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天工开物》著作版本

农家 | [投稿]

　　一、涂本

　　这是《天工开物》的明刊初刻本，最为珍贵，此后所有版本都源出于此。此本原序中名为《天工开物卷》，但书口仍作《天工开物》，分上、中、下三册线装，印以较好的江西竹纸。原书高26.2、阔16.8厘米，板框高21.7、阔14.3厘米。单叶9 行，行21 字。序文与正文均为印刷体，序尾有“崇祯丁丑孟夏月，奉新宋应星书于家食之间堂”的题款。

　　这是1637 年4月由作者友人涂绍煃（字伯聚，1582—1645）当时任河南汝南兵备道而居家丁忧（丧母）时资助刊刻于南昌府的。为表彰绍煃的这一功绩，故此本称为“涂本”。从该本版式、字体、纸张及墨色来看，与明末赣刻本极为相近，因此想将涂本定为江西刻本当无疑问。种种迹象表明，此本是仓促间出版的，刊行前文字没有经过仔细校订，故书中错别字也不在少数，总共约400 多处。例如梢误为稍、尾误为尼、扬误为杨、径误为经、玫误为枚等，属于形近之误。而“亦”误为“易”、泻作写、防误为妨、框作匡、裹作果等，属于音近之误。这都是刻字不慎所造成。但因该本为初刻本，文字及插图都直接来自宋应星所写的手稿，因此仍然是珍贵版本。

　　涂本《天工开物》向来稀见。中国境内现传本原由浙江宁波蔡琴荪的“墨海楼”珍藏，长期不为人们所知。清末时藏书归同邑李植本的“萱荫楼”。

　　1951 年夏，李植本后人李庆城先生将全部珍藏书籍捐献给国家，其中包括涂本《天工开物》，后转国立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收藏。1959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依此本出版了三册线装影印本，印以竹纸，从此国内外人土才有机会得见此书原貌。但读者使用此书时，须注意其中文字刊误之处。此本原版还藏于日本国东京的静嘉堂文库及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a Paris）。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存有这三部原刊本。关于涂本版次，在上世纪80 年代时俄籍汉学家贝勒（Emil Bretschneider，1833—1901）曾认为《天工开物》第二版刊行于1637 年，即崇祯十年丁丑岁。首版刊于何时，他没有说明。

　　显然，他认为印有手书体序文而无年款的杨素卿刊本似为第一版，而涂本似为第二版。此说恐欠妥。按照中国古代版刻通例，初刻本序文无年款，而在翻刻第二版时再补加年款，这是违反常理与常例的。如果仔细研究序文并对照观看书的内容，也不会得出涂本为第二版的结论。

　　二、杨本

　　这是刻书商杨素卿于明末刻成而于清初修补的坊刻本，以涂本为底本而翻刻的第二版。因有关此本的版本学问题较多，故此处应该详加论述。查杨本与涂本不同的地方是：（1）序文为手书体，末尾无年款，只作“宋应星题”；（2）杨本在文字上经过校改，但个别插图翻刻时走样。

　　有助于对杨本断代的证据是，《乃服·龙袍》涂本作“凡上供龙袍，我朝局在苏、杭”，杨本改成“凡上供龙袍，大明朝局在苏、杭”。又《佳兵·弩》，涂本作“国朝军器造神臂弩”，而杨本改为“明朝军器造神臂弩”，且“明朝”二字歪邪离行。

