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学编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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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理评

　　程子曰：“邢明叔明辨有才气，其于世务练习，盖美才也。晚溺于佛，所谓‘日月至焉而已’者，岂不惜哉！”朱子云：“程子死后，其高弟皆流于禅。”岂知程子在时已如此乎！盖吾儒起手便与禅异者，正在彻始彻终总是体用一致耳。故童子便令学乐舞勺。夫勺之义大矣，岂童子所宜歌！圣人若曰，自洒扫应对以至参赞化育，固无高奇理，亦无卑琐事。故上智如颜、贡，自幼为之，不厌其浅而叛道；粗疏如陈亢，终身习之，亦不至畏其难而废学。今明叔才气明辩，练达世务，诚为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艺为教，初时既不能令明叔认取其练习世务莫非心性，后又无由进于位育实具，不见儒道结果。回视所长者不足恋，前望所求者无所得，便觉无意味，无来由，乌得不莫之御而入于禅也！犹吾所谓明帝之好佛，非明帝之罪，而李躬、桓荣之罪也。

　　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论诸贤不能纯仁分寸也。当时曾子、子贡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

　　明道谓谢显道曰：“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故其学，心与口不相应。盍若行之！”请问焉。曰：“且静坐。”

　　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因先生只说话，故弟子只学说话，心口且不相应，况身乎，况家国天下乎！措之事业，其不相应者多矣。吾尝谈天道、性命，若无甚扞格，一着手算九九数辄差。王子讲冠礼若甚易，一习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责及门不行，彼既请问，正好教之习礼习乐，却只云“且静坐”。二程亦复如是，噫！虽曰不禅，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龟山天资夷旷，济以问学，充养有道，德器早成。积于中者纯粹而宏深，见于外者简易而平淡。闲居和乐，色笑可亲；临事裁处，不动声色。与之游者，虽群居终日，嗒然不语，饮人以和，而鄙吝之态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说，发明中庸、大学之道。有欲知方者，为指其攸趋，无所隐也。当时公、卿、大夫之贤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养深远，烛理甚明，混迹同尘，知之者鲜。行年八十，志气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向意儒学，日新圣德，延礼此老，置之经筵，朝夕咨访，裨补必多。至如裁决危疑，经理世务，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无论其他，只“积于中者纯粹而宏深”一语，非大贤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纯粹与否，宏深与否，非仆所知。然朱子则已讥其入于禅矣，禅则必不能纯粹宏深，纯粹宏深则必不禅也。至混迹同尘气象，五经、论、孟中未之见。非孟子所谓同流合污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旷、简易、平淡、和乐、可亲诸语，恐或皆孟子所状乡原光景也。

　　陈氏渊曰：“伊川自涪归，见学者凋落，多从佛教，独龟山先生与谢丈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异端矣！惟有杨、谢二君长进。’”尝观孔子殁，弟子如丧父母，哀恸无以加矣；又为之备礼营葬，送终无以加矣；又皆庐其墓三年，惓恋无以加矣；余情复见于同门友之不忍离，相向而哭皆失声。其师弟情之笃而义之重，盖如此也。迄后有宋程、朱两门，以师弟着于乾坤，不惟自任以为真继孔子之统，虽当时及门亦以为今之孔子矣，后世景仰亦谓庶几孔门师弟矣。而其殁也，不过一祭一赞，他无闻焉。仆存此疑于心久矣，亦谓生荣死哀之状必别有记载，寡陋未之见耳。殊不意伊川生时，及门已如此其相负也！涪之别也，日月几何，而遽学者凋落，相率而从于佛也！又孰知所称杨、谢不变者，下梢亦流于禅也！然则真承程子之统者谁也？非因二程失古圣教人成法，空言相结之不固，不如实学之相交者深乎！抑程门弟子之从佛，或亦其师夙昔之为教者去佛不远也。程子辟佛之言曰：“弥近理而大乱真。”愚以为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试观佛氏立教，与吾儒之理，远若天渊，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适燕适越之异其辕，安在其弥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于此徒叹学者之流于异端，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亦欠自反矣。

　　问：“龟山晚年出，是不可晓。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无大建白。”朱子曰：“以今观之，则可以追咎当时无大建白。若自己处之，不知当时所当建白者何事。”或云：“不过择将相为急。”曰：“也只好说择将相固是急，然不知当时有甚人可做。当时将只说种师道，相只说李伯纪，然固皆尝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必见听，据当时事势亦无可为者，不知有大圣贤之材何如耳。”当时所称大儒如龟山者，既自无将相材，又无所保举。异世后追论，亦无可信之人，不过种、李二公而已。然则周、程、张、邵棺木尚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谈天说性，讲学着书，而不可为将相之圣贤乎！或言“择将相为急”，何不曰“当时龟山便是好将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说择将相”，盖身分亦有所不容诬也。噫！儒者不能将，不能相，只会择将相，将相皆令何人做乎？末又云“当时事势亦无可为者，不知有大圣贤之材何如耳”。是明将经济时势让与圣贤做，尚得谓之道学乎？至于李公字行，种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轻武不自觉处。其遗风至今日，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独不观孔门无事之时，弓矢、剑佩不去于身也，武舞干戚不离于学也！身为司寇，堕三都，会夹谷，无不尚武事也。子路战于卫，冉、樊战于齐，其余诸贤气象皆可想也。学丧道晦，至此甚矣！孔门实学，亦可以复矣！

　　问：“龟山当时何意出来？”曰：“龟山做人也苟且，是时未免禄仕，故乱就之”云云。问：“或者疑龟山为无补于世，徒尔纷纷，或以为大贤出处不可以此议，如何？”曰：“龟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后人又何曾梦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极好。”余尝谓宋儒是理学之时文也。看朱子前面说“龟山做人苟且，未免禄仕，故乱就之”，此三语抑杨氏于乡党自好者以下矣。后面或人说“大贤出处不可议”，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极好”；又何遽推之以圣人哉？盖讲学先生只好说体面话，非如三代圣贤，一身之出处，一言之抑扬，皆有定见。龟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处堂，全不见汴京亡，徽、钦虏；直待梁折栋焚而后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论龟山，正如戏局断狱，亦不管圣贤成法，只是随口臧否。驳倒龟山以伸吾识，可也；救出龟山以全讲学体面，亦可也。

