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寿舍利的“感应”分析

舍利子 | 作者：李四龙 [投稿]

　　在道宣所列的六种以外，其实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1．变化不定。舍利本身往往会有变化，许多故事说到舍利数目或光泽的变化，甚至是无中生有。隋文帝与昙迁想数舍利的粒数，竟然变化不定，无法数清。首次分送舍利以后，隋文帝还有50枚舍利。当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使者来请舍利，隋文帝一口应允。先在京师大兴善寺起塔，把舍利放在尚书都堂，十二月二日启程。当天气和风静，寺内设无遮大会，众人礼忏。按理来说，到仁寿二年分送舍利时，手里已经不够50枚舍利，如何能够分送到51州？更何况还有仁寿四年的第三次分送舍利？这些舍利的来源，当然是感应所得，是其本身变化不定的特性所致。

　　舍利粒数的变幻不定，事实上成了舍利的基本特性。《振旦神州佛舍利感通序》记载的一个故事，很能反映千百年来大家对舍利的看法：“宋元嘉十九年，高平徐椿读经，及食得二舍利，盛银瓶中，后看渐增，乃至二十。后寄广陵，今馥私开之，空罂；椿在，都忽自得之；后退转皆失。舍利应现，值者甚多，皆敬而得之，慢而失也。”在这个故事里，虔诚的徐椿吃饭时感得舍利，而且数量增长到20粒。舍利寄给别人以后，竟然在瓶中隐而不现，但当徐椿出现时，它们又都“忽自得之”。清代的《百丈清规证义记》说：“舍利色相随人随时，变化不测，历历见闻，不能尽述。”这可说是很准确的概括。今天的佛教徒仍普遍相信舍利的数目、光泽可以变化。而在佛经里，舍利的出现，是因修行而起。《金光明经》说：“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舍利者，乃无量六波罗蜜功德所熏”。同样的舍利，因此有可能会在观众面前变幻不定。舍利有了这样的特性，它的来源，其实已无追究的必要。

　　2．印证义学。义学僧到舍利塔前烧香发愿，亦有感应。据《续高僧传》，昙延写成《涅槃疏》，担心理解不合佛理，故到陈州仁寿塔前求证。结果“涅槃卷轴并放光明，通夜呈样，道俗称庆。塔中舍利又放光明，三日三夜晖光不绝。上烛天汉下照山河，合境望光皆来谒拜”。不过，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以上说到的八点，其实可以分为三类感应方式：一类是舍利自身的变化；一类是自然界的变化，神光、天花甘露、灵芝等，不妨称之为“自然感应”；一类是众生的变化，治病、瑞兽、仙圣来仪、动物听法、印证义学等，这里也不妨称之为“众生感应”。第一类感应，实际上是属于舍利自身的特性，所以，真正需要讨论的感应方式，应是第二、三类，即“自然感应”与“众生感应”。第三类里的瑞兽、动物听法，若照现代人的理解，亦属于自然界的怪异现象。直接与人有关的感应，实际上只有三种情况：治病疗伤、仙圣来仪、印证义学。治病是普通信徒的实际需求，“借医传道”是所有宗教赖以传播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其他的感应现象，则可强化普通信徒对“治病”功能的信心。仙圣来仪的故事，则可劝诱那些不信佛教的观众或读者，特别是那些道教徒。既然各类神仙、精灵都来朝拜佛舍利，普通的道教徒为何不来礼敬？至于“印证义学”的故事，只对高僧大德有效，因此这方面的记载极少。

