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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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宗派源流第十四章近代传承一、圆瑛禅净兼弘

进入近现代后,中国佛教神日渐衰微,但传承不断,法脉绵延、敬安、圆瑛、太虚、虚云、来果、明真、印顺等一批高僧、大德主持佛法,长者、居士大力扶持,光大宗门,颇有建树。

一、圆瑛禅净兼弘

圆瑛(1878-1953)为中国近代禅门高僧。他宗说兼通,台贤并弘,精研《楞严》,禅净双修,归宿“三求”,爱国爱教,弘法度生,为中国佛教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圆瑛,俗姓吴,法名宏悟,号韬光、一吼堂主人。福建古田县人。父名元云,母亲阙氏。因祷于观音菩萨有感,于清光绪四年(1878)生。幼失怙时,由叔父诗瑛扶养,五房一嗣,备受慈爱。年稍长,感身世孤零,人生如幻,欲出家,叔父不许。1893年投考本县秀才,次年中取,名列前茅。1895年秋(十九岁)大病一场,病愈投福州鼓山涌泉寺,礼莆田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剃度出家。次年,到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后到大雪峰崇圣寺谒达本禅师,充当钣头菜头,茹苦含辛,清修梵行。

二十一岁,圆瑛回到常州天宁寺,依治开老和尚参究禅宗心法,四年中获益良多,继往宁波天童寺依敬安禅师习禅定,前后六年,两次现悟境。其间还随道阶、谛闲、祖印、慧明诸师学天台教观。1906年拜宁波七塔寺慈运和尚,亲受法印,为临济寺四十世,法名宏悟;后又到福州雪峰达木老和尚处再受法印,传曹洞宗第四十六世,法名今悟。1907年(二十九岁)太虚法师在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法华经》,深受道阶法师重视,许为法器,圆瑛也与太虚在御书栖结为盟兄,还结交了会泉、转道法师,次年回闽,在涌泉寺开座讲经,声誉日隆,1909年主持宁波接待寺,创佛教讲习所,1911年参加敬安等联合十七省僧侣在上海成立的中国佛教总会,任总会参议长。1917年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创办僧民学校及宁波佛教孤儿院,1920年在北京讲《楞严经》、《法华经》,参与组织佛教赈灾会,救济灾民无数。1922年到南洋弘法,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处讲经,在转道法师兴建的普觉寺讲《大乘起信论》。1923年秋回泉州重修开元寺。1925年在寺中办开元慈儿院,任院长,收养孤儿二百多人。1926年重渡南洋募慈儿院基金。

1928年至1930年,全国多次发生侵夺庙产“兴学”风潮,圆瑛、太虚、谛闲法师及王一亭、谢铸陈、黄忏华诸居士,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以圆瑛为会长),向政府请愿,全国佛教团体通电呼应,终使事端平息。“九一八”事变,东山省沦陷,他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1923年冬,天童寺失火,圆瑛亲自募化,三年后得以重建,较前更加庄严。1935年在上海建圆明讲堂。同年辞天童寺方丈职,任鼓山涌泉寺住持。卢沟桥事变爆发,即投入抗战救亡行列,组织僧侣救护队。同年11月率徒明旸法师赴新加坡、吉隆却、槟榔屿、怡保、马六甲募款。至1939年止,募到巨款,陆续汇去救难赈灾。九月初一在圆明讲堂突遭日本宪兵队拘捕,被关押南京,虽遭严刑审讯,仍义正词严据理申辩,开展绝食斗争,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九月廿八日出狱,闭门谢客,从事著述。撰《劝修念佛法门》、《发菩提心文讲义》、《阿弥陀经要解讲义》、《佛说八大人觉经讲义》、《楞严纲要》等书。1943年,到北平、天津讲经。1945年,创新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任院长,亲自主讲《楞严》经义。1949年后坚持留上海弘法。1953年代表中国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出席中国佛教协会寿备会议,被推为第一任会长。后南返天童寺疗养,不久即逝世,终年七十六岁僧借五十七年。一生著作甚多,有《大乘起信论讲义》、《楞严经讲义》、《圆觉经讲义》、《金刚经讲义》、《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二十种,门人辑为《圆瑛法汇》行世。