　　涂本行文是明朝人口气，而杨本为改朝换代后清人口气。如杨本为明刊，为何将“我朝”改为“明朝”？再从插图来看，涂本《乃粒·水利》节载桔槔各部件是完整的，但杨本则漏绘“坠石”，而没有这个部件，则杠杆两端失去平衡，说明杨本勾描时漏绘。此外，全书总序称：“《观象》《乐律》二卷，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涂本在全书各章总目末尾有四行墨钉，正是“临梓删去”的痕迹，而杨本无此现象。这也说明杨本是再刊本。杨本板框高23.2、阔11.8厘米，为6 册装订，白口，半叶9 行，行21字。其扉页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中书名、作者及出版者为三直栏手书体，各栏间有栏线相隔。左、右两边各为“宋先生著”及“天工开物”，字体较大；中栏居下为“书林杨素卿样”6 个小字。此本藏于北京图书馆，1965年购自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此本另有“佐伯文库”及“江南黎子鹤家藏书之章”。经考订，此本与日本水户彰考馆旧藏本属一版本，印以福建竹纸，但不及涂本用纸精良，部分书页已蛀。三枝先生在1943 年曾将静嘉堂文库藏涂本与彰考馆藏杨本对校，他那时尚不知日本国除彰考馆外，佐伯文库亦藏有同一版本。这是先前很多专家不知道的，查日本史料始知此佐伯文库为江户时代（1608—1868）丰后（今大分县）佐伯藩藩主毛利高标（1755—1801）于天明元年（1781）所设，珍藏内外秘籍，则此本当于此时流入日本。黎子鹤名世蘅，1896 年生于安徽当涂，民国初年留学于京都帝国大学，习经济学，则杨本必是他购自日本后再携回中国。黎世蘅于60 年代卒于北京，其后人遂将《天工开物》售与中国书店。而彰考馆是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国（1628—1700）于明历三年（1657）修《大日本史》时建立的书库，则其所藏杨本进入该馆当在17 世纪，即该本刚刊行不久。二次大战期间，彰考馆藏书全部毁于战火，因此50 年代时研究《天工开物》的薮内清先生一直未能见到杨本原著。

　　但江户时代加贺藩藩主前田纲纪（1643—1724）的尊经阁旧藏过另一种杨本，与北京图书馆及彰考馆藏本相同，只是扉页具不同形式。该本扉页上面横栏有“一见奇能”四字。横栏下左、右两侧直栏各为手书体“宋先生著”及“天工开物”8 个大字，二者中间部位上方还以双行刻出小字“内载耕织造作、炼采金宝/一切生财备用、秘传要诀”20 个小字，下面是“书林场素卿梓”。

　　1926—1927 年武进人陶湘（字兰泉，1870—1940）先生刊刻《天工开物》时曾从尊经阁取得此本校勘，其后辗转入藏于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人文所藏书简目中著录说：“《天工开物》三卷，明宋应星撰，明杨素卿刊本，三册。”1934 年北京图书馆对此作了晒蓝复印。1945年以后，人文所藏书移交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 年前，此本被提调至南京，后又运到台北，今藏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此可见，《天工开物》两种早期刊本都在中国境内有传本。顺便说，此处所谈到的杨本，还藏于巴黎的国立图书馆。关于杨本刊刻年代，先前多认为是明代。三枝注意到涂本与杨本的异点，但仍认为二者均是明刻本，或其中之一可能是明刊伪版。薮内因未见杨本，引三枝之说后认为“这两个本子都被断定为明板，但是断定两者的先后，是很困难的问题”。孙殿起（1894—1958）先生过去可能经售过杨本。他在其《贩书偶记》中写道：“天工开物三卷，明分宜宋应星撰。无刻书年月，约天启间书林杨素卿刊。”此或因孙先生经手古书太多，未细心考订，故引出结论欠妥。查宋应星是奉新人，只在分宜任教谕而著此书。且书成于崇祯十年，天启时尚未成书。陶湘等人也认为杨本为明刊原版，还认为杨本手书体序为应星手迹。前述俄籍汉学家贝勒和人文所书目作者也将此本定为明刊版本。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手书体序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而其实这是明清之际书林杨素卿为使此书发行，不得已而为之的，黄彰健第一个认定杨本是明刊清修本。这是正确判断。明末时杨素卿已将翻刊本板木准备就绪，时值明代骤亡，他为使此书在清初发行，遂决定去掉原序中崇祯年款，将正文中“我朝”改为“明朝”。但因署年款那一行字过多，挖板困难，乃决定请一书法高手重新抄序，未尾只书“宋应星题”。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作者是清初人。杨素卿还在扉页上加刻些广告性文字以吸引读者，他颇有一番生意经。

