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寿舍利的“感应”分析

舍利子 | 作者：李四龙 [投稿]

仁寿舍利的“感应”分析

　　中国佛教史料里保存了大量的舍利信仰资料。内心的信仰，原本是一种隐秘不显的个人体验，但是，这种舍利信仰，竟以最直露的方式呈现给公众，所有在场的人都能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经过史料编纂者的书写，这就成为一种公共经验，甚至是一种史有明文的历史经验：各种感应故事，被说成是证据确凿的历史事实。放在今天的社会里，这些舍利感应的故事，就给读者平添一份疑惑：确有其事，还是凭空杜撰？

　　现代学术常以“科学，自居，故而总想分清“真伪”。但是，要想从“真伪”的角度来直接讨论舍利信仰，其实注定了是会说不清楚的。世俗的历史与宗教的历史，存在很大的差异。世俗的历史，有时虽也很难考证，但是大家对“史实”是否清楚多少能有自己的判断力。然而，宗教的历史在很多时候就不会有那么清楚的“史实”或“史料”。就像佛教史上的舍利信仰，现在虽有很多的“史料”，但是，如何面对这些“史料”却成了一个问题。

　　本文重点围绕仁寿年间（601—604）的舍利信仰，去直接面对前人留给我们的“史料”，讨论当时所发生的种种“灵瑞”。隋文帝（541—604）在仁寿年间三次分送舍利，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后世的舍利信仰大体没有越出当时出现的“感应”方式。这些随缘示现的“感应”，融合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思维模式，催生当时在场观众对于佛教的“信心”。

　　宗教的信心、信仰，须有个人的宗教经验，方能得以坚固。如何能让个人产生这种宗教经验？这在各个宗教，其实都是最神秘莫测的议题，借用佛教的话语，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仁寿舍利的感应方式，可让我们蠡测到这种个体宗教经验的生成机制，贴近于中国老百姓最真实的宗教生活，即对灵验的诉求。

一、仁寿舍利的三次分送

　　“供养佛舍利，乃至如芥子许，其福报无边”，这句《大智度论》里的佛门警句常被引用，表明了供养舍利功德无量。既然如此，佛教徒自然就会竭力供养。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3世纪）到处分赠舍利建塔的故事，在佛教史上广为流传。而在中国，分赠舍利最为广泛的，当数隋文帝。仁寿元年（601），文帝诏敕奉送30枚舍利到30州，选择高爽清净处起舍利塔；仁寿二年（602），敕送舍利到51州建立灵塔；仁寿四年（604）分送舍利，应有30余州，但最后这次分送的记载语焉不详。隋文帝在其临终前的4年内，三次分送舍利，在111处立塔供奉。当然，这个数字未必准确，实际情况可能略有变化。

　　据王邵《舍利感应记》（又名《仁寿舍利现瑞记》），隋文帝的舍利来自一位婆罗门沙门。当时隋文帝想与昙迁（542—607）数数这些舍利，却又无法数清。后来他把这些舍利安置在京师法界尼寺的塔基里，开皇十五年（595）秋夜，塔基发出“神光”，并在十天里出现了四次。到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隋文帝自己60岁的生日，颁诏迎请沙门30人，分道恭送舍利到30州起塔供养；十月十五日正午，同时把这些舍利装在铜函或石函人塔。在迎送与人塔的前后，各地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祥瑞”，以蒲州（今山西永济县）栖岩寺的感应最多，相传该寺是由隋太祖杨忠（507—568）所建。《法苑珠林》卷四十还记录了当时28州建塔的情况，其中17州是在寺内起塔，另外11州是在清净处起塔，另有两处不见立塔的记录。这是仁寿舍利的首次分送。

　　第二次分送舍利，是在仁寿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在51州建立灵塔，并在四月八日午时，全国各地同时放舍利封人石函。当时各地所感的瑞应，安德王杨雄等百官专门予以收集，汇编以后写成《庆舍利感应表》，上奏给隋文帝。这次分送，在陕州城的感应极多，有些还被画成图，呈奏文帝。王邵《舍利感应记》、杨雄《庆舍利感应表》记录了前两次分送舍利的瑞应，是我们现在研究舍利感应最直接的资料。这两篇资料，后来被道宣（596—667）编人《广弘明集》卷十七，道世（？—683）编人《法苑珠林》卷四十。而据道世的题录，王邵《舍利感应记》似乎原有20卷，但流传下来的仅有很少的内容。

　　第三次分送舍利，是在仁寿四年。这一次的情况相对含糊，缺乏直接的史料。《续高僧传·洪遵传》附记了隋文帝这次分送舍利的诏书：“朕只受肇命，抚育生民，遵奉圣教，重兴象法。而如来大慈，覆护群品，感见舍利，开导含生。朕已分布远近，皆起灵塔。其间诸州，犹有未遍。今更请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诸州依前造塔。”这篇僧传还有“下敕三十余州一时同送”的记载。所以，当时分送的地方应有30余州，但现在可考的仅有27州。

