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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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士第一

　　【原文】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句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

　　是故偪臣伤君，诌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々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々，焉可以长生保国。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唫，怨结于民心。诌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今有五锥，此其铦，铦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

　　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

　　【白话】治国而不优待贤士，国家就会灭亡。见到贤士而不急于任用，他们就会怠慢君主。没有比用贤更急迫的了，若没有贤士，就没有人和自己谋划国事。怠慢遗弃贤士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还不曾有过。

　　从前，晋文公被迫逃亡在外，后为天下盟主；齐桓公被迫离开国家，后来称霸诸侯；越王勾践被吴王战败受辱，终成威慑中原诸国的贤君。这三君所以能成功扬名于天下，是因为他们都能忍辱负耻，以图复仇。最上的是不遭失败，其次是失败而有办法成功，这才叫善于使用士民。

　　我曾听说：“我不是没有安定的住处，而是自己没有安定之心；不是没有丰足的财产，而是怀着无法满足的心。”所以君子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而一般人则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君子仕进顺利时不改变他的素志，不得志时心情也一样；即使杂处于庸众之中，也终究没有怨尤之心。他们是有着自信的人。所以说，凡事能从难处做起，就一定能达到自己的愿望，但却没有听说只做自己所想的事情，而能免于所厌恶之后果的。所以倖臣与谗佞之辈往往伤害君主。君主必须有敢于矫正君主过失的臣僚，上面必须有直言极谏的下属，分辩议事的人争论锋起，互相责难的人互不退让，这才可以长养民生，保卫国土。

　　如果臣下只以爵禄为重，不对国事发表意见，近臣缄默不言，远臣闭口暗叹，怨恨就郁结于民心了。谄谀阿奉之人围在身边，好的建议被他们阻障难进，那国家就危险了。桀、纣不正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天下之士吗？结果身被杀而失天下。所以说：赠送国宝，不如推荐贤士。

　　比如现在有五把锥子，一把最锋利，那么这一把必先折断。有五把刀，一把磨得最快，那么这一把必先损坏。所以甜的水井最易用干，高的树木最易被伐，灵验的宝龟最先被火灼占卦，神异的蛇最先被曝晒求雨。所以，比干之死，是因为他抗直；孟贲被杀，是因为他逞勇；西施被沉江，是因为长得美丽；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有大功。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他们的所长。所以说：太盛了就难以持久。

　　因此，即使有贤君，他也不爱无功之臣；即使有慈父，他也不爱无益之子。所以，凡是不能胜任其事而占据这一位置的，他就不应居于此位；凡是不胜任其爵而享受这一俸禄的，他就不当享有此禄。良弓不容易张开，但可以射得高没得深；良马不容易乘坐，但可以载得重行得远；好的人才不容易驾驭，但可以使国君受人尊重。所以，长江黄河不嫌小溪灌注它里面，才能让水量增大。圣人勇于任事，又能接受他人的意见，所以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才。所以长江黄河里的水，不是从同一水源流下的；价值千金的狐白裘，不是从一只狐狸腋下集成的。哪里有与自己相同的意见才采纳，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就不采纳的道理呢？这不是统一天下之道。所以大地不昭昭为明（而美丑皆收），大水不潦潦为大（而川泽皆纳），大火不燎燎为盛（而草木皆容），王德不尧尧为高（而贵贱皆亲），才能做千万人的首领。

　　象箭一样直，象磨刀石一样平，那就不能覆盖万物了。所以狭隘的溪流干得快，平浅的川泽枯得早，坚薄的土地不长五谷。做王的人深恩厚泽不出宫中，就不能流遍全国。

　　○修身第二

　　【原文】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

　　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虽有诋讦之民，无所依矣。

　　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智无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

　　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

　　【白话】君子作战虽用阵势，但必以勇敢为本；办丧事虽讲礼仪，但必以哀痛为本；做官虽讲才识，但必以德行为本。所以立本不牢的，就不必讲究枝节的繁盛；身边的人不能亲近，就不必讲究招徕远方之民；亲戚不能使之归附，就不必讲究结纳外人；做一件事情有始无终，就不必谈起从事多种事业；举一件事物尚且弄不明白，就不必追求广见博闻。

