抱，成为”两京法王，三帝国师“显赫一时。北宗禅由于依附皇帝的庇护，得到官方支持，在北方地区一度势力大，信从多。在武则天的带动下，当时京城王公、士庶、闻风谒见神秀的日以万计。许是厌倦了表面浮华掩盖下的政治漩涡，神秀入宫后多次要求离宫还山，都未偿如愿。中宗皇帝搪塞说：”师欲归本州者不须，幸副翘仰之怀，勿滞榆之恋“。不久，神秀在浴阳去世，临终留有”屈曲直“三字遗嘱。这也应验了弘忍大师之言：”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亦如《普览行愿品》中所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渍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待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若无从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这里所言的”众生“应当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指的是群众基础。佛教历来不是封建统治者和僧侣贵族的垄断特权，只有深入扎根于群众基础当中，发？quot;人溺己溺，慈悲济世，拨苦与乐……”的宗教情怀，才是佛教在任何时代都能兴旺发达的本质所在。北宗禅只是在北方社会兴盛了几十年，“会昌法难”后逐渐衰弱。其他如天台，华严诸宗，由于寺院和寺院经济被毁，经论散夫，也都从此一蹶不振。只有惠能创立的南宗禅，融入民间，“农禅并举”经济自给自足，不依赖统治者支持，不依赖经典文字，不依赖都市生存，在社会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并得到越来越多的信众。

　　南宗禅的出现使佛教挣脱形式外相的束缚，破除迷信，从神坛走向凡尘……，使信仰成为一种质朴、简单的事，中国佛教开始寻找到了新的出路，出现了民间化的倾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正如毛泽东所说？quot;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时期六组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无独有偶，一千多年以后，高挚”人间佛教“旗帜，意欲重拯僧伽制度，挽救佛教衰微局面的太虚大师说：”佛教本是释尊教导我们怎样成就佛道。人间佛教的定义，只是为了说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山林寺院里去做和尚。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至此，我们再回过头来对照一下《坛经》中，六祖惠能大师的言教，真？quot;唯师与我，志趣相当，千年万里，不隔毫芒”。

您可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