　　做出这样的分类，并非是要证明这些现象的真或伪，而是要考虑：如何看待这些神异故事？这些故事的流传有何重要意义？

　　所有这些感应，在仁寿三年写成的《庆舍利感应表》里，被那些善于辞令的文武百官说成是“太平之世”、“昌年”的征兆。隋文帝作为一位帝王，他之所以要大规模分送舍利，起塔供养，有其政治目的，那是理所当然的。经历了数百年的乱世以后，隋文帝首次实现了政治上南北方的大一统，他以分送舍利的方式，去巩固与加强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有些地方的感应，明显带有政治色彩。譬如，在杨坚的发迹之地隋州，10月6日在建塔挖地基时发现一只神龟，头上竟有一行文字：“上大王八十七千万年”，也就是预言隋朝江山可以千秋万代。据称，不仅是《舍利感应记》的编者王邵亲眼目睹了这行文字，隋文帝本人还曾“亲抚视之”。这种类似于汉代图谶的感应，虽然荒唐，但其政治寓意一目了然。各级官员纷纷上奏各地的感应，竭力歌颂隋文帝的德行与功绩。杨雄的《庆舍利感应表》把这些感应称为“神功妙相”，认为它们是隋文帝“至德精诚、道合灵圣”的自然结果。到了仁寿四年，一位地方大臣的奏章把这些感应称为“美庆”、“灵异”，认为隋文帝的功绩要比黄帝、汉武帝更胜一筹。

　　不过，舍利是佛的遗骨，舍利人塔，其实是一种葬礼，所以，当时记载了有些地方僧俗悲恸的场景。仁寿二年分送舍利，送到安州景藏寺，法师手捧舍利，“人人悲感不能自胜”；送到陕州大兴国寺，四月初八准备下葬时，“道俗悲号”；送到洛州汉王寺，到下葬时，寺内“树叶皆萎，乌鸟悲嗷”。这次分送舍利，当时的感应里，大多出现“白花白树白塔白云”，通常认为这是“吉缘”，但灵裕（518—608）认为这是“凶兆”。灵裕是当时的一位高僧，通达《华严》、《涅槃》等经，他说，当时的舍利感应，“此相祸福兼表矣。”后来，独孤皇后、文帝分别在仁寿二年、四年相继去世，一国素衣。周围的人这才引以为叹。也就是说，这些神异的感应，即使在事发的当时，并不完全被认为是“瑞应”。

　　仁寿四年，隋文帝分送第三次舍利以后病逝，这也许就是史书没有详细记载这次分送的根本原因。社会上对分送舍利这样的事情，因此难免会有流言蜚语。隋炀帝后来四处分送佛像，原先是为国祚长远，不意天下大乱，改朝换代。道宣在“感通篇”里，因此大发感慨：“文炀大宝，往福终于此世。崇建塔像，今业起于将来。”也就是说，分送舍利、建塔造像，仍然是值得称赞的事情，能为两位皇帝的来世积累殊胜的善缘。

　　然而，对所有在场的普通个体而言，这些感应能有什么意义？

三、舍利感应的个体经验

　　王邵、杨雄当时编集的“史料”，都把这些灵异故事称为“感应”。这些感应被描绘成公共的、群体的经验，当时在场的人都能亲身经历。尤其是舍利“发光”，是所有舍利信仰必定会提到的，也是众人都能见证的奇迹。在以上的分类里，像神光、天花甘露等，属于自然界变化的感应，是公共的宗教经验；而像治病等，属于众生变化的感应，其实是相当私密、个体的宗教经验，但在这些感应故事里，也被说成众人皆可耳闻目睹的事实。

　　宗教经验常被认为是个体内心深处的神秘体验，很少会有能被众人同时分享的宗教经验。然而，仁寿舍利的感应故事，却被王邵、杨雄等人渲染成一种大家都信以为真的公共的宗教经验。发生感应的过程，也就是把一种公共经验传递给每位在场的个体。舍利信仰，如同一种反复出现的历史经验，完全公开，直接呈现在公众面前。不过，在现实的宗教生活里，这种舍利信仰，仍然还是一种纯粹的个人信仰。不信者视之为子虚乌有，信仰者则常呼“感应强烈”。我们的思考源自于这种反差，当某位佛教徒跟我们讲到他对舍利的感应时，我们并不容易直接信以为真。为什么历史上的舍利信仰，如仁寿舍利，是公共的经验，但在现实中间，舍利信仰又成了个体的经验？