　　所以先王治理天下，必定要明察左右而招徕远人。君子能明察左右，左右之人也就能修养自己的品行了。君子不能修养自己的品行而受人诋毁，那就应当自我反省，因而怨少而品德日修。谗害诽谤之言不入于耳，攻击他人之语不出于口，伤害人的念头不存于心，这样，即使遇有好诋毁、攻击的人，也就无从施展了。

　　所以君子本身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加强，志向一无比一天远大，庄敬的品行一天比一天完善。君子之道（应包括如下方面）：贫穷时表现出廉洁，富足时表现出恩义，对生者表示出慈爱，对死者表示出哀痛。这四种品行不是可以装出来的，而是必须自身具备的。凡是存在于内心的，是无穷的慈爱；举止于身体的，是无比的谦恭；谈说于嘴上的，是无比的雅驯。（让上述四种品行）畅达于四肢和肌肤，直到白发秃顶之时仍不肯舍弃，大概只有圣人吧！

　　意志不坚强的，智慧一定不高；说话不讲信用的，行动一定不果敢；拥有财富而不肯分给人的，不值得和他交友；守道不坚定，阅历事物不广博，辨别是非不清楚的，不值得和他交游。根本不牢的，枝节必危。光勇敢而不注重品行修养的，后必懒惰。源头浊的流不清，行为无信的人名声必受损害，声誉不会无故产生和自己增长。功成了必然名就，名誉不可虚假，必须反求诸己。专说而行动迟缓，虽然会说，但没人听信。出力多而自夸功劳，虽劳苦而不可龋聪明人心里明白而不多说，努力作事而不夸说自己的功劳，因此名誉扬于天下。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所以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加上自身又懒惰，则必背离正道而行了。善不从本心生出就不能保留，行不由本身审辨就不能树立，名望不会由苟简而成，声誉不会因诈伪而立，君子是言行合一的。以图利为重，忽视立名，（这样）而可以成为天下贤士的人，还不曾有过。

　　○所染第三

　　【原文】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谷。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句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中行寅染于籍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知伯摇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

　　【白话】墨子说，他曾见人染丝而感叹说：“（丝）染了青颜料就变成青色，染了黄颜料就变成黄色。染料不同，丝的颜色也跟着变化。经过五次之后，就变为五种颜色了。所以染这件事是不可不谨慎的。”

　　不仅染丝如此，国家也有“染”。舜被许由、伯阳所染，禹被皋陶、伯益所染，汤被伊尹、仲虺所染，武王被太公、周公所染。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得当，所以能称王于天下，立为天子，功盖四方，名扬天下，凡是提起天下著名的仁义之人，必定要称这四王。

　　夏桀被干辛、推哆所染，殷纣被崇侯、恶来所染，周厉王被厉公长父、荣夷终所染，周幽王被傅公夷、蔡公穀所染。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不当，结果身死国亡，遗羞于天下。凡是提起天下不义可耻之人，必定要称这四王。

　　齐桓公被管仲、鲍叔牙所染，晋文公被舅犯、高偃所染，楚庄王被孙叔敖、沈尹茎所染，吴王阖闾被伍员、文义所染，越王句践被范蠡、文种所染。这五位君主因为所染得当，所以能称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被长柳朔、王胜所染，中行寅被籍秦、高强所染，吴王夫差被王孙雒、太宰嚭所染，知伯摇被知国、张武所染，中山尚被魏义、偃长所染，宋康王被唐鞅、佃不礼所染。这六位君主因为所染不当，所以国破家亡，身受刑戮，宗庙毁灭，子孙灭绝，君臣离散，百姓逃亡。凡是提起天下贪暴苛刻的人，必定称这六君。

