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家的思想
阴阳家的思想,主要源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和儒家所推崇的“六经”。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胡适曾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大为赞叹阴阳家的这一地理观念);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洪范》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下面还会谈到)说,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均由五行所主运;在政治伦理上,亦“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阴阳与五行在早期各自为说,“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则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到了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在汉代总结先秦学术的源流时,由于这一家思想以“阴阳五行”为基础,所以称为“阴阳家”,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
所谓“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反相成性质的一种抽象,也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中国先贤拈出“阴阳”二字来表示万物两两对应、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阴阳”的思想对儒家、道家都影响很大!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体现,在《道德经》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在《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而全本《易经》其实就是在讲“阴阳”变化的数理和哲理。《易经》的基本思路其实就是: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阴阳的对立统一。
“阴阳”学说是在“气”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在“气”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天地、日月、昼夜、晴明、水火、温凉等都是运动变化中一分二的结果,因此也就抽象出了“阴”和“阳”两个相对的概念。阴阳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在《灵枢·阴阳系日月》中就说:“阴阳者,有名无形”。
“阴”代表消极、退守、柔弱等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阳”代表积极、进取、刚强等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阴阳”的基本内容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对立,互根,消长,转化”。
所谓“五行”,在《尚书·洪范》中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在古代认为宇宙万物就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它也是关于宇宙、社会属性及其变化规律的范畴系统。“五行”的“行”有“运行”之意,所以“五行”含有“变动、运转”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就是通常所说“相生”与“相克”。
“五行”并不是说“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具体物质本身,而是指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念。它以“天人相应”为指导思想,以“五行”为中心,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脏”为基本框架,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按其属性进行归纳如下:
凡具有清静、收杀特性的属于“金”。
凡具有生发、柔和特性的属于“木”。
凡具有寒冷、滋润、闭藏特性的属于“水”。
凡具有阳热、上炎特性的属于“火”。
凡具有长养、发肓特性的属于“土”。
用“五行”来说明人体、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的关系见下表:
五 时 五五五 五五 五 五五 六 五 形 情五变音 间 味色化气方 季 行脏 腑 官 体 志 声动
角 平旦 酸 青 生 风东 春 木肝 胆 目 筋 怒 呼 握
征 日中 苦 赤 长 暑南 夏 火 心 小肠舌 脉 喜笑 忧
宫 日西 甘 黄化湿中长夏土脾 胃 口 肉 思歌哕
商 日入 辛 白 收 燥西 秋 金 肺 大肠 鼻皮毛 悲 哭 咳
羽 夜半 咸 黑 藏 寒北 冬 水 肾 膀胱耳 骨 恐呻 栗
在《汉书·艺文志》中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其中谈到“阴阳”的两种表现形式,似乎等同于天文历法,而没有任何哲学色彩。这主要还是由于阴阳家的哲学含义并非形成于一时一日;另外当具有了一定的哲学含义时,又往往被隐含在“天人关系”的论说之中。“阴阳”学说虽然包含有天文星历等内容,但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其目的并不是在于“观象”、“授时”、“制历”,而是要通过这些表面现象来说明“阴阳变化”的规律以及“顺乎阴阳”的重要性,即所谓“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
由于“阴阳”这一观念最初是建立在“阳光的有无、向日或背日”这些直接作用于人感官之上的自然变化,因此“四时”的变化就受到了格外的强调,所谓“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那么什么是“四时之序”呢?就是:春生、夏荣、秋收、冬藏,阴阳家强调这些是“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天地间有生之物“生、长、化、收、藏”的自然变化和人为的农牧生产活动,而且也把它类比于“政治、人事”,这些就是阴阳家思想的基本内容。
特别要说明的是,阴阳家虽然力倡顺应“四时”、“阴阳”变化之序,但其思想的要点在于“阴阳交替、轮转循环”,而不在于对立!阴阳家“阴阳消长”的实质不是“此消彼长”,而是“阴阳”各自在一定时限内的“自身消长”。即:春夏是“阳生至盛极”的阶段;秋冬是“阴生至盛极”的阶段。而在这两个阶段中,“阴”或“阳”分别经历了由“初生”至“盛极而衰”的过程,即所谓:“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在《吕氏春秋》中以“圜道”为题,通过列举日夜一周、月躔二十八星宿、精行四时、物动则“萌—生—长—大—成—衰—杀—藏”、云气西行、水泉东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满等等现象来说明“天地车轮,终而复始,极则复反”的循环规律,与阴阳家顺应四时、阴阳的思想同属一脉。
阴阳家思想中“四时之序”类比于正事就形成了《礼记·月令》中所规定的种种相关制度,这是阴阳家思想的典型表现。“四时之序紊乱,则必发疾疫”,在《礼记·月令》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述,如: 孟春之月:行秋令,则其民大疫; 季夏之月:行春令,国多风咳; 仲冬之月:行春令,民多疥疠;等等。