　　上蔡为人英果明决，强力不倦，克己复礼，日有课程。所着论语说及门人所记遗语，行于世。要推尊上蔡，便言其“克己复礼，日有课程”。后面要说程门诸人见皆不亲切之故，又言是“无头无尾，不曾尽心”，毋乃自相矛盾乎？此处殊令人疑。

　　上蔡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最得明道教人之纲领。朱子称“上蔡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最得明道教人纲领”，仆以为此四字正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误者也。何也？“穷理居敬”四字，以文观之甚美，以实考之，则以读书为穷理功力，以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妙，以讲解着述为穷理事业，俨然静坐为居敬容貌，主一无适为居敬工夫，舒徐安重为居敬作用。观世人之醉生梦死，奔忙放荡者，诚可谓大儒气象矣；但观之孔门，则以读书为致知中之一事。且书亦非徒占毕读之也，曰“为周南召南”，曰“学诗”、“学礼”，曰“学易”、“执礼”，是读之而即行之也。曰“博学于文”，盖诗、书六艺以及兵农、水火在天地间灿着者，皆文也，皆所当学之也。曰“约之以礼”，盖冠婚、丧祭、宗庙、会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饮食，莫不有礼也，莫非约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熟之至，是谓“穷理”；凡事必求谨慎之周，是谓“居敬”。上蔡虽贤，恐其未得此纲领也。不然，岂有“居敬穷理”之人而流入于禅者哉！

　　明道以上蔡诵读多记为玩物丧志，盖谓其意不是理会道理，只是夸多斗靡为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则意思自别。此正为己为人之分。谢良佐记问甚博，明道谓之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良佐身汗面赤。明道曰：“此便是恻隐之心。”可见大程学教犹不靠定书本。仆掀阅至此，悚然起敬，以为此正明道优于伊川、紫阳处，又未尝不爱谢公之有志也。使朱子读此亦为之汗身赤面则善矣；乃曲为之说，谓渠是夸多斗靡，不是理会道理，又引程子看史事证之，总是不欲说坏记诵一道，恐于己读尽天下书之志有妨也。不知道理不专在书本上理会；贪记许多以求理会道理，便会丧志，不得以程子看史一字不差相混也。

　　问：“上蔡说横渠以礼教人，其门人下梢头低，只溺于刑名、度数之间，行得来因无所见处，如何？”曰：“观上蔡说得偏了，这都看不得礼之大体，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说横渠之非，以为欲得正容谨节，这是自好，如何废这个得！如专去理会刑名、度数固不得，又全废了这个也不得。”宋儒胡子外，惟横渠之志行井田，教人以礼，为得孔、孟正宗。谢氏偏与说坏，讥“其门人下梢头低，溺于刑名、度数”，以为横渠以礼教人之流弊。然则教人不当以礼乎？谢氏之入禅，于此可见。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杨、谢诸公者，于此可想矣。玩“行得来因无所见”一语，横渠之教法真可钦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此圣贤百世不易之成法也。虽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见；功候未到，即强使有所见，亦无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道者，众也。”此固叹知道之少，而吾正于此服周公、孔子流泽之远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后世有贤如孟子者得由行习而着察，即愚不肖者亦相与行习于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谓“行而世为天下法”，历八百年而犹在，几百余年而未衰。此周公、孔子之下梢头原如是其低也，而其上梢头亦未尝高。制礼作乐，遵行遍天下，而周公之心，虽亲贤之召公不尽知也。博文约礼，服习遍三千，而一贯之秘，虽聪颖之端木未之闻也。相随半生，尚以“多学而识”认夫子，然则未闻性道之前，端木子与三千人不同以文礼为道乎？则横渠之门人，即使皆认刑名、度数为道，何害也！朱子既见谢氏之偏而知横渠之是，即宜考古稽今，与门人讲而习之，使人按节文，家行典礼，乃其所也。奈何尽力诵读着述，耽延岁月！迨老而好礼，又只要着家礼一书，屡易稿始成，其后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没，其门人杨氏固尝代为致憾矣。考其实，及门诸公不知式型与否，而朱子家祠丧礼已多行之未当，失周公、孔子之遗意者矣。岂非言易而行难哉！

　　尹彦明见伊川后，半年方得大学、西铭看。此意思好，也有病。盖且养他气质，淘潠去了那许多不好底意思，如学记所谓“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盖天下有多少书，若半年间都不教他看一字，几时读得天下许多书？所以彦明终竟后来工夫少了。伊川虽失孔子学教成法，犹知不可遽语人以高深，犹知不全靠书册，故迟半年方与门人大学、西铭看。至朱子则必欲人读天下许多书，是将道全看在书上，将学全看在读上，其学教之法又不逮伊川矣。吾谓大学可即与看，若西铭，虽姿性聪敏者，再迟数年与看，未为晚也。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师则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也。”因言：“学者只守得某言语，已自不易；少间又自转移了。”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凄然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夫周、孔以六艺教人，载在经传，子罕言仁、命，不语神，性道不可得闻，予欲无言，博文约礼等语，出之孔子之言及诸贤所记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见也。专肆力于讲读，发明性命，闲心静敬，着述书史。伊川明见其及门皆入于禅而不悟，和靖自觉其无益于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语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见哉！至于朱子追述，似有憾于和靖而亦不悟也。然则吾道之不行，岂非气数使之乎！

　　问：“伊川门人如此其众，后来更无一人见得亲切。或云游、杨亦不久亲炙。”曰：“也是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得透。如邵康节从头到尾，极终身之力而后得之，虽其不能无偏，然就他这道理，所谓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资禀便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这所学，自是合下直到，所以有成。某看来，这道理若不是拚生尽死去理会，终不得解。”伊川门人甚众，后更无一人见之亲切，非因伊川所教诸人所学俱失孔子实学之故乎！朱子乃云“是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试观游、杨、谢、尹诸公，果是“无头无尾，不曾尽心”者乎？又云“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透；康节极终身之力而后有得；茂叔亦去仕宦，只他资禀高，合下直到”；然则必欲人不仕宦，不作事，终身只在书室中，方可得道乎？

