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宗净土经论净宗法脉因果启示净土论著净土旨归净宗早晚课净土圣贤录

1918-1921，师58-61

净土论著 | [投稿]

印光大师年谱

沈去疾著

公元一九一八年戊午民国七年五十八岁

仍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

正月廿五日,复丁福保居士书九(一)。

元月廿五日,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二)。

正月廿八日,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一(三)。

二月初七日,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三(四)。

二月廿八日,复丁福保居士书十四(五)。

五月廿一日,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五(六)。

七月廿六日,下山往扬州,欲至扬州刻经院刻印经书。因初次出山,人地生疏,请高鹤年居士陪同。至沪,觅得一最冷落小庙——天台中方广下院住宿。由高氏介绍,大师与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诸居士会晤,广说净土因果等事(七)。

十月十五日,复高鹤年居士书二(八)。

是岁春,徐蔚如(文霨)以历年搜访所得之大师文稿二十二篇印于北京,是为《印光法师文钞》初编。徐氏本年再至浙江普陀山拜谒大师,获稿颇夥,并承知友录稿见寄(九)。

(一)见《三编》卷一(上册)第八十六页。

(二)见《三编》卷一(上册)第八十九页。

按:此函信末注“民七元月廿五”而前“复丁书九”后注“民七正月廿五”。然观其内容、语气,则两书绝不似同一日所写,必有一误在焉,始并仍之如旧。印光法师在此函中特地指出:《慧命经》乃是外道炼丹之书。辟之甚详。甚至《慧》书引证《法华经》时,窜改经文中一字,改“馀”为“除”,亦被大师发现指出。大师自述云:“此书光初出家时看过。”可见其学问之渊博,知见之纯正。释迦佛曾诫弟子曰:“外道书可看不可信。”若夫芸芸众生,学佛根基未定之人,以不看为妙,而况其余未闻佛法者耶!至于有以外道之术、书,剽取佛经中一言数语,遂妄标之曰“佛家功法”者,则阅者尤宜小心。

按:《慧命经》为清代柳华阳著。柳华阳,约生于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其自称:洪都(今江西南昌)之乡人也。幼而好佛,先在皖水双莲寺出家落发,后又受伍守阳内丹秘旨,自称道教北宗龙门派第九代。

(三)见《三编》卷一第九十二页。

(四)见《三编》卷一第一00页。

(五)见《三编》卷一第一0一页。

(六)见《三编》卷一第一0四页。

(七)见《永思集·苦行记》:“民国七年夏,余账毕返申。师以初次出山,人地生疏,函约往扬州刻经。以经资不敷,意在随缘而不募缘,邀余相助。余随至普陀,同师到沪,余拟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挂单,师坚不允,曰:‘你的熟人太多,人家要客气办斋。你我是苦人,何必苦中求乐!又要化费钱文,消耗光阴。’于是再四思维,觅得最冷落之小庙——天台中方广下院。二人住四日,共费伙食费二元(中方广下院是照禅上人所开,乃兴慈法师之师,余朝台时相识也)。由余介绍会晤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诸居士,广谈孔、孟诸家历史及净土因果等事,另有善信等多人,欲送香仪礼物,师却之。到扬寓万寿寺,开示于人,皆言信因果报应,老实念佛而已。余返里扫墓,复回扬城,送师返申,师仍回普陀。”

(八)见《三编》卷一第四十五页。

按:大师于此函中婉转劝导高氏放弃赴鸡足山之行。所云:“惜有限之精神,办末后之事业。其老年人第一要紧著子也。”

(九)见《增广》附录徐文霨跋语,第四册卷四。

公元一九一九年己未民国八年五十九岁

元月廿一,复谢慧霖居士书(一)。永嘉周孟由居士(号念佛居士)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三恳求,必请收为弟子,师至此,观察时机,理难再却,遂为各赐法名。此为大师许人皈依之始(二)。是年秋,徐蔚如居士又以录存各稿三十八篇印为大师文钞续编。冬,徐氏复应缁素之请,与商务印书馆接洽,重付排印(三)。