　　结果判定杨本为明刻清修本。杨素卿当为明末清初江南刻书商，其籍贯及事迹尚难查出。但我们注意到杨本用纸的帘纹形刻及纸的质地与所见清初福建竹纸相似。因此疑此人为福建人，而明清之际福建刻书商也确有不少杨姓者，福建又与江西相邻，能使杨素卿很快得到《天工开物》。应当说，杨本虽在明显地方改动了涂本个别文字，以适应当时政治形势，但改动得不够彻底。如《佳兵》章涂本有“北虏”、“东北夷”等反清字样，杨本却一仍其旧。

　　而保留这些字样比使用“我朝”或“崇祯”字样，更有政治风险。这只能在清初书籍审查制度不严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出书。杨本刊行的具体年代当是17 世纪50 至80 年代。很可能是顺治年间（1644—1661），再晚不能晚过康熙初年。而这时作者宋应星尚健在于世。

　　康熙中期以后至乾隆年间，清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控制。顺治年刊行的一些著作在修《四库全书》时均列为“禁书”，下令全毁。而康、乾时引用《天工开物》的《古今图书集成》，则将“北虏”改为“北边”。可见当时编纂官已注意到这些字样是清廷所不容的。杨本还对《天工开物》中其余错字作了文字校勘，并加以断句，颇便读者。杨本作为清初坊刻本，发行量较大，使《天工开物》在清代继续流传于世，也作为后世中外刊行其他新版本时校勘用参考书，起了不小的历史作用。因此它仍然是珍贵版本。至于杨馆本与杨所本的关系，二者可能是同时发行，只不过扉页形式略有不同。也可能是杨馆本在先，售完之后再印一次，换了个扉页，再添加一些出版商广告文字。

　　三、菅本

　　这是《天工开物》最早在国外刊行的版本。此书在17 世纪传入日本以后，引起学者注意，竞相传抄，并陆续从中国进口。为满足日本广大读者的需要，18 世纪60 年代出版商便酝酿出和刻本。从享保年（1716—1735）以后的《大阪出版书籍目录》中所见，早在明和四年（1769）九月大阪传马町的书林伯原屋佐兵卫就已向当局提出发行《天工开物》的申请，同年十一月得到发行许可。因一时缺乏善本，出版计划被推迟。后来刻书商从藏书家木村孔恭（1736—1802）那里借得善本，遂决定粹行。伯原屋佐兵卫是菅生堂主人，故此版遂称“菅生堂本”或简称“菅本”。木村孔恭字世肃，号异斋，元文元年（1736）生于大阪，是18 世纪日本书画家、书画收藏家，其藏书室名“蒹葭堂”，藏海内外珍本秘籍甚为丰富。当他将兼葭堂藏《天工开物》借给菅生堂使用后，加速了出版进程。更请备前（今冈山县）的学者江田益英（南塘先生）作文字校订并施加“训点”，遂于明和八年辛卯岁（1771）出版了和刻本《天工开物》。书前再请当时大阪著名学者都贺庭钟作序。序文是用草书体和式汉文写的。

　　都贺庭钟字公声，号大江渔人、千路行者，大阪人，是18 世纪日本著作家，博学多闻，长于诗歌，著《狂诗选》《大江渔唱》《明诗批评》等书，汉学造诣很深，与木材孔恭友善，同为当时大阪名士。他的生年不明，卒于宽政年间（1789—1800）。都贺氏也在促成《天工开物》出版方面作了努力。他在菅本序中介绍了出版经过及本书内容。