　　与叔文集，煞有好处，他文字极是实；说得好处，如千兵万马，饱腾伉壮。上蔡虽有过当处，亦自是说得透。龟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会得易。游、杨、谢诸公当时已与其师不相似，却似别一家。谢氏发明得较精彩，然多不稳贴。和靖语却实，然意短，不似谢氏发越。龟山语录与自作文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说如此，后面又都反了，缘他只依傍语句去，皆不透。龟山年高，与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纲立得脚来健，多有处说得好又切，若有寿，必然进。游定夫学无人传，无语录。如何只论人文字言语长短，语录有无，非失圣门学宗，不实用功于明亲，故无实事可称举乎？今有人议诸先生专在文字言语用功，或云只在言语文字论人品，必至群相哗之曰，“彼大儒，不止是也。”乃考其实则竟如此！较欧、苏诸公，但多讲论性道之语，内地静敬之功耳。试想三代前君臣奖赞，师弟叙述，或后人论断前圣贤，曾有此口吻比例否？噫！恐不啻冰玉之相悬也！

　　上蔡之学，初见其无碍，甚喜之。后细观之，终不离禅的见解。予于程朱、陆王两派学宗正如是。

　　龟山未见伊川时，先看庄、列等文字。后来虽见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觉时发出来。游定夫尤甚，罗仲素时复亦有此意。圣人教人六艺，正使之习熟天理。不然，虽谆谆说与无限道理，至吃紧处依旧发出习惯俗杂念头。

　　一日，论伊川门人，云“多流入释、老”。陈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龟山辈不如此。”曰：“只论语序便可见。”朱子论游、杨入释、老处不知何指，但既废尧、舜，周、孔六府、六艺之学，则其所谓不入释、老者又果何指也！仆尝论汉人不识儒，如万石君家法，真三代遗风，不以儒目之；则其所谓儒，只是训诂辞华之流耳。今观朱门师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为游、杨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仔细。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们只目?卓见上截，少下面着实功夫，故流弊至此。仆意朱子未觉程门教法之失，既觉而复蹈之，何也？倘因此便返于实学，岂非吾道之幸哉！“下面着实功夫”，是何物乎？将谓是静敬乎？程门诸子固已力行之矣。将谓是礼、乐、射、御、书、数之属乎？朱子已云补填难，姑不为之矣。将谓是庸德庸言乎？恐礼、乐、射、御、书、数所以尽子、臣、弟、友之职者既不为，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考其与及门日征月迈者，则惟训解经传，纂修书史，死生以之。或其所谓“下面着实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学”也。

　　韩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说甚好。看来资质定了，其为学也只就他资质所尚处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学者贵公听并观，求一个是当处，不贵徒执己自用。今观孔门诸子，只除颜、曾之外，其他说话便皆有病。平日讲学主变化气质，此处却云，“其为学也只就资质所尚处添些小好而已。”盖诸先生认气质有恶，不得不说变化，此处要说诸贤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说“气质已定，只添些小好”。且下云“学贵公听并观，求一个是当”，如果有此妙法，而诸贤徒执己见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为之一指点也，何朱先生之大智而圣门师弟之大愚乎？则朱子所见之道与所为之学、所行之教，与圣门别是一家，明矣！至于求诸贤之短，又何不着实体验诸贤之造诣何如，吾辈较之何如，乃只论其说话有病无病乎？仆谓不惟七十子之品诣非可轻议，便是二千九百余人，既经圣人陶镕，亦不易言也。自战国横议后，重以秦人之焚坑，汉儒之训诂，魏、晋之清谈，历代之佛、老，宋、元之讲读，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于世矣。吾尝谓孔子如太阳当空，不惟散宿众星不显其光，即明月五星亦不出色，若当下旬之夜，一行星炯照，四国仰之如太阳然矣。故孔子奠楹后，群推有子为圣人，西河又推卜子为圣人。当时七十子身通六艺，日月至仁，倘有一人出于后世，皆足倡学一代，使人望为圣人，非周、程以下诸先生所可比也。近法干王子有言：“后儒稍有不纯，议庙典者动言黜退。圣门如冉求之聚敛，宰予之短丧，何可从祀？”予曰：“贤弟未之思耳。冉有固有亏欠处，其学却实。如此案即缺一角，仍是有用之巨器，岂可舍也！故圣门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语之列，不比后人虚言标榜，书本上见完全也。”王子曰：“然。”

　　延平李氏曰：“罗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洁；充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极其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又是一圣人！宋固多圣人乎？

　　陈氏协曰：“先生可谓有德有言之隐君子矣！李公侗传其学。公殁之后，既无子孙，及其遗言不多见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刘允济始加搜访，得公所着遵尧录八卷，进之于朝。其书四万言，大要谓艺祖开基，列圣继统，若舜、禹遵尧而不变。至元丰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创为功利之图，浸致边疆之侮。是其畎亩不忘君之心，岂若沮、溺辈索隐行怪之比耶！”元佑、元丰之狱，迄无公论。要之荆公之欲强宋本是，而术未尽善。苟安者竞为敌，洪水罔绩，遂咎崇伯。然使即任濂、洛群哲，恐亦如四岳群牧无如洪水何，未是神禹也。

　　周氏坦曰：“观先生在罗浮山静坐三年，所以穷天地万物之理，切实若此。”原来是用此功，岂不令孔子哀之乎！但凡从静坐读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便如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

　　朱子曰：“李延平先生屏居山里，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箪瓢屡空，怡然自得。”试观孔子前有“谢绝世故”之道学乎？

　　先生从罗仲素学，讲读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而求所谓中者。若是者盖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昔孔门固有讲诵，乃诵其所学，讲其所学。如诵三代之礼、讲三代之礼以学礼，诵乐章，讲乐器、乐音、乐理以学乐，未有专以讲诵为学者。至于危坐终日以验未发气象为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圣百王所未闻也。今宋家诸先生，讲读之余，继以静坐，更无别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噫！果天下之大本耶，果天下之理无不自是出耶？何孔门师弟之多事耶！

