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育的规范

静波法师 | [投稿]

二、佛教教育的随缘性

　　1、教教育随缘性的依据

　　佛教教育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实在是因为佛教教育方便智的关系。前面佛教教育的特殊性，探讨的是根本智的问题，是对诸法实相的体证，此是佛教的方便智的内容，简称方便。所谓方便，指利益他人的方法，无论大小乘佛教教育，均称为方便。

　　其中，方是方法，便是便用，即是便于运用契合一切众生的方法。《大集经》卷十一中说：能调众生悉令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法华经方便品》中说：佛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众生处处著，引之令得出。《三论玄义》开篇即说：适化无方，陶诱非一。可见，佛陀说法四十九年，横说、竖说，八万四千法门，针对八万四千种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其中原理无非因人而异，因机施教，应病与药。如《净名经·香积佛品》中说：

　　尔时维摩诘问众香菩萨，香积如来，以何说法？彼菩萨曰，我土如来，无文字说，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得入律行，菩萨各各坐香树下，闻斯妙香，即获一切德藏三昧，菩萨所有功德，皆悉具足；彼菩萨问维摩诘，今世尊释迦牟尼，以何说法？维摩诘言，此土众生，刚强难化，故佛为说刚强之语，以调伏之。

　　从以上香积佛国与娑婆世界佛陀教育众生的方法看，香积佛国因缘殊胜，众生易度，闻香即为佛事，成就菩萨所有功德；而娑婆世界因缘陋劣，众生难化，必须以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调伏其心。就像驯服猛烈的象和马一样，一定要使用痛彻骨髓的方法，才能令其折服，虽难免有些残酷，却能使众生受益而得解脱。

　　当然，就娑婆世界众生的根性而言，教学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就五乘而言，即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就三乘而言，即声闻、缘觉、菩萨。此中，五乘与三乘的区别是，两者开端的因缘不同，一无出离心，一有出离心，但归根结底是相同的，只是五乘以人天为阶梯而达到出离，乃至成佛，而三乘也是摄三归一，如《法华经·化城喻品》中说：诸佛方便力，分别说三乘，唯有一佛乘，息处故说二。

　　此中，声闻、缘觉，只是三百由旬处的化城，五百由旬的佛乘才是目的。就大小乘的教学方法而言，也有四谛与六度等等的不同，乃至戒律也有种种差异。凡此种种，均可看出佛教教育的方便，即佛教教育的灵活性。

　　2、佛教教育的随缘性与佛教命运的走向

　　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中的“恒顺众生”，此恒顺即是方便，也就是随缘，即先同众生搞好关系，然后给予化导。那么，恒顺国王或者当政者，则是为了佛教的命运走向。这同样还是为了救度众生。六祖《坛经》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觅兔角。

　　这无不告诉我们，要与现实“人际”保持良好关系，依旧是随缘的问题。东晋道安法师与前秦国王苻坚的关系，正说明了这一点。道安法师曾经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因为道安法师的人格魅力，使得苻坚心仪向往。当得到道安法师之际，他们的合作，给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

　　又如后赵神异的佛图澄大师，因与残暴国王石虎的良好相处，使得石虎折服并准许汉人出家，同样有利于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至于现实中“爱国爱教”的提倡，也一样是同现实结缘。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变迁，一切都体现着无常，如果总是以一种固定不变的眼光去看事物，佛教也不会走到今天。如果不能走到今天，也就不是佛教。

　　所以，面对现实，佛教教育应当接受新的挑战，承当新的责任，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够解决更多人的心理问题，也才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现实也正在证明着这一点，近代太虚大师倡导的佛学院教育的尝试，起初遇到很多的非议和阻力。

　　但在今天，一切都显得极其正常，并且发展良好。比如出国留学，因此获取学位，必然对佛教教育事业产生影响。相信，未来还会有新的景象出现，站在一个动的角度看，应当说是合理的。也正因为如此，佛教教育才会时时体现出活力，而不被淘汰。中国佛教的历史足迹，能够证明这一点。

　　虽然曾经历过“三武一宗”的毁佛行为，但很快又被恢复，足见其生命力的旺盛。公元十世纪，佛教在印度本土的灭亡，其原因虽有西北雅利安人的侵入，但当时佛教的那种封闭和单纯钻研学问的风气，已同现实脱节，人们对它的存在与否，已经不感兴趣，所以说，这也应该成为佛教灭亡的一个原因。回顾往昔，不禁慨然！读史在于明理，而明理在于做人。当我们反思、反省佛教教育随缘性的时候，对于未来佛教教育事业和佛教命运走向的探索，应当有所裨益。