　　日本都贺庭钟撰《天工开物序》（1771）区别其他，易其有无。废于古，兴［于］今；如日［自］东，如日［自］西，上下纵横者，维其天乎。

　　夫五材废一旦不可，食粒之于人也，莫急焉。设使神农氏倡始，亦其时而行则天也。自是而外，抑亦末矣、缓矣。降于人而后令为木铎与。天意怠乎，是亦无非天意也哉。故多闻之余，不为无宜矣。

　　博哉，宋子（宋应星）所为也。禾役之于穟穟，彼黍之于离离，种艺至春簸，馨无［不］宜。若裳服则起［于］枲麻、卒［于］机杼。扬色章采，织纴可就，执针可用。其在馀，则舟于深、舆于重，陶有瓦罂，铸有钟釜，琼琚琼瑶，可赠可报。皆发于笃志，得于切问之所致矣。其论食麻，断杀青也，所见远矣。夏鼎之于魑魅，硝铅之于琉璃，可谓能使物昭昭焉。一部之业，约言若陋，虽则若陋，有益治事矣。岂不谓蜘蛛之有智，不如蠢蚕之一緰哉。升平年深，一方为人，专意于民利，引水转研，煮树取沥，烧矾石、淘沙金，多有取于此焉。

　　初，颇乏善本也。有书贾分篇托于老学，不几乎其取正。老学不勤，终莫能具。而其本今不知所落矣。奚为稗官野乘日以灾木，今此书晚出者，造物惜其秘乎。今已在人工者半矣，以为不足惜乎。

　　客岁（1770），书林菅生堂就而请正，一开卷则勿论其善本，大改旧观。叩之，则出于木［村］氏蒹葭堂之藏。江子发（江田益英）备前人也，以句以训，既尽其善，于余何为？早春镌成也，又来请言。遂不可以辞乎，乃举所从来之者，以为序云。

　　可见最初已有书林将不完善的本子送到都贺庭钟那里，希望他帮助校订，由于缺乏善本，他一时没有做成，《天工开物》出版被推迟了。至1770年，菅生堂从木村孔恭得到杨本抄本，又请江田益英校订后，再将书稿送到都贺庭钟处征求意见时，他对此很满意，认为“大改旧观”，遂迅即授梓，次年出版。从文字内容看，菅本以涂本为底本，以杨本对校，作三册或九册线装。菅本的出版使《天工开物》拥有更多的日本读者，加速此书在江户时代学术界中的传播，同时又成为后来中国再版《天工开物》时最初依据的底本。菅本的历史作用同样不小。但它在翻刻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错字或漏字，例如将匀误作句，朱砂误为米砂，“必失《禹贡》初旨”误为“必贡初旨”，漏掉“失禹”二字，等等。阅读时宜仔细注意。菅本后来在文政十三年（1830）重印，重印本没有什么变化，只在书后开列出年月及书林的名字：“文政十三年庚寅季六月，皇都（京都）出云寺丈二郎、东都（江户，今东京）须原屋茂兵卫、冈田屋嘉七、须原屋伊八、摄都（大阪）孰贺屋七为、大野木市五郎、秋田屋源兵卫。”这个再版的刊本所载出版厂家与明和八年所载书林不同，但书的内容则一致。文政再印本多装成九册。在这以前，宽政六年（1794）八月由大阪书林河内屋八兵卫的崇高堂出版的有关天文历法书《天经或问注解图卷》书末，载有《崇高堂藏板目录》，即出版书目，第一本便是《天工开物》，下面是《朱子书节要》《圆机活法》《朱子年谱》等。每种书下都有简短的内容提要。河内屋八兵卫是菅本刊行者之一，则此本在1894 年还可在大阪买到。此后销路较好，遂有文政十三年再印之举。文政年刊本的书林，如未得菅生堂转让出版的许可，而擅自印此书，是侵犯其权益的，因为菅本扉页上还印有“千里必究”字样，即“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之义。