　　先生资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纯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无可否。及其应酬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纯备，学术通明，求之当时，殆绝伦比。然不求知于世，而亦未尝轻以语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学者亦莫之识，是以进不获行于时，退未及传之于后。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乐者于畎亩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将至。盖所谓“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几焉！合二段观之，则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闻恶而信，闻善而疑者，小人也；仆即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数百年而后出一大圣，不过数人辅翼之。若尧、舜之得禹、皋，孔子之得颜、曾，直如彼其难，而出必为天地建平成之业，处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断无有圣人而空生之者。况秦、汉后千余年间，气数乖薄，求如仲弓、子路之辈不可多得，何独以偏缺微弱，兄于契丹，臣于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而乃前有数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玺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而乃如此乎？噫！

　　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驰马数里而归。后来养成徐缓，虽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也。问：“先生如何养？”曰：“先生只是潜养思索。他涵养得自是别，真所谓‘不为事物所胜’者。”孔子但遇可悯可敬，便勃然变色；忽而久，忽而速，似为事物所胜，乃是圣人。释氏父子兄弟亦不动心，可谓“不为事物所胜”，却是异端。

　　古人云“终日无疾言遽色”，他真个是如此。寻常人叫一人，一二声不至，则声必厉；先生叫之不至，不加于前也。寻常人去近处必徐行，出远处必行稍急；先生出近处也如此，出远处亦只如此。又如坐处壁间有字，某每尝亦须起头一看；若先生则不然，方其坐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则必起就壁下看之。其不为事物所胜，大率如此。行远不加急；叫人不至，声不加大；坐处有字，必不坐看；天地间岂有此理乎！莫谓“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之孔子不如此，虽伯夷、柳下惠亦断非如此气象。

　　先生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只“不作费力事”五字，不惟赞延平，将有宋一代大儒皆状出矣。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试观吾夫子生知安行之圣，自儿童嬉戏时即习俎豆、升降，稍长即多能鄙事，既成师望，与诸弟子揖让进退，鼓瑟，习歌，羽龠、干戚、弓矢、会计，一切涵养心性、经济生民者，盖无所不为也。及其周游列国，席不暇暖而辄迁，其作费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为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艺，吐餔握发以接士，制礼作乐以教民，其一生作费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当国钧，开八百之祚于宗周，其人材至末流，犹堪为五霸之用。虽为布衣，布散三千人于天下，维二百年之国脉，其士风之塌坏，犹足供七雄之用。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气”，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辅世泽民，参赞化育故也。若夫讲读着述以明理，静坐主敬以养性，不肯作一费力事，虽曰口谈仁义，称述孔、孟，其与释、老之相去也者几何！

　　先生厅屋书室，整齐潇洒，安物皆有常处。其制行不异于人。亦尝为任希纯教授延入学作职事，居常无甚异同，颓如也。真得龟山法门。当斯世而身任教授，焉得无甚异同乎，又焉得以“颓如也”为德容乎？其与龟山之混迹同尘，一矣。宜朱子称为“真得龟山法门”也。

　　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曰：“这处是旧日下的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功夫处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是有个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静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看朱子前日所言，丝毫未稳，皆不难自驳倒。若有人以不肖性辨及孔子教法进，必豁然改悟。恨吾生也晚，不获及门矣！静极生觉，是释氏所谓至精至妙者，而其实洞照万象处皆是镜花水月，只可虚中玩弄光景，若以之照临折戴则不得也。吾闻一管姓者，与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学仙于泰山中，止语三年。汪之离家十七年，其子往觅之，管能预知，以手画字曰：“汪师今日有子来。”既而果然。未几，其兄呼还，则与乡人同也。吾游北京，遇一僧敬轩，不识字，坐禅数月，能作诗，既而出关，则仍一无知人也。盖镜中花，水中月，去镜水则花月无有也。即使其静功绵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虚幻愈深，正如人终日不离镜水，玩弄其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与于吾性广大高明之体哉！故予论明亲有云：“明而未亲，即谓之明，非大学之明也。”盖无用之体，不惟无真用，并非真体也。有宋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静极有觉为孔子学宗，则断不敢随声相和也。

　　问：“延平先生何故验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而求所谓中？”曰：“只是要见气象。”陈后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见未发气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问：“此与杨氏于未发前体验者，异同何如？”曰：“这个亦有些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若观时恁着意看，便是已发。”问：“此体验是着意观，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观观之。”观此及前节，则宋儒之不为禅者鲜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乱孔、孟之真者”。愚谓充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乱孔、孟之似耳。

　　某旧见先生时，说得无限道理，也曾去学禅。先生云：“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却又理会不得？道亦无奇妙，只在日用间着实用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后来方晓得他说，故今日不至无理会耳。原来朱子亦曾学禅，宜其濯洗不净者，自贻伊戚矣！延平谓之曰，“汝悬空理会许多，而前却理会不得。”理会面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无理会，以今观之，日用间还欠理会。盖二先生之所谓“面前事”，较释氏之悬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见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先生之告朱先生也。

　　猗欤先生，果自得师。身世两忘，惟道是资。精义造约，穷深极微，冻解冰释，发于天机。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风霆之变，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伦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贯之，其外无余；缕析毫差，其分则殊。体用浑全，隐显昭融，万变并酬，浮云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诚明，清通和乐，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优哉游哉，卒岁以嬉。前资禀劲特二段已极推崇，此祭文中写状，尤极酣浓不遗余力，延平虽贤，恐未能当之。昔吾寄书于友人任熙宇，因其长刀笔事，内有“萧、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二语，任答书云：“凡誉人失实，即是自己离道。仆之驽下，轻诬以萧、曹，即道兄须臾之离道。”予当时读至此，悚然若魂飞，惊愧无地，自谓与任老相交，得力于此书者不浅也。朱子何其见游、杨诸公之明而推其师之侈也！抑笃服之切，不觉其过情欤？乃于静坐之说，亦明不以为然，又可疑也。

