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伽经概说

楞伽经 | 作者：印海法师 [投稿]

二、四卷楞伽与禅宗之关系

　　前文说到四卷本《楞伽经》是达摩传授给二祖慧可，并对慧可说：‘仁者依行，自得度也’。特将《楞伽》四卷亲手交与，这是《景德传灯录》及《续高僧传》中所记载。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初祖，继承者是慧可二祖，二人之间，如此亲手授受，可见本经在禅宗中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但是有些佛教历史学者说：达摩并不是中国禅宗的初祖，可是在他以前，谁是初祖呢？也许有此《楞伽经》授受之史实；同时本经之宗趣特别与禅旨非常相应，所以中国与日本之禅宗所传之禅以达摩为开始。依据唐道宣之《续高僧传》中对四卷《楞伽》授受情形有如下的叙述：

　　‘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唯有此经解，仁者依之，自得度世’。

　　又、《景德传灯录》是宋代道原编篡，比《续高僧传》较迟。有如下的记述：

　　‘师〈达摩〉又曰：吾有楞伽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来心地法门，令诸众生，开示悟入。吾到此地，凡五度中毒，常自出入试之，置石石裂。缘吾本离南印，来此东土，见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遂踰海越漠，为法求人，际会未谐，如愚若纳，今得汝传授，吾意已终。’

　　根据此一记事，看出是达摩自己持来《楞伽》四卷。道宣所写是：‘我观汉地，唯有此经’，表示此经已经存在中国；然《传灯录》之说，唯是‘吾有《楞伽》四卷’。然而，《传灯录》之记事下加一夹注，这是谁人加笔的，不得而知，其注说：

　　‘此盖依《宝林传》之说也。按宣律高僧传，可大师传云：初达摩以《楞伽经》授可曰：‘我观汉土，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若如传所言，则是二祖未得法时，达摩授楞伽使观之耳。今传灯《录》乃于付法传衣之后言。师又曰：‘吾有《楞伽经》四卷，亦有付汝’则恐误也。兼言‘吾有’，则似是间未有也。此但可依马祖所言，云：又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则与理无害耳。’

　　说是‘马祖所言’，同样的也出在《传灯录》之‘马祖传’之一文中，此是引用之文，后来《楞伽经》传到马祖时代证明此中之情形。马祖〈西元七八八年示寂〉后达摩有二百五十年。他是六祖慧能之法孙辈，是确立中国禅之有贡献者。他对大众开示说：

　　‘一日谓众曰：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躬至中华，传上乘一心之法，今汝等开悟。又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自有之。故《楞伽经》云：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又云：夫求法者应无所求，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不取善、不舍恶，净、秽两边俱不依怙，达罪性空，念念不可得，无自性故。’根据马祖之文，并未说到达摩授《楞伽经》于慧可；但由于经文中有印证心地之说。《传灯录》本文之夹注者说明，以马祖之意有解说授受之事实，则‘吾有《楞伽经》四卷，亦用付汝’。或因经文之深意处，是宗依于自觉证智与禅宗之立场，是达摩自己所倡导之方便工具。又可证明慧可之体验也是达摩之态度，也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些又可解说为无不是由《楞伽经》所指示的。这即是夹注者意见用心之处罢。另外《传灯录》之记事中，即《楞伽经》具有不可思议之灵验，能作消毒之特异功能，想来达摩真像今日迷信者。然而深信经之功德，特别是具有不思议之力量。或者是作象征的解释，当时有人反对达摩特重禅定之宏禅，不求慧解，在反抗之人中设法有五次要毒死达摩之事实，因此特别强调此一灵验，可以推测到他当时弘禅的宗旨与当时佛教界有相当大的冲突！

　　《楞伽经》与达摩有很大的关系应该说是无疑问的。可是，另有一人完全否定了此一说明，那就是宋代达观昙颖〈嘉佑五年〈西元一O六O年〉示寂，世寿七十三〉，他从禅宗绝对的立场及根据史实等说明。即《人天眼目》卷五说：‘僧自聪问：达摩大师自西天带《楞伽经》四卷来，是否？答曰：非也。好事者为之耳。且达摩单传心印，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岂有四卷经耶？聪曰：《宝林传》亦如是说。颖曰：编修者不暇详讨矣。试为子评之。夫《楞伽经》三译，而初译四卷，乃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之所译。次十卷，元魏时，菩提流支译。流支与达摩同时，下药以毒达摩者是也。后七卷，唐天后代，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以上证之，先后虚实可知矣。仰山寂禅师亦尝辩之，其事甚明。’