　　四、陶本

　　这是20 世纪以来中国刊行的第一个《天工开物》新版本。从整个版本史上属于第四版，1927 年以石印线装本形式出现。该书卷首印有下列字句：“岁在丁卯（1927）仲秋（八月），武进涉园据日本明和年所刊，以《古今图书集成》本校订付印。”1929 年该本又刊行重印本，在书的扉页背面印有“岁在已已（1929）/涉园重印”八字。出版此书的是出版家陶湘（1870—l940），陶湘字兰泉，号涉园，清同治九年生，江苏武进人，以其出版《喜咏轩丛书》而知名。由于他是民国年间《天工开物》的最早刊行者，故此本称为“陶本”。陶本是用安徽泾县宣纸印的，分上中下三册。早在民国初年《天工开物》便受到丁文江（1888—1936）、章鸿钊（1878—1951）、罗振玉（1866—1940）及陶湘等人注意，但国内难以找到传本，他们遂以明和八年（1771）和刻本为底本谋求出一新版。关于出版经过，丁文江在1928年写的《重印天工开物卷跋》中作了详细说明，载陶本1929 年版书末。陶湘本人也在《重印天工开物缘起》（1927）中作了类似简介。此本虽以菅本为底本，但亦参考了杨本。前三版（涂本、杨本及菅本）体例大致相同，版面、行款、文字位置都完全一样，插图也基本上为同一系统。至陶本开始则完全打乱了前三版原有的布局，而另起炉灶。

　　陶本在体例上的重大改变是对书中全部插图重新请画工加绘制版，有些图参照清代《古今图书集成》（1726）、《授时通考》（1747）加绘或改绘；有些图（如《作咸》章）据《两淮盐法志》（1748）、《河东盐法志》（1627）、《四川盐法志》（1882）加绘结果弄得面目全非、图文不符。也许陶湘的用意是好的，意在提供精绘插图，使之胜过原有版本。而实际上陶本在艺术技巧上确实精工，但因是民国年间画工所画，在人物服饰及神态、室内陈设上反不如涂本、杨本及菅本那样淳朴、真实，甚至有画蛇添足之虞。对此，三枝氏已在其论版本的文内作了中肯的批评。然而陶本也有可取之处，即它作了文字校订，排除了前三个版本中不少错字。陶本中文字可取，但插图则全不可取。遗憾的是，20 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使用插图时，常取自陶本，而其中插图已失去涂本原有的真实性。有绘画鉴赏力的人会看出，陶刊本插图带有民国年间艺人的画风，与明人画法迥异。陶本书首扉页有罗振玉的篆文题签，下面是陶湘的《重印天工开物缘起》、影印的杨本手书体序，再往下是涂本序及正文。删去了菅本中都贺庭钟的序，书未附丁文江撰《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及《重印天工开物卷跋》。正文前还有原书各章总目，但又另加各节分目。陶本的贡献在于，它毕竟是中国中断了200 多年后于20世纪新刊出的本子。它的出版激发了国内外对《天工开物》的注意及研究，添补了中国版本上的不足。陶本问世多年不曾再版，直到1983年台北广文书局影印《喜咏轩丛书》时，才将陶本《天工开物》列入其中第一册，文字及插图都没有变动，只是将插图施以朱色，看起来效果不一定很好，反不如原来黑白分明。

　　五、通本

　　这是20 世纪以来中国出版的菅本影印本，是继陶本之后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二个本子，从整个《天工开物》版本史上属第五版。因为是由上海华通书局于1930 年出版的，故称为“华通书局本”或简称为“通本”。

　　该本以日本明和八年（1771）菅本照原样制成胶版影印，分九册线装，书中删去供日本人阅读时使用的训读假名，保持原有汉字，再删去菅本扉页、都贺庭钟序和书尾的版权页。通本是单纯影印本，没作文字校勘及任何解说，故在版本学上不及他本重要。但因陶本插图大换班，人们在未得涂本及杨本前，不知原插图是何面目。今有通本，可提供这个机会。