　　大凡人君之所以能够安定，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行事合理。而行事合理源于所染得当。所以善于做国君的，用心致力于选拔人才。不善于做国君的，劳神伤身，用尽心思，然而国家更危险，自己更受屈辱。上述这六位国君，并非不重视他们的国家、爱惜他们的身体，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治国要领的缘故。所谓不知道治国要领，即是所染不得当。

　　不仅国家有染，士也有“染”。一个人所交的朋友都爱好仁义，都淳朴谨慎，慑于法纪，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兴盛，身体日益平安，名声日益光耀，居官治政也合于正道了，如段干木、禽子、傅说等人即属此类（朋友）。一个人所交的朋友若都不安分守己，结党营私，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衰落，身体日益危险，名声日益降低，居官治政也不得其道，如子西、易牙、竖刀等人即属此类（朋友）。《诗》上说：“选好染料。”所谓选好染料，正是这个意思。

　　○法仪第四

　　【原文】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已。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

　　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无小大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牛羊，豢犬猪，絜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

　　【白话】墨子说：天底下办事的人，不能没有法则；没有法则而能把事情做好，是从来没有的事。即使士人作了将相，他也必须有法度。即使从事于各种行业的工匠，也都有法度。工匠们用矩划成方形，用圆规划圆形，用绳墨划成直线，用悬锤定好偏正，（用水平器制好平面）。不论是巧匠还是一般工匠，都要以这五者为法则。巧匠能切合五者的标准，一般工匠虽做不到这样水平，但仿效五者去做，还是要胜过自身的能力。所以工匠们制造物件时，都有法则可循。

　　现在大的如治天下，其次如治大国，却没有法则，这是不如工匠们能明辨事理。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假若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何如？天下做父母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假若以自己从学的师长为法何如？天下做师长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假若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何如？天下做国君的很多，但仁爱的少。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这实为效法不仁。效法不仁，这自然是不可以的。所以父母、师长和国君三者，都不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

　　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最好是以天为法则。天的运行广大无私，它的恩施深厚而不自居，它的光耀永远不衰，所以圣王以它为法则。既然以天为法则，行动作事就必须依天而行。天所希望的就去做，天所不希望的就应停止。那么天希望什么不希望什么呢？天肯定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怎么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呢？这是因为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利的缘故。怎么知道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利呢？因为人类都为天所有，天全部供给他们吃的。

　　现在天下不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国家。人不论长幼贵贱，都是天的臣民。因此人无不喂牛羊、养猪狗，洁净地准备好酒食祭品，用来诚敬事天。这难道不是全部地拥有和供给人食物？天既然全部地拥有和供给人食物，为何能说天不要人相爱相利呢？所以说：“爱人利人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福；相互厌恶和残害人的人，天必定给他降祸。所以说：杀害无辜的人，会得到不祥后果。为何说人若相互残杀，天就降祸于他呢？这是因为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

　　以前的圣王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对天下百姓全都爱护，带领他们崇敬上天，侍奉鬼神。他们给人带来的利益多，所以天降福给他们，使他们立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恭敬地服事他们。暴虐的君王桀、纣、周幽王、周厉王，对于天下的百姓全部厌恶、憎恨，带领他们咒骂上天，侮辱鬼神。他们残害的人多，所以天降祸给他们，使他们丧失了国家，身死还要受辱于天下。后代子孙责骂他们，至今不休。所以做坏事而得祸的，桀、纣、周幽王、周厉王即是这类；爱人利人而得福的，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即是这类。爱人利人而得福的是有的，厌恶人残害人而得祸的，也是有的！

　　○七患第五

　　【原文】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飧而不盛，彻骖騑，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今有负其子而汲者，队其子于井中，其母必从而道之。今岁凶、民饥、道饿，重其子此疚于队，其可无察邪？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此之有？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

　　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

　　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是若庆忌无去之心，不能轻出。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王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故曰：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