　　有关这三次舍利分送的地点、护送舍利的高僧，以及现存的仁寿舍利塔或碑铭，今人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仁寿塔之营建，这在当时是一件重要的国家大事，送迎舍利的仪式也很隆重。仁寿元年第一次分送舍利，隋文帝“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座之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救度一切众生。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在起塔之日，隋文帝“烧香礼拜，降御东廊。亲率文武百僚，素食斋戒。是时内宫东宫，逮于京邑，茫茫万寓，舟车所通，一切眷属人民，莫不奉行圣法”，而在舍利到达地方、奉安人塔时，隋文帝要求各级地方官员，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暂停七天的日常公务。

　　高僧大德奉舍利到达目的地之前，要求事先洒净结界，当地百姓倾城相迎。还有沙门代皇帝宣读忏悔文，要为天下一切众生“发露忏悔”，当时在场的人都会下跪礼拜，悉受三归。主持仪式的高僧，随后代表隋文帝说出他分送舍利的愿望：

　　菩萨戒佛弟子皇帝某，普为一切众生发露无始以来所作十种恶业，自作

　　教他，见作随喜，是罪因缘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间短寿多病，卑贱贫穷

　　邪见谄曲，烦恼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来慈光照及，于彼众罪，方始觉知。深

　　心惭愧，怖畏无已，于三宝前，发露忏悔，承佛慧日，愿悉消除。自从今身，乃

　　至成佛，愿不更作此等诸罪。

　　所以，当时迎送舍利的仪式，其宗教的意义，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发露忏悔”，达到灭苦消业、身心清净的目的。这与南北朝时期逐步兴起的“忏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这种高远的佛学目的，不能完全代表所有信众的实际目的。三次分送舍利的种种神异，反映了当时信众能普遍接受的宗教经验。这些神异均以公共经验的形式出现，其中绝大部分是自然界的特殊现象，但也有些是完全属于个人的私密体验，表达了信众的特定愿望。显然，这里出现了不同的感应方式或种类。

二、仁寿舍利的感应方式

　　仁寿元年首次分送舍利，出发之际，隋文帝有言：“今佛法重兴，必有感应。”供养迎请佛舍利之际，发生的种种不可思议之事，缘此得以汇总，是为王邵的《舍利感应记》，以及杨雄等百官的《庆舍利感应表》。这两份原始“史料”，不仅被后代的佛教典籍广泛引用，而且这些感应故事的汇编，激发与推动了佛教界的舍利信仰。在道宣编集的《广弘明集》卷十五、卷十七，《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道世编集的《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卷四十里，还收录了隋代以前、汉魏两晋南北朝有关舍利及舍利塔的神异事迹。特别是在《法苑珠林》卷四十内有“舍利篇”，专门说明佛舍利的来历与价值，而在该篇的“感应缘”部分，略述隋代以前16则感应故事。不过，仁寿舍利的感应故事，仍还离不了王、杨的感应记录。

　　这些神异的故事，林林总总，内容不一。道宣在《续高僧传》“感通篇”里对此有一概括的说明：

　　隋高建塔之岁，踊瑞纷纶：神光嘱于群物，至泽通于疾疠，天花与甘露同降，灵芝共瑞鹿俱程，空游仙圣结雾来仅，水族龟鱼行鳞出听。

　　这里所说的“瑞应”，多数是自然界的怪异现象，或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种巧合。但迄今为止，中国的佛教徒对此虔信不疑。道宣的说明实际上包括六个方面：神光、治病、天花甘露、灵芝瑞兽、仙圣来仪、动物听法。

　　1．神光。这是舍利信仰里最常出现的普遍现象，通常都说是“众人同见”。“光”在佛教里象征着一种智慧，舍利既代表佛身，自然会有神光；这种现象还常见于佛陀出生的记载，譬如《太子瑞应本起经》说，四月八日夜，太子生时，“天地大动……光明彻照”。

　　2．治病。诸州舍利人塔前后，多则记载讲到这方面的故事，这是最能引起普通信徒兴趣的感应。首次分送舍利到蒲州栖岩寺，居然“有妇人抱新死小儿来乞救护，至夜便苏”。也就是说，舍利的感应已能达到起死回生的功效。

　　3．天花甘露。佛教讲究香花供养，甘露水表示慈悲。天花甘露同降，一是表示对佛的敬重，二是显示佛的慈悲。

　　4．灵芝瑞兽。这些东西的出现，更多反映的是中国佛教徒的传统心态，因为这些都是中国文化里传统的祥瑞。

　　5．仙圣来仪。道教的目标是成仙，儒家的愿望是学为圣贤。这里虽然没有确指儒道，但这些人物的出现，足以表示佛德的广大。

　　6．动物听法。这些生灵的出现，表示一切众生普遍受用。仙圣属天道，而水族龟鱼、家畜禽兽属畜生道，这是说，恶道众生亦可受益于舍利的供养。

您可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