　　六、商本

　　这是《天工开物》的第一个现代铅字竖排本，在版本史上是第六版。因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故称为“商务本”或简称“商本”。20年代时丁文江从罗振玉那里看到菅本后，曾请上海商务印书馆照像复制，谋求铅印出版。但因陶本已于1927 年提前问世，因此这个铅印本迟至1933 年才出版。商本以菅本为底本，文字校勘参考陶本。文字基本上是涂本系统，曾加句点，但插图则涂本及陶本兼而用之，成为混合系统，显得体例不一。

　　但因是铅印本，阅读起来颇觉方便。此本有两种形式，其一作36 开本，分三册装订，列入《万有文库》第719 种，称“商万本”。其二作一册装32 开本，收入《国学基本丛书简编》中，称“商国本”。二者版型、文字、插图全同，只是装订册数及开本不同。商国本使用起来方便，1954 年曾重印一次，因此是较通行的本子。此本发行量较大，使《天工开物》更为普及。

　　七、局本

　　此本也是铅印竖排本，但文字经特别校勘、断句，在版本史上是第七版。1936 年由上海的世界书局出版，故称为“局本”。董文先生在书首《弁言》中说：“这书的文字极为简奥，而且中多术语，我们现在特加句读，以便读者。菅生堂本讹字很多，陶本间亦有误，现在把两本互勘一过，遇有异文，注明‘某本作某’或‘某本误某’；如两本均误，则注明‘菅本、陶本并误某’。这本图画今即依陶本摄影制版。”这是个正规的校勘本，可惜当时没能掌握涂本、杨本这类善本，书中插图也没采用较为可靠的菅本，而用了标新立异的陶本。局本用大四号仿宋铅字，作一册精装，书末附《陶订图目》、丁文江撰（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及陶本丁《跋》）。在1965 及1971年台北世界书局再予重印，名为《校正天工开物》，列入杨家骆主编的《中国学术名著丛书》第五辑《科学名著》第二集第一册。文字及插图全然未变，是三十年代局本的单纯重印本。

　　八、枝本

　　这是三枝博音博士提供的版本，故称“三枝本”或简称“枝本”。它是20世纪以来在中国以外出版的第一个《天工开物》版本，在版本史上是第八版。该版于1943 年由东京的十一组出版部出版，共发行3000 册，在当时这个印数并不算少。此书为大32 开本全一册，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菅本《天工开物》影印，第二部分是三枝氏的《天工开物之研究》，用铅字竖排。全书的名字仍叫《天工开物》，但扉页印有“宋应星原著、三枝博音解说”字样。本书第二部分是三枝氏为解说《天工开物》而写的七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1）《天工开物》在中国技术史中的地位；（2）《天工开物》的技术史意义；（3）《天工开物》对日本技术诸部门的影响；（4）《天工开物》诸版本的研究；（5）《天工开物》中技术诸名词的注释；（6）各版本（指菅本、涂本、杨本及局本）校勘表。这七篇精彩论文开创了本世纪研究《天工开物》的新局面。三枝博士肯于如此勤奋而认真地全面钻研《天工开物》的精神，令人敬佩。他为后人研究《天工开物》打下了坚固基础，提供了莫大的便利。尽管因条件关系，他的个别结论难免失周，但从总的方面看，他的研究至今仍有其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九、薮本

　　这是50 年代日本著名科学史家薮内教授主持的本子，故称“薮内本”。它是战后日本出版的第一个全新的版本，也是《天工开物》的第一个外文全译文和注释本。1952 年由东京的恒星社以《天工开物研究》为名用铅字排印发表（竖排），作大32 开本全一册精装。此本以东京的静嘉堂文库所藏涂本为底本，以菅本、陶本、局本为校勘参考，插图取自涂本，纠正了陶本在插图上的缺点。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天工开物》的日文译文及注释；第二部分是《天工开物》的汉文原文，附断句及文字校勘；第三部分是11 篇专题研究论文，书末附索引。因此薮本集《天工开物》原著校勘断句、日文译注及专题研究于一体，在体例上是最为完善的本子。