　　【白话】墨子说：国家有七种祸患。这七种祸患是什么呢？内外城池壕沟不足守御而去修造宫室，这是第一种祸患；敌兵压境，四面邻国都不愿来救援，这是第二种祸患；把民力耗尽在无用的事情上，赏赐没有才能的人，（结果）民力因做无用的事情而耗尽，财宝因款待宾客而用空，这是第三种祸患；做官的人只求保住俸禄，游学未仕的人只顾结交党类，国君修订法律以诛戮臣下，臣下畏惧而不敢违拂君命，这是第四种祸患；国君自以为神圣而聪明，而不过问国事，自以为安稳而强盛，而不作防御准备，四面邻国在图谋攻打他，而尚不知戒备，这是第五种祸患；所信任的人不忠实，而忠实的人不被信任，这是第六种祸患；家畜和粮食不够吃，大臣对于国事不胜使令，赏赐不能使人欢喜，责罚不能使人畏惧，这是第七种祸患。

　　治国若存在这七种祸患，必定亡国；守城若存在这七种祸患，国都必定倾毁。七种祸患存在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必有祸殃。

　　五谷是人民所仰赖以生活的东西，也是国君用以养活自己和民众的。所以如果人民失去仰赖，国君也就没有供养；人民一旦没有吃的，就不可使役了。所以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财用不可不节约使用。五谷全部丰收，国君就可兼进五味。若不全都丰收，国君就不能尽其享受。一谷无收叫做馑，二谷无收叫做旱，三谷不收叫做凶，四谷不收叫做匮，五谷不收叫做饥。

　　遇到馑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旱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二；凶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三；匮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四；饥年，免去全部俸禄，只供给饭吃。所以一个国家遇到凶饥，国君撤掉鼎食的五分之三，大夫不听音乐，读书人不上学而去种地，国君的朝服不制新的；诸侯的客人、邻国的使者，来时饮食都不丰盛，驷马撤掉左右两匹，道路不加修理，马不吃粮食，婢妾不穿丝绸，这都是告诉国家已十分困乏了。

　　现在假如有一人背着孩子到井边汲水，把孩子掉到井里，那么这位母亲必定设法把孩子从井中救出。现在遇到饥年，路上有饿死的人，这种惨痛比孩子掉入井中更为严重，能忽视这种局面吗？年成好的时候，老百姓就仁慈驯良；年成遇到凶灾，老百姓就吝啬凶恶；民众的性情哪有一定呢！生产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就不可能有丰年。

　　所以说：财用不足就注重农时，粮食不足就注意节约。因此，古代贤人按农时生产财富，搞好农业基础，节省开支，财用自然就充足。所以，即使前世的圣王，岂能使五谷永远丰收，水旱之灾不至呢！但（他们那时）却从无受冻挨饿之民，这是为何呢？这时因为他们努力按农时耕种而自奉俭朴。《夏书》说：“禹时有七年水灾。”《殷书》说：“汤时有五年旱灾。”那时遭受的凶荒够大的了，然而老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这是何故呢？因为他们生产的财用多，而使用很节俭。所以，粮仓中没有预备粮，就不能防备凶年饥荒；兵库中没有武器，即使自己有义也不能去讨伐无义；内外城池若不完备，不可以自行防守；心中没有戒备之心，就不能应付突然的变故。这就好像庆忌没有逐走要离之意，就不可轻出致死。

　　桀没有防御汤的准备，因此被汤放逐；纣没有防御周武王的准备，因此被杀。桀和纣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都被方圆百里的小国之君所灭，这是为何呢？是因为他们虽然富贵，却不做好防备。所以防备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粮食是国家的宝物，兵器是国家爪牙，城郭是用来自我守卫的：这三者是维持国家的工具。