这些看起来很像是有关自然界气候异常与发病规律的描述与认识,但实际上所说的“行某令”都是指“王政人事”而言的。其实不论是阴阳家还是道家思想,虽然其中都蕴含有许多哲学性的思想要素,但其本质都是政治论的社会哲学。大概到了秦汉时期,这些思想要素才逐渐发展成为宇宙论哲学。
总的来说:“气”分“阴阳”,“阴阳”又复分“太、少(即: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在分属四时的理论体系中,所要强调的并不是“一分为二、阴阳对立”,这点请务必留意。
但如果舍弃四时、昼夜循环轮转的时间因素,那么“阴阳相互对立”的属性就会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了。例如: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日为阳,月为阴;昼为阳,夜为阴;天为阳,地为阴;乃至男女、水火、风雨、雌雄等等无不视为“对立的两面”。
阴阳家思想对中医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中医领域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秉承阴阳家“四时之序”旨意到注重阴阳“对立、平衡”观念的演变。
在《黄帝内经》中有很多顺应“四时之序”的重要内容,如: 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在《素问·四时刺逆从论》中说:“春者,天气始开,地气始泄,冻解冰释,水行经通,故人气在脉。夏者,经满气溢,入孙络受血,皮肤充实。长夏者,经络皆盛,内溢肌中。秋者,天气始收,腠理闭塞,皮肤引急。冬者盖藏,血气在中,内着骨髓,通于五脏。是故邪气者,常随四时之气血而入客也,至其变化,不可为度。”
受四时之序、阴阳轮转观念的影响,在针灸、诊脉中都形成了“四时脉法”和以“四时”为理论依据的针刺方法。如果对于早期的“阴阳家”没有一定的了解,就很难理解这些诊断、治疗方法的立意了。例如后世的脉学理论将“浮脉”(即:取之有余,按之不足)作为病在“表”的征象,但在《黄帝内经》中这却是作为春季的正常脉象;后世的针灸学根据疾病的症状决定深刺或浅刺,而在秦汉时期却主张依季节而定等等。这些都说明后世的中医基本上扬弃了这类内容,仅仅在养生学方面继承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思想。
阴阳家中“使人拘而多畏”、“牵于禁忌,泥于小数”之弊在中医领域中也有所体现,例如: 正月、二月,天气始方,地气始发,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七月、八月,阴气始杀,人气在肺;九月、十月,阴气始冰,地气始闭,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复,地气合,人气在肾。
相应的在针刺方法上自然就会有所规定: 《素问·诊要经终论》上讲:“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春刺夏分,脉乱气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气;春刺秋分,筋挛逆气,环为咳嗽,病不愈,令人时惊,又且哭;春刺冬分,邪气著藏,令人胀,病不愈,又且欲言语。”
以上只是春季的描述,关于夏、秋、冬三季的详述就略过不说了。这些规律在针灸治疗学中并无实际意义,因为他的本质还是属于虚构的规律。不过实际上只要结合上一段不同月份“人气所在”的论述就不难看出“牵于禁忌”的本质。
在今本《黄帝内经》中阴阳学说的运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强调“对立、平衡”的抽象概念。这种阴阳学说实质上已与上述的阴阳家学说大不相同了。在其中阴阳的概念既包含有以“阴阳二气”的融合构成宇宙万物本体的一面,也包含有注重阴阳不同的属性特征的“象”学的一面。前者在医学理论中表现为对于生命形成、禀赋厚薄、情志形体特征等的解说;后者则可具体地指导诊断与治疗----阴阳的辨识是中医“辩证施治”的核心。这类内容在今本《黄帝内经》中也表现得相当充分,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味。……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
在今本《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学说重点已经不再是循环的观念,而是二者的对立属性。其中的两分之法也不再是特指“四时之序”(即:时间概念),而是将这种“以量定性”的方法移植到了与药物理论有关的“气”、“味”学说中。总之,阴阳既是高度的抽象与概括,又以“数之可十,推之可百”以致用,因而成为了中医基础理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另外,阴阳之说在古代医学领域中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即:三分阴阳而成太阴、少阴、厥阴和太阳、少阳、阳明。这六个名词在中医中是极为重要的概念术语:经脉学说的主体就是以此为名----手、足各有三阴、三阳之脉,合称“十二正经”。在《素问·热论》中在论述外感热病时也是以此为名,现在一般外感病的进程被划分为太阳、少阳、阳明(以上三个在“表”),太阴、少阴、厥阴(以上三个在“里”)六个阶段。而东汉的《伤寒杂病论》也以此为纲,发挥而成,所以后人一般称之为“六经辩证”体系。
“三分阴阳”比起正文中所说的“二分阴阳”多出了“阳明”与“厥阴”两个名称。这种分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大概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人开始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了,在《素问·阴阳离合论》开篇的设问就是:“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回答则是:“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回答,其后就是有关十二经脉的解说了。赵洪钧在《内经时代》中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是:“岐伯的答话不讲经脉分布处皆是搪塞,直讲经脉则答非所问。张景岳之医理可谓精深,岂知他也不能正面回答这一问题。《类经·会通类》‘阴阳五行’中抄下这段话,没作任何说明。接着照抄大量经文,毫无心得。《类经附翼·医易义》大讲《易》理,仍说不清三阴三阳。看来回答这个问题实在不容易。”而且认为:“比较可靠的原始三阴三阳说,就是三男三女说。”他说的就是《易·说卦》中所说:“乾,天也,故称呼父。坤,地也,故称呼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
正因为“三阴三阳”是医家之言,所以历来研究阴阳学说的哲学家、史学家极少谈到这一问题。就算是在中医领域,也大多只谈“三阴三阳”之用,却避而不谈其中的缘由。
都匠符三道 凡欲行符先服都匠符若病人服亦先吞此符 堂以当日书此符安膝下纳一符笔管中书符大有验 凡书三部符及一切符同用上符印印诸符 解秽符十一道 二符皇老角殗行符时先吞之 符纳水中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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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流通、见闻、随喜者、及皆悉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依佛菩萨威德力、弘法功德力,普愿消除一切罪障,福慧具足,常得安乐,无绪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生涅槃正路。家门清吉,身心安康,先亡祖妣,历劫怨亲,俱蒙佛慈,获本妙心。兵戈永息,礼让兴行,人民安乐,天下太平。四恩总报,三有齐资,今生来世脱离一切外道天魔之缠缚,生生世世永离恶道,离一切苦得究竟乐,得遇佛菩萨、正法、清净善知识,临终无一切障碍而往生有缘之佛净土,同证究竟圆满之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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