　　50 年代时，薮内博士主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内的科学史研究班。当时以《天工开物》为课题，在每周至少开两次讨论会，由薮内主持，参加的有吉田光邦、大岛利一、天野元之助、篠田统、太田英藏、木材康一等专家，大家作集体研究，由薮内氏总其成。在取得文部省资助后，这项专题很快便以胜利告终。薮本的出版给现代不能直接读《天工开物》原著的日本广大读者和通晓日本语的外国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国内对这项工作的开展。薮本第三部分已于1959 年由吴杰译成汉文、由章熊作补注，以《天工开物研究论文集》为名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又重印一次。这一部分还由苏乡雨译成汉文，1956 年以《天工开物之研究》为名在台北出版。

　　十、华本

　　本世纪50 年代以前，中国出版的各种版本，因缺乏善本为底本，故在文字及插图上都有不尽满意之处。1952 年国立北京图书馆入藏明刊涂本后，大家都盼望一睹为快。因属珍贵版本，能见到的读者毕竟有限。为此1959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涂本照原样影印，实为功德无量的事。此本分三册线装，印以竹纸，见此本如见涂本。从此国内外研究《天工开物》的学者有了最可靠的善本。该本有编辑所写的《天工开物后记》。华本对原著未加任何变动，是单纯影印本。它不但为中、日两国，还为欧美国家出现《天工开物》新版提供了底本，所以不能低估它的历史功绩。

　　十一、任本

　　这是20 世纪以来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在版本史上是第11版。虽然早在19 世纪30 年代以来，巴黎的法兰西学院汉语教授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9—1873）已将《天工开物》一些章译成法文，再由法文转译成英、德、俄、意文，而且1869 年他还将有关工业各章合起来出法文单行本。但这还不是全译本，只能说是摘译本。真正的西文全译本，是1966 年美国匹茨堡城（Pittsburg ）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的任以都博士及其丈夫孙守全（1982 年卒）合译的英文本，故此本称“任本”。任以都是中国老一代化学家任鸿隽（1888—1961）教授的女儿，但她的领域是中国史。她所取用的底本是上海1959 年中华书局的影印涂本，参考其他已出的版本，插图取用涂本。作一册16 开精装，除译文外，还包括注释。

　　任本的全名是《宋应星著〈天工开物〉—17 世纪的中国技术》。此本的出版使《天工开物》在欧美各国获得了更多的读者，也为各国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文明提供了原始文献。这是首先需要肯定的。该本书首有译者前言，书末有中西度量衡及时历换算等附录及索引。这个版本就英文行文本身来说，是无可挑剔的。但由于《天工开物》内容广泛，加上技术术语很多，中西文字又有差异，所以在一些技术术语及字句的翻译上，诚有商榷余地。

　　十二、薮平本

　　这是20 世纪以来日本国出版的第三个《天工开物》版本，是薮内博士提供的第二个日文译注本，在整个版本史上属于第12 版。自从1952 年薮本发表以来，各国学者们发表了书评，提出一些对译文的意见，而1959 年中国又出版了影印的涂本，1966 年任以都的英文本也问世，而原本研究篇又有了汉本译本，1952 年薮本早已售光。薮内氏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决定再出个新版本，以简明精干为特色，主要面向青年读者。

　　此本以薮本第一部分译注篇为基础，加以补充修改，删去其中汉文原文及研究论文，只取《天工开物》日文译文及注释。它作为《东洋文库》丛书第130 种，由东京的平凡社于1969 年出版，故称为“薮平本”。此本作一册布面精装36 开本，铅字竖排，字体较小。但书是很便于携带的，所占体积甚小。此本前有译者前言，接下是译文正文及译注，最后有译者写的解说，附有索引，插图当然取自涂本。对照此本与1952 年薮本，译文上有很多改进，解说篇也增添新资料。它在体例、开本及文字上不同于薮本，列为另一新版是有理由的。此本特别受到读者欢迎。