三月廿五,复丁福保居士书十六(四)。

五月十五,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七(五)。信后附戒鸦片烟方及有关书评数则(六)。

六月十九,复丁福保居士书十八(七)。

十二月初四,复高鹤年居士书三(八)。

经高鹤年介绍大师与上海南园简氏兄弟晤识(九)。

(一)见《三编》卷二第二八三页。

按:此信后但署“元月廿一”而无年份。其信端有云“光自去年以料理刻经事,故于七月廿六日下山往扬州,顺便至沪、苏、金陵”,及信中有关刻印《安士全书》之语。印光大师于一九一八年(民七)初次出山,由高鹤年陪同,由此推知此信写于民国七年之后一年。

(二)见《永思集》“行业记”。

(三)见《增广》卷四附录徐蔚如跋。

(四)见《三编》卷一第一0五页。

(五)见《三编》卷一第一0六页。

按:此函后有印老“又及”一篇,痛陈鸦片之祸害不能尽言。又提及有友人自哈尔滨来,彼处大开烟禁,了无畏忌等。后附大师亲录之戒烟绝妙神方,及详细制服方法。其方只药三味,且绝对不准加减更动:

好甘草半斤;川贝母四两;杜仲四两;此戒烟神方及说明并载于以后民国九年(公元一九二0)刊印出版之《印光法师文钞》第四卷末后附录中。此处信中专为提出,详尽介绍。盖因丁福保乃医师兼一大出版家,故冀借彼之力以之更广流通于世。大师慈悲利人,普济众生之心,固一时一刻未尝稍有忽懈也。

(六)见《三编》卷一第一0八页。

按:丁氏将出版之数种有关佛教之书籍寄呈于大师,请为厘正。大师遂一一与之指明抉出,间亦有论及梁任公佛学造诣者,谓其心粗胆大。又谓其“文章盖世,聪明过人,惜于佛法未深研究,但依日本人所论者而叙之,故致虽无大碍,颇有不合宜之论间次而出也。”又对丁氏提出忠告:“梁公如是,阁下亦如是,皆由急于成书,未暇斟酌之所致也。”

(七)见《三编》卷一第一一二页。

(八)见《三编》卷一第四十七页:“七月,因往扬州刻经,至沪上书局询之,言已往泰山修茅蓬去。”“前年劝应季中出资刻《辨异录》,由不太平,迟至今秋方至藏经院,委托该院主人代理。先刻《拣魔辨异录》,次刻《三十二祖传》。二书皆世宗遗著,皆应季中出资刻。次刻《安士全书》,此书乃朝邑刘门村刘芹浦避难来申,发心出资。“待至明年四月,当复往扬州,料理其已刻成者印送,未刻成者校对。”

(九)见《永思集·苦行记》:“民国八年,余赈湘赈毕,到沪,师复邀往普陀商谈印经之事。须同到申,余介绍往南园与简氏弟兄诸居士相见。师说净土法门及因果报应事,简氏兄弟及诸居士遂发意供养千馀元,正好填还刻经之资。”

公元一九二0年庚申民国九年六十岁

徐蔚如继上年《文钞》印行后,复有增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铅印本,于扬州藏经院出木刻本(一)。

大师偕周群铮居士等游杭州,范古农居士拜谒(二)。

有数弟子在上海排印《印光法师文钞》,向大师要求附刊照片、小传。大师坚决不允,断然制止。且谓“如此则并《文钞》亦决不许印。”遂止(三)。

复高鹤年居士书五(四)。

高鹤年由云南返沪,至法雨寺,晤大师谈数昼夜(五)。

(一)见《增广》卷四附录徐文霨跋:“复经张君云雷广为徵集,并霨续搜之稿,共增三十四篇,由周孟由,朱赤萌,黄幼希三君合初续两编,按类编次,详为校刊,较前两所印尤完善矣。书成,谨记缘起如是。庚申仲冬,浙西徐文霨敬识。”。”