　　朱子曰：“胡文定曰：‘岂有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此语好。”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多矣，有宋诸先生便谓还是见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此孔子之学与程、朱之学所由分也。二论、家语中明明记载，岂可混哉！

　　存学编卷三

　　性理评

　　延平谓朱子曰：“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须从源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从源头体认”，宋儒之误也；故讲说多而践履少，经济事业则更少。若宗孔子“下学而上达”，则反是矣。

　　“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功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朱子虽逃禅归儒，惜当时指其差误犹有未尽处。只以补填礼、乐、射、御、书、数为难，谓待理会道理通透，诚意正心后，方理会此等，便是差误。夫艺学，古人自八岁后即习行，反以为难，道理通透，诚意正心，乃大学之纯功，反以为易而先之，斯不亦颠倒矣乎！况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断无真通透、真诚正之理。即使强以其镜花水月者命之为通透诚正，其后亦必不能理会六艺。盖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远，自以为道明德立，不屑作琐繁事。一者，略一讲习，即谓已得，未精而遽以为精。一者，既废艺学，则其理会道理、诚意正心者，必用静坐读书之功，且非猝时所能奏效。及其壮衰，已养成娇脆之体矣，乌能劳筋骨，费气力，作六艺事哉！吾尝目击而身尝之，知其为害之钜也。吾友张石卿，博极群书，自谓秦、汉以降二千年书史，殆无遗览。为诸少年发书义，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复起讲，力竭复偃息，可谓劳之甚矣。不惟有伤于己，卒未见成起一才。比其时欲学六艺，何以堪也！祁阳刁蒙吉，致力于静坐读书之学，昼诵夜思，着书百卷，遗精痰嗽无虚日，将卒之三月前，已出言无声。元氏一士子，勤读丧明。吾与法干年二三十，又无诸公之博洽，亦病无虚日。虽今颇知愤恨，期易辙而崇实，亦惴惴恐其终不能胜任也。况今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笑者，此岂男子态乎！差毫厘而谬千里，不知谁为之崇也，噫！

　　勉斋黄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经传，遍交当世有识之士，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今世为学，须不见一奇异之书，但读孔门所有经传，即从之学其所学，习其所习，庶几不远于道。虽程、朱、陆、王诸先生语录，亦不可轻看，否则鲜不以流之浊而诬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时，因误用功于释、老，遂沾其气味，而吾五百年有功于圣道之大儒，不能涤此歧途之秽，岂非宋、元来学者之不幸哉！余细玩朱子语录，亦有恍悟性学本旨处，但无如曾、孟者从旁一指，终不是判然出彼入此，故糊糊涂涂又仍归周、程所说。或曰：“悟学宗如是其难。吾子天资犹夫人也，而谓独明孔子学宗，吾滋惑矣。”予曰盖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难，颇志于学，兼读朱、陆两派语录，后以心疾，无所得而萎塌。至甲辰，年三十，得交王子助予，遂专程、朱之学。乙巳丙午，稍有日进之势。丁未，就辛里馆，日与童子辈讲课时文，学遂退。至戊申，遭先恩祖妣大故，哀毁庐中，废业几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杀。既不读书，又不接人，坐卧地炕，猛一冷眼，觉程、朱气质之说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学，原非孔子之旧。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学之说，为后二千年先儒救参杂之小失，为前二千年圣贤揭晦没之本源。倘非丁未废歇，戊申遭丧，将日征月迈，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焉暇问其误否哉！

　　至若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辟固陋，自以为悟。此朱子极诋陆门之失处。然由孔门观之，则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外，其他失处，恐亦朱门所不能尽免也。

　　其于读书也，必使之辩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难，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然为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慎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覆诫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诸生问辩，则脱然沈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抠衣而来，远自川、蜀，文辞之传，流及海外。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试问如孔门七十子者，成就几人？天下被治平者几世？明行吾道而异端顿熄者几分？我夫子承周末文胜之际，洞见道之不兴，不在文之不详而在实之不修，奋笔删定繁文，存今所有经书，取足以明道，而学教专在六艺，务期实用。其与端木、言、卜诸子以下，最少言语，至于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学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诗书高阁，至宋而周、程诸儒出，掀精抉奥，鼓动一时，自谓快事。惟安定胡先生，独知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学也，立经义、治事斋，可谓深契孔子之心矣。晦庵先生，所宜救正程门末流之失而独宗孔子之经典，以六艺及兵农、水火、钱谷、工虞之类训迪门人，使通儒济济，泽被苍生，佛、老熄灭，乃其能事也。而区区章句如此，谓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文词、字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尝病其难；至先生，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数者，若洞究渊微，皆须日夜讲习之力，数年历验之功，非比理会文字可坐而获也。先生既得其渊微，奈何门人录记言行之详，未见其为如何用功也！况语及国势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愤之至矣。则当时所急，孰有过于兵机者乎！正宜诱掖及门，成就数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迟者相与其事，则楚囚对泣之态可免矣。乃其居恒传心、静坐主敬之外无余理，日烛勤劳、解书修史之外无余功，在朝莅政，正心诚意之外无余言，以致乘肩舆而出，轻浮之子遮路而进厌闻之诮。虽未当要路，而历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概见也。莫谓孔、孟之暂效鲁、滕，可如子游、子贱、子路之宰邑光景否？故三代圣贤，躬行政绩多实征，近今道学，学问德行多虚语，则所谓“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洞究渊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会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韩子驳之云：“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圣贤，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坏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辟杨、墨而杨、墨果熄，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义，贵王贱霸，而仁义果崇，王果贵，霸果贱。至大经大法，如班爵、班禄、井田、学校，王道所必举者，明则明，行则行，非后世空言之比，正子贡所称“贤者识其大者”。子云赞之一语颇易，文公议之。今朱子出，而气质之性参杂于荀、扬，静坐之学出入于佛、老，训诂繁于西汉，标榜溢于东京，礼乐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举自若也，人材之不兴自若也，佛之日昌而日炽自若也。实学不明，言虽精，书虽备，于世何功，于道何补！然赖其讲解，朝廷犹以四书、五经取士，周、孔之文不至尽没，有志于学者承袭其迹，以主敬静坐求道，不至尽奉释、道名号，与二家鼎峙而已。若问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则绝传久矣。黄氏遽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岂惟不足俟圣人于百世，恐后世有文人之雄如韩子者，亦不免其议也。