　　所以说：拿最高的奖赏赐给无功之人；耗尽国库中的贮藏，用以置备车马、衣裘和稀奇古怪之物；使役卒和奴隶受尽苦难，去建造宫室和观赏游乐之所；死后又做厚重的棺椁，制很多衣服。活着时修造台榭，死后又修造坟墓。因此，老百姓在外受苦，内边的国库耗尽，上面的君主不满足其享受，下面的民众不堪忍受其苦难。所以，国家一遇敌寇就受损伤，人民一遭凶饥就死亡，这都是平时不做好防备的罪过。再说，粮食也是圣人所宝贵的。《周书》说：“国家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国家就不可能成其为这一君主的国家了；家庭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子女就不能做这一家的子女了。”这就叫做“国备”（国家的根本贮备）。

　　○辞过第六

　　【原文】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於百姓。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梱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煖；夏则絺绤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

　　当今之王，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煗，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

　　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

　　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

　　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

　　【白话】墨子说：“上古的人民不知道作宫室之时，靠近山陵居住，住在洞穴里，地下潮湿，伤害人民，所以圣王开始营造宫室。营造宫室的法则是：地基的高度足以避湿润，四边足以御风寒，屋顶足以防备霜雪雨露，宫墙的高度足以分隔内外，使男女有别——仅此而已。凡属劳民伤财而不增加益处的事，是不会做的。（照常规）分派劳役，修治城郭，那么民众就虽劳苦而不至伤害；照常规征收租税，那么民众虽破费而不至困苦。因为民众所疾苦并不是这些，而是苦于对老百姓横征暴敛。所以圣王开始制造宫室，只为方便生活，并不是为了观赏之乐；开始创制衣服带履，只为便利身体，而不是为了奇怪的装束。所以，（圣王）自身节俭，（以身作则地）教导百姓，因而天下的民众得以治理，财用得以充足。

　　现在的君主，修造宫室却与此不同：他们必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营造宫室，（在宫室上）修造台榭曲折的景观，讲究颜色雕刻的装饰。营造宫室如此（铺张），身边的人都效法这种做法，因此财用（被浪费）而不能应付凶年饥馑，振恤孤寡之人，所以国家穷困而人民无法治理。国君若是真希望天下得到治理，而不愿其混乱，那么，营造宫室就不可不节俭。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做衣服的时候，穿着兽皮，围着草索，冬天不轻便又不温暖，夏天不轻便又不凉爽。圣王认为这样不符合人情，所以开始教女子治丝麻、织布匹，以它作人的衣服。制造衣服的法则是：冬天穿生丝麻制的中衣，只求其轻便而温暖，夏天穿葛制的中衣，只求其轻便而凉爽，仅此而已。所以圣人制作衣服只图身体合适、肌肤舒适就够了，并不是夸耀耳目、炫动愚民。当这时候，坚车良马没有人知道贵重，雕刻文采没有人知道欣赏，为什么呢？这是（君主）教导的结果。所以民众的衣服之财，家家都足以防患水旱凶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懂得自我供养的情实，不被外界所诱惑，所以民众俭朴而容易治理，国君用财有节制而容易富足。国库充实，足以应付非常的变故：兵甲不坏，士民不劳，足以证伐不顺之臣，所以可实现霸王事业于天下。