(二)据《永思集·我之纪念印光大师》录范古农:“民国九年,大师偕周群铮等居士游杭,农谒之于常寂光,始睹德容。”按:周君铮,永嘉周孟由之弟也。

(三)见《三编》卷二第四四二页《复李慧实书三》:“民国九年,有数弟子于上海排印文钞(十年正月出书,系二本之《文钞》),即以照片、小传请。光谓:”如此,则并文钞亦决不许印。“遂止。汝不知此事,故为汝说,以免转求照片而妄印之。光纵不能挽回近世虚浮奢靡之恶派,决不肯随波逐浪以效彼之所为耳。”(四)见《三编》卷一第四十九页:“末法众生多多,皆是不知因果。佛经深奥,看亦不能领会,故成今日之现象。”光常曰:“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转凡成圣之大权也。当今之世,不将因果昌明,而欲世道太平,佛法兴隆,不可得也。”(五)见《永思集·苦行记》:民国九年,余由鸡足山归。到沪,王一老云及法雨寺与羼提庵因修路争讼不休,嘱余往普陀解释误会。与法雨主人及师谈数昼夜,瓦解冰释矣。师常欲回秦,因关中大乱,道途不便,故不果行。而摄化缘熟,龙天推出,皈依者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矣。供养之款,概作刻书之用,来求佛法者,皆劝老实念佛,广谈因果报应。

王一亭(一八六七——一九三八),近代佛教居士、画家。名震,号白龙山人原籍浙江吴兴,出生于浦东三林塘外祖母家。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十三岁进上海慎余钱庄当学徒。二十岁进天余号做跑街,后升为该号经理。自幼喜习绘画,拜画家徐小仓为师,进钱庄后仍学画不辍,终为名画师任伯年收为徒,自此画艺大进,早期继承了任氏画派。一九0五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任上海分会机关科财务科长。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震于光复上海、营救同志颇为出力,有功。任上海革命军政府商务总长。袁世凯复辟帝制,二次革命中,上海组成讨袁军,震于经济上不断接济。此前,曾为革命军筹饷数十万元,并垫付军政府之公债券四十万元,后皆未收回。袁世凯下令通缉,其令为租界当局扣阻。后震遂脱离政治,深居简出,潜心丹清。与吴昌硕过从甚密,结为知己,且与蒲作英、胡公寿、释虚谷、李梅荪等交往。幼即受母熏染,信奉佛教。五十岁后,信佛益笃。在家设佛堂,每日敬香顶礼,虔诚念佛。曾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一九二四年起,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副林长,一九二七年后连续三届被公举为林长,主持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扩建林舍,设立佛学图书馆等。一九三0年前后,复与李经纬等发起创办上海佛学院书局。此外热心致力各种慈善事业,与人同办义赈会救济灾民。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入淞沪,上海租界内难民麇集,震与人发起组织难民救济会,筹设难民收容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病逝于上海觉园。其作品和著作有“印光和尚对众说法图”、《白龙山人画集》、《王一亭选集》、《孔子哲学》、《廿四孝画册》等。

公元一九二一年辛酉民国十年六十一岁

春,高鹤年居士自粤罗浮山赴宁波观宗寺。大师约高氏同至沪挂单。高氏介绍大师晤会真达和尚(一)。真达和尚请大师到三圣堂下院太平寺供养庵住,高氏送大师前往。自此大师常由普陀山法雨寺来沪专事弘化矣(二)。