　　果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无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故其主敬也云云，内则无二无适，寂然不动；外则俨然肃然，若对神明云云。其穷理也云云，字求其训，句索其旨云云。始以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自表而达里，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别黑白，辨其节目，若数一二云云，而后为有得焉。若乃立论以驱率圣言，凿说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纠纷，或假借以相混惑云云，以为学者之大病，不痛绝乎此，则终无入德之期。盖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间，读书者众矣，未有穷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义精，养深积盛，充而为德行，发而为事业云云。入而事君，则必思尧、舜其君，出以治民，则必以尧、舜其民。李氏此赞，体用兼该矣。仆不必详辩。但愿学者取朱子之主敬穷理与孔门一质对，取朱子之事业与尧、舜一质对，则其学宗之稍异判然矣。总之，于有宋诸先生，非敢苟求。但以宁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宁使百世无圣，不可有将就冒认标榜之圣，庶几学则真学，圣则真圣云尔。

　　言论风旨之所传，政教条令之所布，皆可为世法。而其‘考诸先圣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则以订正群书，立为准则，使学者有所依据循守以入尧、舜之道，此其勋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考诸先圣而不谬”等语何其大，而乃归之订正群书乎？夫朱子所以尽力于此与当时后世所以笃服于此者，皆以孔子删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学成内圣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鲁人不能用，又不能荐之周天子，乃出而周游，周游是学教后不得已处；及将老而道不行，乃归鲁删述以传世，删述又周游后不得已处。战国说客，置学教而学周游，是不知孔子之周游为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学教及行道当时，而自幼壮即学删述，教弟子亦不过是，虽讲究礼乐，亦只欲着书垂世，不是欲于吾身亲见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删述为孔子之尤不得已也。况孔子之删述，是删去繁乱而仅取足以明道，正恐后人驰逐虚繁，失其实际也。宋儒乃多为注解，递相增益，不几决孔子之堤防而导泛滥之流乎！此书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

　　先生搜辑先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汇别区分，文从字顺，妙得圣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标的。又使学者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及语、孟以尽其蕴奥，而后会其归于中庸。尺度权衡之既定，由是以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之书，则将无理之不可精，无事之不可处矣。先生昭明书旨，备劳心力，然所明只是书旨，未可谓得吾身之道也。盖四书、诸经、群史、百氏之书所载者，原是穷理之文，处事之道。然但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兹李氏以先生解书得圣人之本旨，遂谓示斯道之标的，以先生使学者读书有序，遂谓将无理不可精，无事不可处。噫！宋、元来效先生之汇别区分，妙得圣人之本旨者，不已十余人乎？遵先生读书之序，先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次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不已家家吾伊，户户讲究乎？而果无理不可精，无事不可处否也？譬之学琴然：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韵，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千里万里，何言之远也！亦譬之学琴然：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节，声求协律，是谓之学琴矣，未为习琴也。手随心，音随手，清浊、疾徐有常规，鼓有常功，奏有常乐，是之谓习琴矣，未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审也，诗歌惟其所欲也，心与手忘，手与弦忘，私欲不作于心，太和常在于室，感应阴阳，化物达天，于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云南也，故曰万里也。

　　洙、泗以还，博文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乃孔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实功，明德亲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门曰“博文约礼”，程、朱亦曰“博文约礼”，此殊令人不敢辨，然实有不待辨而判者。如孔门之“博学”，学礼，学乐，学射，学御，学书、数以至易、书莫不曰学也，周南、召南曰为也。言学言为既非后世读讲所可混，礼、乐、射、御、书、数又非后世章句所可托。况于及门之所称赞，当时之所推服，师弟之所商搉，若多学而识、不试故艺、博学而无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文不在兹、游于艺、如或知尔、可使从政诸章，皆可按也，此孔门之文，孔门之学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学，则李氏已详言之，不必赘矣。孔门之约礼，大而冠婚、丧祭、宗庙、会同，小而饮食、起居、衣服、男女，问老聃，习大树下，公西子曲礼精熟，夫子逊其能，可谓礼圣，言、曾诸贤，纤微必谨。以此约身，即以此约心，出即以此约天下，故曰“齐之以礼”。此千圣体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实功。故中庸大圣人之道，至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序君子之功，备着尊德性，道问学。而其中直指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显是以三千三百为至道。倘外此而别有率性，别有笃恭，子思亦得罪圣门矣。此孔门之礼，孔门之约也。程、朱之约礼，则惟曰“内而无二无适，寂然不动，外而俨然肃然，若对神明”而已。其博约极至与否，未敢易言，愿学者先辨其文与礼焉可也。

　　朱子言，自周衰教失，礼乐养德之具一切尽废，所以维持人心者惟有书。则宜追求其一切养德之具，而亟亟与同人讲习之，以经书为佐证可也。而乃惟孜孜攻苦于书，其余不甚重焉。且李氏亦知春秋时患在诸书烦乱而礼乐散亡，孔子删定，为万世道德之宗。乃朱子适丁文墨浩繁之时，而不能删削其烦乱，反从而训之增之，何也？夫朱子之所欲学者，孔子也，而顾未得孔子之心，未尽合孔子学教之法。吾为五百年之士子惜其不得为曾、孟，为五百年之世道惜其不得为殷、周，为五百年之生民惜其不得蒙教养，故深惜朱子之未得为孔子也。