　　3、历法观行或历事练心

　　《中观论·四谛品》中说：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此是在世俗谛上，即随缘诸法上感受佛教教育的内涵，即成就观照般若，也就是实践佛法。当然，因为因缘的有别，随缘安立了五乘与三乘等种种不同的法门，所以，在实践的过程中，虽然每一阶段归趣不同，但总的目的是开权为显实，也即是成佛。无论如何，现实生活，都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

　　因此，我们不能同现实对立起来。比如说，实践人乘佛法，必须持好五戒。而持五戒是要在生活之中去把握的，是一个人在接受一种现实的考验。只有这样，才更有意义。虽不乏被动守戒者，毕竟一些人不敢也不愿面对现实。但还是要提倡这一点。

　　至于一乘佛法的实践，则是一个更要面对现实的历练。通过历练，在事相上，达到同不二平等的理相契。从此以后，我们将能够理解禅宗的许多机锋，同时，也能亲自感受古来大德们的心路历程。诸如，赵州禅师的“喝茶去”，百丈禅师的“野鸭子”等，此中无不体现着事相与理的统一。于是，我们终于理解了惠能大师《坛经》中所说的，“搬柴运水无非佛道，锄田种地总是禅机。”由此看来，佛教教育不应该排斥世俗诸法，它使我们在此所缘境上，加功运行，历练自心，完成自觉觉他，乃至圆满。

三、特殊性与随缘性的关系

　　应当说，佛教教育的特殊性与佛教教育的随缘性都非常重要。但就次第而言，应是特殊性居先，随缘性居后。特殊性是根本，随缘性是方便。所以，佛教教育必须立足于根本，然后才能有方便。《维摩经·佛道品》中说：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从中可以看出，智度菩萨母在前，方便以为父在后。此中，智度菩萨母比喻根本。

　　佛教教育一定要坚持根本，即出离心，正知见，菩提心。因为，这是检验是否是佛教教育的标准。只有在这个标准的前提下，人们才能规范自己的行为，诸恶莫做，诸善奉行，佛教教育才能被世人接受，佛教才能良性发展。否则，不但谈不上什么佛教教育，就是自身的生存也有问题。当年东晋权臣桓玄，因沙门礼敬王者的问题没能如己所愿，于是，兴起整肃沙门事件。在《高僧传》卷六中记载说：俄而玄欲沙汰众僧，教僚属曰，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或禁行修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皆罢遗，唯庐山道德所居，拨在搜简之列。

　　从中可以看出，佛教教育的特殊性不能改变。如果不是庐山僧团的良好模式，无论如何，是不能幸免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当时佛教的混乱状况，尽管有桓玄的个人成见，但还是被人抓住了把柄，这里面确实有佛教徒自身的责任，应当引以为戒。

　　如果能够掌握佛教教育的特殊性，并在现实中，严于律己，那么，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纵观历史上的毁佛事件，成为很多人的“议题”。说到此，也许有人误会，难道不能随缘了吗？回答是肯定的，不用怀疑。但佛教的随缘不是随便，不是胡作非为。出离也不是放弃，也不是不负责任。

　　关于随缘性的问题，应是特殊性的随缘。佛教教育之所以能够随缘，完全是由佛教教育的宗旨决定的。佛教教育是要通达真谛的，而这种通达是在世俗谛上进行的，所以，佛教并不在意现实的得失，因为现实是如幻如化的不真。虽然不分别，却又要恒顺众生，不与现实冲突，即佛法不与世间相争，但也并不是向世俗投降，钻营于世间价值观念。

　　尤其现实世界的多姿多彩，充满着不尽的诱惑，仅仅是理论上的出离，还是不能有说服力。所以，不能随便乱讲，即使说，也要在特殊性的前提下说随缘性。不然会自误误他，贻害无穷。虽然如此，随缘性的方便依然充满着活力。它可以使特殊性更好的锻炼和发挥，让特殊不再成为特殊。这是佛教教育最终要突破的一点。

　　只有打破了特殊与随缘界限之际，我们才会感受到：“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的惊喜。尽管到了那时，仍然要做一个令人欢喜的人。此时此景，佛教徒的内心世界一片豁达，豁达到“心包太虚”，自利利他，任运自如。

注：部分内容有所删减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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