在法雨寺时,有苏州吴引之先生(为前清‘探花’),来朝普陀。自对大师言,彼之前身是云南和尚。以烧香过客,不及多叙,大师当时未详问其由,仅默记之(三)。

大师往南京访一友,友介魏梅荪居士见师。魏自述其信佛念佛而不能吃素,大师教其熟诵《文钞》中“南寻极乐寺修放生池疏”数十遍。未过二月,魏即绝不食肉焉(四)。

(一)真达和尚(一八七0——一九四七),近代高僧。俗姓胡,名惟通,号体范,一号逸人。安徽歙县人。年十三丧母,十七岁丧父,身世孤零,即离乡背井,至苏州习南货商。一日随店主妇朝礼南海,见普陀山寺院清净,佛像庄严,遂萌离俗出世之想。十九岁,辞去肆中职务,出家于普陀山三圣堂,礼峭岩和尚为师。逾年受具足戒于宁波凤凰山白云寺闻果上人。此后锐意精进,声誉日崇。旋由圆光、慧静二法师及高鹤年居士介绍,得与印光法师交往,甚相投契。后曾于弥陀阁闭关三次,每日诵经坐禅,不稍懈怠,前后九载,功夫学问大有进境。一九一四年至沪上,创太平寺,该寺在上海闸北陈家浜(今成都北路八六五号),原名供养庵,规模狭隘。经真达和尚接收后,即行改建,取名太平寺,作为普陀山三圣堂下院。时印光大师尚在普陀山法雨寺潜修。时相往返谈道,互有策进。一九二一年,印光大师与高鹤年至沪,真达和尚将太平寺供养大师居住。又,苏州灵岩山寺以当时住持管理不善,颇现衰颓、荒废景象,吴县及苏垣士绅同请真达和尚前往接管,真达和尚遂委明煦大师代理,并聘请戒麈、慈舟二位老法师先后住持该山。先后命其弟子明本、妙真为监院。寺中一切开支,大半均为真达和尚资助。印光大师刻印经书经费不敷时,亦由其资助。真达和尚驻锡沪上时,一心淡定精进,行持不懈,同时施衣给药,济孤恤贫,普利众生,为世所崇。一九二八年,兼任苏州报国寺住持(在苏州穿心街)。一九三0年,迎请印光大师诣该寺闭关。一九四二年,真达和尚赴灵岩山寺掩关静修,远近风闻,争来瞻拜。一九四五年,离灵岩至沪,仍寓太平寺。晚岁渐呈衰病,一九四七年至普陀山休养,未几即又返沪,是年十月圆寂于沪,世寿七十有八,法腊六十。后人建塔于苏州灵岩山寺。生平言语和蔼,尊贤重道,外示僧伽之相,内蕴菩萨之心,与王一亭、关絅之等居士交谊甚深。曾亲自重辑《西方公据》正副两册,主编《劬劳集》四册。

(二)见《永思集·苦行记》:“民国十年春,余自粤罗浮杯渡山经冬,送香港青山陈春廷老居士赴宁波观宗寺出家受戒。师约余同到沪上。是时三圣堂老当家真达上人一再嘱余介绍,请师到伊下院供养庵住(即太平寺),余遂送往。承真老赐来蜜枣龙眼各两盒,决不敢收,顶礼致谢,辞往天台山中度夏。自此师常来申江,专事弘法,随机说法,普利众生。”

(三)见《三编·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第一0八一页:“又,苏州吴引之先生,清朝探花。学问、道德、相貌俱好。民十年,朝普陀会余,自言伊前生是云南和尚,以烧香过客,不能多叙,未详问其由。十一年,余往扬州刻书,至苏州一弟子家,遂访至。意谓夙因未昧,及见而谈之,则完全忘失了,从此永无来往。迨十九年,余闭关报国寺,至十一月,彼与李印泉、李协和二先生来。”余问:“何以知前生是云南僧?”伊云:“我二十六岁做一梦,至一寺,知为云南某县某寺。所见殿堂房舍、树木形状皆若常见,亦以己为僧。醒而记得清楚,一一条录。后一友往彼作官(张仲仁先生尚知此人姓名),持去一对,丝毫不错。”余曰:“先生己八十岁,来日无多,当恢复前生和尚的事业,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庶不可负前生修持之苦功矣!”伊云:“念佛什么希奇?”余曰:“念佛虽不希奇,世间无几多人念。顶不希奇的事,就是吃饭,全世界莫一个人不吃饭。此种最不希奇的事,汝为什么要做?”伊不能答,然亦不肯念,伊问二位李先生:“君等念否?”答曰:“念。”伊仍无下语。至十二月三十夜,将点灯时去世,恰满八十岁。