　　吴氏曰：“先生经史子集之余，虽记录杂说，举辄成诵。”经史子集已惜其过用精神，况记录杂说乎！

　　北溪陈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义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温润，清巧的实云云。辞约而理尽，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莹无渣滓，工夫缜密，浑无隙漏，尤可想见于辞气间。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谓主盟斯世，独先生一人而已！”试观“道巍德尊，义精仁熟”二语，虽孔子不是过，而下面实指处，却只是立言之“辞约理尽，旨明味深”而已，言其“心度澄朗”，“工夫缜密”，亦不外于辞气想见之。盖朱子身分原是如此，黄、李、吴、陈诸公，亦但能于虚字间崇奖，不能于实际上增润。及总赞“主盟斯世”一语，尤是不觉道出本色。盖王者不作，五霸叠兴，相继主盟，假仁义以明王章，圣贤亦不得已而取之，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孟子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秦、汉而降，圣人不生，扬、韩、王、周、程、朱、陆、薛、王、冯、高诸子，相继叠兴，主盟儒坛，阐诗书以明圣道，天下靡然向风，自好之士多出其内。故五霸者，实德未修，虽天下服之而不敢帝，不敢王，名之曰霸而已；诸儒者，实学未至，虽天下宗之而不敢圣，不敢贤，浑之曰儒而已；其身分正同。迄今大儒相继登坛于东林者，犹皆称主盟，其取义确矣！

　　鹤山魏氏曰：“国朝之盛，大儒辈出，声应气求，若合符节。曰极，曰诚，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气质，曰天理人欲，曰阴阳鬼神，若此等类，凡皆圣门讲学之枢要，而千数百年习浮踵陋，莫知其说者，至是脱然若沈疴之间，大寐之醒。至于朱文公先生，始以强志博见凌高厉空；自受学延平李先生，遏然如将弗胜，于是敛华就实，反博归约。迨其蓄久而思浑，资深而行熟，则贯精粗，合内外，群献之精蕴，百家之异指，毫分缕析，如示诸掌。张宣公、吕成公，同心协力以闲先圣之道，而仅及中身，论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独存，中更学禁，自信益笃。盖自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悉为之推明演绎，以至三礼、孝经，下迨屈、韩之文，周、程、张、邵之书，司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为之论着。然后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天命、阴阳、鬼神等，仆之愚未足与议，但以大半属圣人所罕言不语者，而必“毫分缕析，如示诸掌”，何为也哉！至于推明古人之经书，论着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学成后余事。学成矣，则用于世以行之；如不用于世，亦可完吾性分以还天地，不着述可也。观其时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着述，以望后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书生之书，解之论之，则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论着之既明，遂为“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不其诬欤！无实功于道统，既不免尧、舜、孔、孟在天者之叹息，又无实征于身世，岂能服当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驾一世之上，而动拟帝王圣贤，此伪学之名所从来也！仆尝妄议，宋代诸先儒，明末诸君子，使生唐、虞、三代之世，其学问气节必更别，若只如此，恐亦不免伪学之禁，门党之诛也。但宋、明朝廷既无真将相，草野既无真学术，则正宜用称说诗书，标榜清流者撑持其衰运，不宜诛之禁之以自速其败亡也。要之似龙骨马，司国柄者不可废崇儒重道之典，而悲天悯人，儒者宜存返己自罪之心。故天下有弑君之臣，杀父之子，无与于孔子也，而孔子惧；天下有无父之墨，无君之杨，非孟子为之也，而孟子惧；盖儒者之悯天下而厚自责如此。况真失学宗以误斯人，则近代之祸，吾儒焉得辞其责哉！

　　朱子曰：“敬夫高明，他将谓人都似他，才一说时，便更不问人晓会与否，且要说尽他个。故他门人敏底只学得他说话，若资质不逮，依旧无着摸。某则性钝，读书极是辛苦，故寻常与人言，多不敢为高远之论，盖为是身曾亲经历过，故不敢以是责人耳。学记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朱子与南轩一派师友，原只是说话读书度日。较王、何清谈，颇用力于身心，较韩、欧文字，犹规规于理性，白、苏诗酒，既不能仿其矜持，佛、老空虚，又全不及其读讲，真三代后近于儒之学，硗薄气运中不易得之豪杰也。然而身分如此，无能强增。故推奖处，或衬贴以圣贤、道统、躬行、经济之语，至其比长竞短，叙实指事，或推人，或自见，则皆在言词读作之中而无他也。且其病南轩者，恐亦朱子所以自状，但其为失有浅深，遂自以为得中耳。愚尝上书刁文孝，其答书亦不问人之疑与否，只自己说尽。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见，盖素日所学，原是说话作文，更无他物与人耳。况讲读之学教，即循循有序，亦与学记之言时孙者不同。夫“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所谓“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苟躁速引进而不顾其安，是教人躐等而不诚也，不时不孙也。故法干上会谓其子九数已熟，甚悦。予曰：“且勿令知有乘归法，使之小息，得一受用，方可再进。”正此意也。学者观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规矩诸章，岂诵读讲说之学所可托哉！

　　南轩、伯恭之学皆疏略云云。伯恭说道理，与作为自是两件事。如云‘仁义道德与度数刑名，介然为两途，不可相通。’朱子说“礼、乐、射、御、书、数补填难，且理会道理诗书”，非是看道理诗书与礼、乐、射、御、书、数介然为两途乎？只是不肯说明耳。古人云，“不知其人视其友”，观此益信。

　　东莱自不合做这大事记。他那时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汉武、五季，只千来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题煞有工夫，其实他当初作题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题只现成，检令诸生写。伯恭病后，既免人事应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可惜一派师友，都是以作文字度日，死生以之！朱子于南轩、伯恭皆不讳其短，交友之和而不同如此，岂恶闻异己之言哉！至今仕学皆先立党，此所以道愈微，世愈衰。

　　问：“子静不喜人论性。”曰：“怕只是自己理会不曾分晓，怕人问难，又长大了不肯与人商量，故一截截断。然学而不论性，不知所学何事。不喜人论性，未为不是，但少下学耳。朱子好论性，又教人商量性，谓即此是学，则误矣。故陆子对语时每不与说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见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贬斥，尤不取陆子；不取陆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两先生岂未用此功欤！

　　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朱子之学，全不觉其病，只由不知气禀之善。以为学可不自六艺入，正不知六艺即气质之作用，所以践形而尽性者也。