圆瑛禅学思想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精研《楞严》,修禅悟道。圆瑛于1905年(二十七岁)在天童寺禅悟后,继续修习佛法。他在通智处听讲《楞严》,至七十四岁《楞严讲义》告峻,可以说是以毕生精力精研《楞严》。《楞严经》是诸佛心宗、群经秘藏。圆瑛初听《楞严》,深感此经是“末世津梁,禅门关钥”,即作为参禅悟道的钥匙,指引众生解脱的南针。19415年他在上海圆明讲堂开办楞严专宗学院时,更明确地说:

“夫《楞严经》者,诸佛之心宗,群经之秘藏,众生之大本,万法之根源,……由是二番破识,撤去大定之障碍;十番显见,指明菩提之正因。会四科惟是本真,融七大无非藏性。……安住楞严大定,万行繁兴;趣向萨波若海,二严克备。原始要终,不离最初方便;从因尅果,疾成无上菩提。一大藏教,孰有过于此经者哉!”

他把《楞严经》看做开示修禅、耳根圆通、破除五蕴魔障等禅法的根本经典,四十余年精研不轰,虽然法务繁忙,仍时时参究,遇到经中不理解的问题,就写一张纸条,粘贴于座前的墙壁上,反覆琢磨,一旦领悟,再三定实,总把纸条撕下,墙上的纸条由少而多,又由多而少,直至“一房疑义,扯尽无余”,因用功过度,三次吐血,仍精进不止。研究此经竟达十载,讲此经达十三次,可见他用心之良苦。他讲说《楞严经》,被天台宗尊宿谛闲称为“海内独步”,被尊为“楞严座主”,从1909年在鼓山开讲《护法论》始,至1952年底(七十五岁)在玉佛寺讲《楞严经》止,讲经说法四十三年,所讲以《楞严经》为主的各种经论二十余种,直至六十三岁始出《楞严纲要》一卷,六十八岁始著《楞严纲要》二十四卷,七十五岁告峻,可见其著述之严谨。他所创办的楞严专宗学院,即以《楞严》为正课,以《圆觉经》、《大乘起信论》,台贤教义、惟识等为助课,听讲的除本院为僧外,四众弟子络绎不绝。

禅宗之根本精髓,在于教人开佛知见,明心见性,顿悟心源。对此,圆瑛《首楞严经讲义》点明:

佛之知见,乃众生本具六根之中不生不灭性。

根性,即是佛性。此性常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曰嗅,在舌曰尝,在身曰觉,在意曰知。

这种关于六根之性即佛性的“根性”说,是继北魏地论师佛性当果而现的“当常说”、佛性现成的“现常”说以及吉藏《三论玄义》论佛性十二家之说以来的新贡献。他论“参禅以修止观为下手,止观功深,而得定慧。”“参时,即用本觉理体,起一段始觉智光,照着那一个话头。”“教人看一句话头,截断意识不行,令见清净本然之心性。”可见,圆瑛的禅学思想既是继承宋大慧宗杲以来“看话禅”的传统,又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直接证悟。

第二、禅净兼修,一吼三求。圆瑛自出家受具以来,学律、持戒、参禅、研究台、贤、法相、三论、密宗真言,无不涉及。1913年(三十六岁)阅永明延寿、莲池蕅益大师著作,又归心净土。他教宗兼弘,侧重禅净,归心土。1952年在回顾生平修禅历程时诵偈曰:

禅净双修四十年,了知净土即深禅。

有人问我其中意,云在青山月在天。

这是对永明延寿“会通禅教”传统的继承和发扬。1934年,他在上海圆明讲堂设“圆明莲池念佛会”,由其徒明旸助师弘法,常年组织四众念佛。圆瑛把自己驻锡的道场命名为“三求堂”,自号“三求堂主人”,即以“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为宗旨,最后则“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并嘱咐弟子们“以三求为正确修持方针”,为真正学佛宗旨。1953年农历八月十二日临终时,也在自己净念相续和大众念佛声中安祥往生。