　　依据昙颖的看法，《楞伽》是由其他人所译传来中国，与达摩无任何关系。至于授受传给慧可等之事，认为是没有可能。说传慧可之事虽然记事中不太清楚，但若从文章全体来看，昙颖最初好像并未留意此事，又、仰山寂禅师曾经辩论之事，今已不传。

　　在宋代，禅宗与天台之冲突非常强烈，天台说禅宗无视于圣典，排斥经教而将圣典作为旧纸要送到垃圾堆里去。然而天台以论理立宗，根据经典之文字，贯彻其主张；相反的以坐禅办道者为闲暇，攻击禅宗之弱点，自然各走极端。《人天眼目》之着者昙颖，在前文之辩驳，正说明‘当时义学之徒，相与造说，诬罔先圣，非毁禅宗’。昙颖等对于此事，所谓‘杜邪谬，而强辩之’。看出昙颖，不知就是义学之徒中之一人。从史实等上看，禅宗真正面目确实主张无视经教而不立闲文字。总之，达摩以《楞伽》作为禅宗之宝典，而授予慧可，仅是作为一种参考书之情形亦无不可。若从在心地之修行上看，谁也不会否认此一事实。又，《楞伽》所说是如来藏缘起，有禅之实地体验，同时若从言论上说明，或许诉之为自我的虚妄分别性。又，《楞伽》说自觉圣智之境地，相当于禅之自觉精神，达摩特别对此经动了心。由此种种缘故，不可说《楞伽》中不包涵了禅宗之意趣。如此昙颖所说不免少有偏颇！在一切经典中到了禅宗时代，若是指示禅宗之神秘主义的是最为适合，正如达摩自己所说，除《楞伽》之外，其他皆不是‘心要’。

　　达摩以后禅者，无不以此四卷《楞伽》为所研究之参考经典。《续高僧传》之‘慧可传’之终末说：‘故使那、满等师，常赍四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不爽遗委’。那、满等人是慧可之弟子，他们从始至终以《楞伽》作为左右伴侣。

　　《续高僧传》第二十五卷有释法冲之传记，此人是研究《楞伽》者，因与《续高僧传》着者道宣同一时代之人，是西历七世纪之中叶，为唐代开始之时代，其传说：

　　‘冲以《楞伽》，奥典沉沦日久，所在追访，无惮夷险，慧可后裔盛习此经，即依师学，屡击大节，便舍徒众，任冲转教。相续讲三十余遍。又遇可师亲传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讲之，又得百遍。其经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罗三藏翻译，慧观法师笔受，故其文理克谐，行质相贯。专唯念慧，不在话言。于后达摩禅师传之南北，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后行中原，慧可禅师创得纲纽，魏境文学多不齿之。领宗得意者，时能启悟，今以人代转远纰缪后学，可公别传，略以详之，今叙师承，以为承嗣，所学历然有据。达摩禅师后，有慧可、慧育二人，育师受道心行，口未曾说。可禅师后，粲禅师、惠禅师、盛禅师、那老师、端禅师、长藏师、真法师、玉法师〈以上并口说玄理不出文记〉。可师后，善师〈出抄四卷〉、丰禅师〈出疏五卷〉、明禅师〈出疏五卷〉、胡明师〈出疏五卷〉。远承可师后，大聪师〈出疏五卷〉、道荫师〈抄四卷〉、冲法师〈疏五卷〉、岸法师〈疏五卷〉、宠法师〈疏八卷〉、大明师〈疏十卷〉不承可师自依摄论者，迁禅师〈出疏四卷〉、尚德律师〈出入《楞伽疏》十卷〉那老师后，实禅师、惠禅师、旷禅师、弘智师〈各住京师西明，身亡法绝〉。明禅师后，伽法师、宝瑜师、宝迎师、道莹师〈并次第传灯，于今扬化〉。冲公自从经术，专以《楞伽》命家，前后敷弘，将二百遍，须便为引，曾未涉文，而通变适缘，寄势陶诱，得意如一，随言便异，师学者苦请出义。乃告曰：义者道理也，言说以粗，况舒在纸粗中之粗矣。事不获已，作疏五卷，题为私行，今盛行之。’〈括弧内是原夹注〉