　　现在的君主，他们制造衣服却与此不同：冬天（的衣服）轻便而暖和，夏天（的衣服）轻便而凉爽，这都已经具备了，他们还一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做锦绣文彩华丽的衣服，拿黄金作成衣带钩，拿珠玉作成佩饰，女工作文采，男工作雕刻，用来穿在身上。这并非真的为了温暖。耗尽钱财费了民力，都是为了无用之事，由此看来，他们作衣服，不是为身体，而是为好看。因此民众邪僻而难以治理，国君奢侈而难以进谏。以奢侈的国君统治邪僻的民众，希望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作衣服时就不可不节俭。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作饮食时，只吃素食而各自分居，所以圣人起来教勇子耕稼栽种，以供人作粮食。作饮食的原则是，只求补气益虚、强身饱腹就够了。所以他们用财节省，自养俭朴，（因而）民众富足，国家安定。现在却不是这样，向老百姓厚敛钱财，用来享受美味牛羊，蒸烤鱼鳖，大国之君集有上百样的菜，小国之君也有上十样的菜，摆在前面一丈见方，眼不能全看到，手不能全捡取到，嘴也不能全尝到，冬天结冻，夏天臭烂，国君这样讲究饮食，左右大臣都效法他。因此富贵的人奢侈，孤寡的人冻饿。这样一来，即使不希望国家混乱，也是不可能的。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其混乱，饮食就不可不节剩，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造舟车时，重的东西搬不动，远的地方去不了，所以圣王开始制造舟车，用以便利民事。他们作舟车只求坚固轻便，可以运重物、行远路，费用花的少，而利益很大，所以民众乐于使用。所以法令不用催促而可行使，民众不用劳苦而财用充足，所以民众归顺他了。现在的君主制造舟车则与此不同。舟车已经坚固轻利了，他们还要向百姓横征暴敛，用以装饰舟车。在车上画以文彩，在舟上加以雕刻。女子废弃纺织而去描绘文彩，所以民众受寒；男子脱离耕稼而去从事雕刻，所以民众挨饿。国君这样制造舟车，左右大臣跟着仿效，所以民众饥寒交迫，不得已而作奸邪之事。奸邪之事一多，刑罚必然繁重。刑罚一繁重，国家就乱了。国君如果真的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制造舟车就不可不节剩，凡周回于天地之间，包裹于四海之内的，天地之情，阴阳之和，一切都具备了，即使至圣也不能更动。何以知道这样呢？圣人传下的书说：天地称作上下，四时称作阴阳，人类分为男女，禽兽分为牝牡雌雄。这是真正的天地之情，即使有先世贤王也不能更动。即使上代至圣，一定都养有私人侍妾，但不伤害品行，所以民众无怨。宫中没有拘禁的女子，所以天下没有鳏夫。内无拘禁之妇，外无鳏夫，因而天下人民众多。现在的国君养侍妾，大国拘禁女子数千，小国数百，所以天下男子大多没有妻子，女子多遭拘禁而没有丈夫。男女婚姻失时，所以百姓减少。国君如果真想人民增多而厌恶减少，养侍妾就不可不节制。

　　以上所说的五者，都是圣人所节俭而小人所奢侈淫佚的。节俭的就昌盛，淫佚的就灭亡，这五者不可不节制。夫妇之事有节制，天地就和顺；风雨调节，五谷就丰收；衣服有节制，身体肌肤就安适。

　　○三辩第七

　　【原文】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能至邪？”

　　子墨子曰：“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护》，又修《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

　　程繁曰：“子曰‘圣王无乐’，此亦乐已，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

　　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智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

　　【白话】程繁问墨子说：“先生曾经说过：‘圣王不作音乐。’以前的诸侯治国太劳累了，就以听钟鼓之乐的方式进行休息；士大夫工作太累了，就以听竽瑟之乐的方式进行休息；农夫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贮藏，也要借听瓦盆土缶之乐的方式休息，现在先生说：‘圣王不作音乐。’这好比马套上车后就不再卸下，弓拉开后不再放松，这恐怕不是有血气的人所能做到的吧！”

　　墨子说：“以前尧舜只有茅草盖的屋子，所谓礼乐不过如此。后来汤把桀放逐到大水，统一天下，自立为王，事成功立，没有大的后患，于是就承袭先王之乐而自作新乐，取各为《護》，又修《九招》之乐。周武王战胜殷朝，杀死纣王，统一天下，自立为王，没有了大的后患，于是袭先王之乐而自作新乐，取名为《驺虞》。周成王治理天下不如武王；周武王治理天下不如成汤；成汤治理天下不如尧舜。所以音乐逾繁杂的国王，他的治绩就逾少。由此看来，音乐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

　　程繁说：“先生说：‘圣王没有音乐。’但这些就是音乐，怎么能说圣王没有音乐呢？”墨子说：“圣王的教令：凡是太盛的东西就减损它。饮食于人有利，若因知道饥而吃的就算是智慧，也就无所谓智慧了。现在圣王虽然有乐，但却很少，这也等于没有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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