(四)见《三编·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下册第一0六九页):“民国十年,余往南京访一友。其人请魏梅荪见余,以信佛念佛而不能吃素告。余令其熟读《文钞》中《南浔极乐寺修放生池疏》数十遍,即能吃素矣!以其文先说生佛心性不二,次说历劫互为父母、兄弟、妻子、眷属。互生,互为怨家对头,互杀。次引《梵网》、《楞严》、《楞伽》经文为证,熟读深思,不徒不忍食,且不敢食矣!魏居士未过二月,即绝不食肉矣。今敬录疏文于左

《南浔极乐寺重修放生池疏》(见《增广》卷二“疏”)

又,罗鸿涛居士曾有记丁福保谈大师轶事之短文一篇,载于释广定所辑之《印光大师纪念文集》,唯该文亦疏于时间之核实纪录,概无确切之年月日期。仅言丁居士与印公“晤面,已在印公发心印《安士全书》之时。”又云;“偶访印公于太平寺。”据此可推知印光大师此次于丁福保居士晤会当在民十或民十一年。今暂归入民国十年即公元一九二一年条内。并将罗氏全文引录于后,以见大师清廉俭朴生活之一斑。

记丁居士谈印光法师琐事罗鸿涛

余与丁仲祐老居士相识有年矣。每星期休沐,辄往过访,畅谈古今,于印公老法师遗事,亦时有谈及,事虽琐屑,记之亦足供后人之景仰焉。

丁居士之与印公,最初仅有书函之往返,及其晤面,己在印公发心印《安士全书》之时。印公以丁居士经营出版业,故以估价排印事相委托。其时物价尚低,印全书一部,需费银币一元。及以所估价相告,印公即谓:“可先印五千部。”丁居士骇然,以印公破衣草履,衣单萧条,不似囊有馀蓄者。乃转告印局:“先印一千部。”其意以为即使印公不能付此数,则此一千元由伊独立供养耳。然不及五六日,印公又来告,嘱增印五千部。丁居士又转告印局,增印千部。如此者不及一月,印公之印数,己达三五万部。丁居士怪之,偶访印公于太平寺,才谈数语,有闽人之供职于海军部者来见师,志诚顶礼。印公为之称述《安士全书》之隹妙,谓其有功于世道人心。倘肯附印,功德无量。其人连称愿意,即自怀中出支票溥,立制票币一千元以为助。丁居士于此始知印公感召力之伟大,乃晓然于印公之一印三五万部为可能之事,初非有丝毫之夸张存乎其间也。

然印公以募缘之易,虽如上述,惟其为人丝毫不苟取,尤不敢作欺因瞒果之事,故檀施之所人,一经指定作何用途,决不肯有所更易。而自身之所需,决不分文染指于期间。何以知其然?试再举一事如后以为证。

迨印书告一段落,印公将回普陀,临行前,往辞丁居士,告以归期,且请备银币二元,以作盘川。丁居士愿意供养五元,请其不必归还。印公不可,仅受二元,且定于到寺后二三日内设法汇还。丁居士漫应之。及行期己屆,丁居士忽有事欲与印公面商,乃赴其所乘之轮船,遍寻全船,自大菜间房舱以至统舱,未见其人,其后始于炉子间附近发见印公,地位既极狭陋,空气又极燥热。他人皆望而以为苦,独印公取其价廉,局处期间,怡然自得。丁居士匆匆与之商谈讫,遂离船而别。后三五日,即接印公来函,并汇还其所借之款。

按:罗鸿涛,印公大师之皈依弟子。大师逝后,罗发心编辑印公大师外集,曾四次于弘月刊发表徵求遗著启事。经七年搜集,终于大师生西十周年,即公元一九五0年结集成册,由慧容楷书抄写,共一十七册。并经妙真、德森、窦存我居士审校,为今《三编》之底本。

您可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