　　十三、钟本

　　这是20 世纪70 年代在中国出版的译注本，在整个版本史上是第13 版。此本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76 年出版，由广州中山大学同各省市25 个有关专业单位协作集体完成，书的注释者署名为“钟广言”，并无其人，是集体写作班子的署名，故称其为“钟本”。该本与中国先前出版的各本相比，采用了全新的体例。其特点是：（1）全书一律用横排汉字简体铅字印刷，附以新式标点符号；（2）正文原文经过文字校勘，错字较别本少，另又译成现代汉语；（3）正文后有注释，正文用四号铅字，注用五号字，易于区别。此本作一册大32 开平装，以涂本为底本，插图也取自涂本，一改陶本以来插图安排之失当。书首有前言、目录，接下是正文，但插图比例似乎缩得过小，书后无索引。但各章前都有一段按语，似无必要，因为在1975—1976 年的历史条件下，写出的按语连同正文中某些注文，难于摆脱当时流行的某些错误观点。阅读此书时宜注意这些地方，其余大体说来是好的。这个版本的出版使《天工开物》更易于普及。

　　十四、李本

　　这是本世纪以来《天工开物》的第二个英文全译本，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在版本史是第14 版。此本于1980 年收入《中国文化丛书》，而由台北的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出版。译者在译者前言中指出，早在1950 年台北的李熙谋博士便发起翻译《天工开物》，并成立了工作小组。1956 年完成初译稿，因某种原因没有及时出版。1975 年李熙谋逝世后，译稿遗失。后来研究中国化学史的专家李乔苹（1895—1981）博士，找到失稿后再次主持英译工作，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李乔苹、沈宜甲等15 位先生，终于在1980 年问世。次年（1981）李乔苹先生也逝世。由于海峡两岸信息不通，李本仍以过时的陶本为底本，插图亦取自陶本，这就显得不足。他们自己也说：“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供翻译的明代版本。”不过要是这些科学家与当地史学界通个气，他们就会知道明刻清修本早已藏于台北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而且他们也完全可以参考薮本，便不致走弯路了。

　　十五、赣科本

　　这是80 年代出版的版本，在版本史上是第15 版，书名为《天工开物新注研究》，作一册大32 开本，1987 年由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故称“赣科本”。将此本与1976 年钟广言本对比，则可看出它在正文体例安排及文字内容上与钟本基本上相同。但钟本作者署名“钟广言”，这本来是当时集体写作组的共同笔名，而赣科本此次则署名“杨维增编著”，则确有其人。料想他当年参加过“钟广言”写作组，现在在1976 年原有集体劳动成果基础上对钟本加以改编，删去钟本对各章写的按语，重写前言，加入七篇他写的研究文章，排除了钟本一些错误观点及错字、错注，比钟本有改进。比如钟本将“磨不”误为“磨木”、“黄罐釉”误为“黄罐油”等，这次都作了改正，此本会受到读者欢迎的。但它仍有改进余地，比如钟本（涂本亦如此）将“腾筐”误为“誊筐”，将“松江”误为“淞江”等，此次一仍其旧。还有《舟车》章中“平江伯陈某”，钟本释为“苏州府布政使陈某”，而此次亦一仍其旧（198 页），这就错了。查布政使亦称方伯，为省一级行政长官（从二品），苏州虽古称平江，但府一级最高官吏是知府（正四品），苏州府怎么会有布政使？实际上《舟车》章讲的是陈瑄（1365—1433），当明成祖遣“靖难”燕军南下渡江时，陈瑄迎降，遂封其为“平江伯”，“伯”是伯爵的伯。永乐元年（1403）陈瑄任总兵官兼总督海运，他并未任过布政使。诸如此类，不再列举。今后如能有机会再版，希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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