圆瑛融通禅净,对禅宗、净土法门都有深刻的解悟和实践。他认为禅净虽有二名,其实归元无二,都是针对不同根机而施设的不同法门,不可厚此薄彼。他说:

禅宗是“接上根者流,是圆顿修持之法,称为最上一乘,中下根人,未足以语此。”

净宗不论智愚老少,教人但持一句佛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以念止念,心中惟有佛,佛外更无心,念到事一心不乱,即得往生。

他既肯定禅宗与净土的区别:有独被上根与适应中下根之分,有依仗自力、愿力、净行之力与依仗自力、他力(弥陀愿力)之别;有能否带业往生之异等,又认为禅净二者可以兼弘,念佛到达极致,则与禅悟无异,他说:

若论高深,则禅宗单刀直入,固推圆顿,而净宗达理之士,未必或逊。古德云:“忽然起念念弥陀,平时无风自作波,有念消归无念处,岂知无念亦为多。”此则有无双遣,一性圆明,与禅宗圆照清净觉相,无以异也。

圆瑛不仅圆融禅净,而且对“四种念佛”(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像念佛、持名念佛)的第一种——实相念佛尤为推崇。他说:

实相念佛,依实相理,念法身佛。法身清净,犹若虚空,遍一切处,无相可得,本无能念之心相,亦无所念之佛相,能所双忘,心佛不二,即心是佛,即佛是心,若念实相佛,则无念而念,念即无念,一心不乱,湛然常住,是为理念。

他的禅净双修,实际上是把禅修融进净土,也可以说是守定一句阿弥陀的话头来参禅,是禅师们修禅时繋心于佛的一种方法,这是继承四祖道信繋心一佛,专称名字的“一行三昧”的修持理论,并在近代中国人心根器日下的情况下的发明创造。

第三、拔苦与乐,解行并重,禅宗发展到近代,禅僧的修行往往不单是参禅打坐,深究佛典,而是寓禅修于日常生活之中,圆瑛主张像印光大师一样,“从平常日用做起,家庭社会上做起。佛法世法,融成一气,诚为末世津梁,昏衢宝炬、立功,立德、立言,垂之不朽,”无论是非曲直雪峰寺当饭头、菜头,还是宁波办佛教工厂、农林场、普益学校、佛教孤儿院,泉州开元慈儿院,也不论是华北十六省救灾,还是与侵夺庙产“兴学”风潮抗争,他都以弘法利生作佛事,处处作道场。1930年他主持六朝古刹宁波天童寺,僧众逾千,冬参夏讲,冬季传授三坛大戒,定为常规;他还宣布“十二不”的规约,即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以此作为自己和大从修持的原则,重振古德道风,1931年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圆瑛立即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并致书日本佛教界,共同谴责、制止日本军阀的侵略暴行。1937年“七.七事变”在上海组织一百多人的“僧侣救护队”,赴战地救护伤兵、难民。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1938年报告记载:“淞沪一战共救护伤兵和灾民8273人。”为了配合救护队工作,中国佛教会和上海佛教界还在沪成立难民收容院和医院,收容难民三千多人,伤兵数百。为筹集救护、医疗、收容经费,1937年11月圆瑛带弟子明旸赴南洋募款,宣传救国大义,回国后虽遭日本宪兵逮捕,但奋斗不止,1952年10月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号召世界佛教徒以同体大悲精神参加国际和平运动,把救苦救难、反抗侵略、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佛事。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是圆瑛寓禅修于利生事业之中,解行相应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他充分发扬禅宗济世利民之大乘佛教精神,赢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缘因所在。

圆瑛之徒甚多,有白圣、明旸、明瑞、明如、明哲、雪相、无碍、定持、密显等。明旸法师(现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协会长)亦传法多人,如开证、源灵、今聪、灵岩、心慈(尼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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