　　或许问题的答案并不复杂，公共经验必须归附于个体的直接经验。但现在需要解决两个衍生的问题：历史上的仁寿舍利感应，如何成为公共事件？舍利感应，这种公共经验如何转化成个体经验？

　　舍利感应，这种公开的宗教经验，在传递的过程里还是要以个人的感受为基准。在这些神异故事里，总有一些中心人物，如：整个事件的策划人隋文帝，以及护送舍利的各位高僧。这些人的心态与感受，在整个故事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今天读到的这些故事，都已形成文字。虽然我们今天不能轻易地否定这些文字的真实性，但在字里行间，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舍利感应，这种宗教经验，之所以能被渲染成为公共的、普遍的真实经验，重要的原因是它们通常是模糊的公共经验，里面还有含糊不清的环节。

　　1．中心人物的含糊化

　　在仁寿舍利的感应故事里，参与的人物主要有三类：策划分送舍利的隋文帝与昙迁、负责到各地分送舍利的高僧、当地的僧人与信众。昙迁在事件的策划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而最核心的人物隋文帝起初对这些灵异颇为质疑。《续高僧传》“昙迁传”记载，仁寿元年，当隋文帝数不清手里的舍利时，昙迁说：“如来法身过于数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遗质。”此话促成隋文帝第一次的舍利分送。而当隋文帝听说大兴善寺佛像放光，问及为何宫内的佛像没有发光时，昙迁的回答极尽委婉，说：“世有三尊各有光明”，“佛为世尊，道为天尊，帝为至尊。尊有恒政，不可并治。所以佛道弘教，开示来业，故放神光除其罪障。陛下光明充于四海，律令法式禁止罪源，即大光也。”这样的辩解令隋文帝龙颜大悦。

　　事实上，隋文帝本人对舍利的态度一直相当暧昧。据说在首次分送舍利期间，皇室亦有诸多感应。传说隋文帝与皇后，竟然能在吃饭时“齿下得舍利”，在出示百官时，原先的一颗舍利又变成两颗，“右旋相着”。在不到20天时间里，皇宫里接连出现了19颗舍利，“多放光明”。经湘尚检查，其中有13颗是“玉粟”。隋文帝听说此事，就说：“何必皆是真？”

　　在这些感应故事里，有名有姓的讲述者主要是奉送舍利的高僧。但很有趣的现象是，这些高僧的结局大多不甚清晰，其中有不少是回到京城以后不久离世。譬如，仁寿二年分送舍利到洪州的宝宪，还京以后不久去世；仁寿元年分送舍利到青州胜福寺的智能，崇尚定业，林泉栖托，不预僧伦，逃名永逝，莫测其终。这些僧人有的本身即很神秘，譬如，仁寿元年分送到隋文帝诞生地大兴国寺的道密，精通佛理与西梵文言，同时还“习方艺”，“异术胜能闻诸齐世”；而分送舍利到亳州的昙良，平时“专诚忏礼”。

　　至于当地的僧人与信众，绝大部分无名无姓。就是这些无名氏，一起见证了神异的舍利感应，但并不需要担保这些事件的真实性。中心人物既然如此含糊，那么故事的书写过程又能怎样呢？

　　2．书写过程的含糊化

　　需要担保事件真实性的人，是记录这些感应故事的作者。然而，他们并不是事件的见证者，而是文字的编撰者。不仅如此，他们都是应隋文帝的需求而特意编撰的。用于编写的原始资料，则是各地汇总上来的公文，据称是直接采自当时亲历感应的百姓、僧人与官员。这样的书写过程，最终也就消解了编写者的重要性，他们不过是转述者：既不是见证者，更不是担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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