　　“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家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禅家自爱如此。”禅家无鸳鸯，也不绣鸳鸯，焉得鸳鸯与人看！

　　子静说良知良能，四端等处，且成片段，似经语，不可谓不是。但说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还乡，但与说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乐，何不便回去’！那人既无资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伤不能饮食之人，却硬将饭将肉塞入他口，不问他吃得吃不得。若是一顿便理会的，亦岂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岂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须要学。大抵子思说率性，孟子说存心养性，大段说破；夫子更不曾说，只说孝弟、忠信、笃敬。盖能如此，则道理便在其中矣。陆子说“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非是言“不用修为存养”，乃认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二句稍呆，又不足朱子之诵读训诂，故立言过激，卒致朱子轻之。盖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维持壅培之无具，大亦岂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伤脾胃人二喻，诚中陆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当资送，口说健脾和胃方当开胃进食，即是终年持说，依然旅寓者不能回乡，伤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为陆子所笑，而学宗遂不归一矣。岂若周、孔子三物之学，真旅寓者之糇粮车马、伤脾胃者之参术缩砂也哉！既知夫子不说破，前乃讥陆子不说破是“禅家自爱”，何也？

　　子静之说无定，大抵他只是要拗。”细检之，讲学先生多是拗，只有多少耳。吾儒之道，有一定不易之理，何用拗！只因实学既失，二千年来，只在口头取胜，纸上争长，此拗之所从来也。

　　问：“象山道‘当下便是’。”曰：“看圣贤教人，曾有此等语无？圣人教人，皆从平实地做去云云。又平时告弟子，也须道是‘学而时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圣贤教人，原无象山“当下便是”等语，试看圣贤可曾有先生之学否？“学而时习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门是学静坐训解否？

　　但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圣贤言便当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荡荡周道上鲜见其人也。诗云，“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此之谓矣。

　　因说子静。云：“这个只争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过了；更有一项，却是不及。若是过底拗转来却好，不及底趱向上去便好。只缘他才高了便不肯下，才不及了便不肯向上，过的便道只是就过里面求个中，不及的也道只就不及里面求个中。初间只差了些子，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学问，高者便说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于佛、老，卑者必入于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看朱子叹息他人，真是自以为中，居之不疑矣。若以孔门相较，朱子知行竟判为两途，知似过，行似不及，其实行不及，知亦不及。又叹近日学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愚以为当时设有真佛、老，必更叹朱子之讲读训解为耗神粗迹，有真管、商，必更叹朱子之静坐主敬为寂守无用，恐不能出其上而令两项人受怜也。若吾夫子中庸之道，举其心性，可以使释、道哭，言其作用，可以使管、商惭。傥朱子而幸游其门，见其天高地厚，又岂敢遽自以为是乎！不得孔子而师，颜、曾而友，此朱子之大不幸也。

　　“陆氏会说，其精神亦能感发人，一时被他耸动底亦便清明，只是虚，更无底簟。‘思而不学则殆’，正为无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有阶梯而进，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进时甚锐，然其退亦速。才到退时，便如堕千仞之渊。”朱子指陆门流弊处，亦所以自状。但朱子会说，又加会解会着，是以耸动愈多，颇有底簟。或问：“读讲着述虽是靠书本，然毕竟经传是把柄，故颇有底簟否？”予曰：“亦是读讲经书，身心有所依据，不至纵放，但亦耗费有用精神，不如陆、王精神不损，临事尚有用也。吾所谓颇有底簟者，盖如讲着此一书，若全不依此书行，不惟无以服人，己心亦难以安，故必略有所行，此处稍有簟底。只因原以讲解为学而以行为衬贴，终不免挂一漏二，即所行者亦不纯熟。不如学而时习，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艺，一滚加功，进锐不得，亦退速不得。即此为学，即此为行，即此为教，举而措之，即此为治，真尧、舜宗子，文、周功臣，万世圣贤之规距也。虽聪明如颜、赐，焉得不叹循循善诱，欲罢不能也哉！焉得不初疑为多学而识，后乃叹性天不可闻也哉！虽退怯如冉求，安得不悦之而终成其艺也哉！傥入程、朱之门，七十子皆流于禅林，二千九百人皆习为训诂矣。鸣呼！吾安得一圣门徒众之末而师之也哉！”或问：“宋儒挂一漏二，所行不熟，何处见？”予曰：“如朱子着家礼一书，家中亦行礼，至斩丧墨衰出入，则半礼半俗，既废正祭，乃又于俗节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于妇人，便不与着丧服杖绖之制，祭时妇人亦不办祭肴，至求一监视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说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穷究阴阳之秘，祭祀之要典也。诸儒语录讲薰蒿凄怆等，语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状者，至于集礼，乃将笙磬脂膟等皆削去之，如此类不可胜述。不可见哉！”

　　邵庵虞氏曰：“孟子没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两程夫子云云，程门学者笃信师说，各有所奋力以张皇斯道。奈何世运衰微，民生寡佑，而乱亡随之矣！悲夫！”许多圣贤张皇斯道下，却继之曰：“而乱亡随之矣！”是何缘故？何其言而不思如此！

　　草庐吴先生继许文正公为祭酒，六馆诸生以次授业。昼退堂后寓舍，则执经者随而问业。先生恳恳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质之高下，闻见之浅深，而开道诱掖之云云。一时皆有所观感而兴起矣。尝与人曰：“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以其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孔子之徒党尽矣，充塞仁义若杨、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云云。真豪杰之士哉！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孰能与于斯！又百年，子朱子集诸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恳恳循循，讲论不倦，每至夜半，且寒暑不废，其功可谓勤且苦矣，果有益于世乎，果成起一班人材乎？至其自负，亦不过“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已。朱子曰：“此道不拚生尽死理会终不解。”是其立志成功已不过如此。但朱子眼颇高，不肯明以自任，元儒识更下，故直出口而不觉，不足异也。所可异者，所见既小，而以为孟子亦只如此，则亦浅之乎言豪杰，易言道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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