　　读了《法冲传》之记事后，对慧可以后之《楞伽》研究之途径可以一目了然。也可以了解到达摩所倡之禅宗玄旨及《楞伽》之关系。所谓的‘念慧不在话言’，‘忘言、忘念、无得正观’等，这不但接触到禅之特质，也不外乎《楞伽》之宗旨。又读到魏国义学之徒由于不识达摩之禅而加排斥。又了解达摩另有一弟子名曰慧育〈又名道育〉修行禅理，口中不说任何之事。法冲说自己是‘得意如一、随言便异’，将所知义理用文字写在纸上是‘粗中之粗’了。说出了禅宗是‘不立文字’音讯。达摩宗与《楞伽》之关系，就这样绵绵相继不断延续到法冲时代。

　　法冲时代是禅宗正统派五祖以后以《金刚经》代替了《楞伽》。然而，五祖弘忍、法冲皆与《续高僧传》着者道宣同一时代。看出道宣记述当时研究《楞伽》非常普遍而兴盛！在五祖时代《楞伽》之注疏也特别众多。虽然文句难解，但与实修禅者相为伴友。可是，当法冲开始研究之时，看出已经‘沉沦日久’。然而从达摩到法冲时代不到一百五十年之间，所见到注疏也不过十部左右，法冲都一一读过。因当时不同于今日印刷技术昌明，完全是手写本，不易向外传怖，在一人手中，不久也就散佚，深信盛行一时而又趋衰落！

　　《楞伽》除了禅的传承以外，也有瑜伽唯识派之传承，在慧可以下，例如迁禅师以下数人相承用《摄论》来解说《楞伽》。此派想是根据如来缘起而传承的罢。于禅宗系统中由唯识方面‘领宗得意’处，又把握住《楞伽》一经之要旨。然而在禅之方面，专修禅业，从事‘祖师西来大意’之参究，另一面以《楞伽》为禅经，特别留意此方面的阐明，法冲即属于后者一类之人。

　　神秀与《楞伽》之关系。神秀与慧能都是弘忍之弟子。神秀是宏传北禅，所谓是北宗之祖，慧能赴南方为南宗禅之源头。此是禅宗史上有趣的对照，今不详说。但是神秀一派是主张坐禅三眛，自己也是义学者，在讲经方面造诣很深。相反的，慧能一派以简易直截为宗旨，鼓吹不立文字之真正家风。神秀于唐中宗神龙二年〈西元七O六年〉示寂时，中书令张说制其碑文，其中记述：‘特奉《楞伽》，递为心要’之句。看出神秀对禅之研究，深信《楞伽》为禅之心要，如同达摩以此经为心要，他亦以此经为心要，这是为使子孙相传之必然之要务罢！

　　与神秀相反，慧能方面是重视《金刚经》，六祖派下人说弘忍传授慧能之《金刚经》，不去多说。总之，慧能以后，以《金刚经》发挥禅宗之要旨。实际上说：禅是无论《般若》、《楞伽》乃至其他大、小乘经典，只要适合禅意都可拈出作为所依经典。并不专就那一部单行经典。所谓‘佛语心宗’，搜录‘佛语’，无不是禅。不过在方便上说，神秀是《楞伽》派，慧能选定为《金刚经》派，亦无不可。

　　弘忍亦并非唯独尊仰《金刚经》，他同时并用《楞伽经》确是史实。不过因为在《续高僧传》慧可条下有一节说到：‘每〈次〉可说法竞〈竟〉曰：此经四世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悲！’此经是指《楞伽经》。

　　四祖、弘忍之顷，一般流行《金刚经》之宣讲，以弘忍也喜诵《金刚经》，此经是比较能引导禅者罢！然而并非是舍弃《楞伽》而专用《金刚经》之意义。

　　弘忍亦未舍弃《楞伽》，是有证据的。在《传灯录》之三十二祖‘弘忍大师传下’说：‘其壁本欲令处士卢珍绘《楞伽》变相’。又在《六祖坛经》中附加‘及《五祖血脉图》’之一句。‘其处’并有记录下慧能有名的‘本来无一物’之绝句。可以看出弘忍绘《楞伽》图于僧堂之壁画上，弘忍毕竟是将《楞伽》放在心坎中。在弘忍座下占第一位是有学问的神秀，以《楞伽》为北宗所唱道，这是自然之事。相反的，慧能是了解易于接受的《金刚经》之意义，在禅宗发展上，当然也无话可说。然而，慧能也无意排斥《楞伽》之宣传，唯是积极的建立其《金刚经》中之禅义罢。大体上说，南宗之禅者到了慧能以后《楞伽》居于隐、现出没之状态。在此，不作一一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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