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册三、八

印顺法师 | 作者：印顺法师 [投稿]

佛教有出家制,出家的可以还俗吗?还了俗可以再出家吗?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依「律部」说:出家的可以舍戒还俗,佛教与社会,都不应轻视他;出家与还俗,每人有自决的权利。还俗的原因很多,做一个如法而行的在家弟子,不 [P152] 也同样的可以修行解脱吗?不过,还俗要合法的,公开的舍戒而去,不能偷偷的溜走(以便偷偷的回来)。男众(比丘)还了俗,可以再出家:落发,受沙弥戒,受具足戒,又成为僧伽的一分子。但不论过去出家多久,年龄多高,对佛教的贡献多大,这些资历,由于舍戒而全部消失了,现在还要从末座──最小的比丘做起。女众如舍戒还俗,是不准再出家的。为什么不准再出家?律师们也许会知道原因的。总之,出家是大丈夫事,还俗并不等于罪恶:佛法是这样说的。

出家与还俗,与世间的入籍、出籍,入党、退党一样,都有一定的制度,决不能要去就去,说来就来的。我出家以后,一直往来于闽院,武院,普陀佛顶山阅藏楼,对中国佛教的实际情况,实在知道得太少。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开始,我却在武院病倒了,恹恹无生气,一直无法康复。忽有三位僧青年,从宁波来到武院,大家爱国情深,决心要投入抗战阵营。三位去了半月,又回武院来了。他们曾去了延安,参观,共党表示欢迎,但勉励他们到华中方面宣传抗日。他们有点失望,乙同学回湖南去,丙同学不知怎样的到了云南。甲同学知道了沈君 [P153] 儒到了汉口,就渡江去拜访。沈君儒为他介绍,到山西李公朴主办的民族大学去学习。于是甲同学脱下僧装,参加革命阵营去了。似乎不到三四个月,由于日军的侵入晋南,民族大学瓦解,甲同学随着民大同学,又渡河去延安访问,但还是回到了武院,重披僧装。似乎有些失望了,所以赋诗说:「再探赤域力疲殚」。不久,去香港宏法,成为宏法海外的大德。那时,我感到非常难过。虚大师门下的僧青年,竟这样的来去自由!新僧!新僧!我不禁为虚大师的革新运动而悲哀。在我出家的岁月中,国难,教难,而自己又半生不死,这一年是我最感到沮丧与苦恼的日子(其实,这种情形,中国佛教由来已久,只怪自己无知,自寻苦恼)。三十八、九年间,在香港见到了又一位,使我更感到震惊。一位天台宗传人,本来在香港弘法。抗战期间,到了后方。响应蒋公「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决心还俗从军,以身报国,这是多难得呀!后来,他陷身在北平。由于香港某教团的需要,设法请他来港。一到香港,马上披起大红袈裟,讲经说法,大法师又回来了。等某教团的事务办妥,又一声不响的去了台湾,从事党务工作。天台 [P154] 宗被称为老派,而竟与新僧同一作风,这是我意想不到的。这位天台传人,一直到退休,才以居士身分,与佛教界相见。过了好几年,台湾中部某寺,举行住持晋山典礼,长老们大多来了。他宣布重行出家,据说长老们为他证明,他就是老法师了。从此弘法中外,住持道场。脱掉又穿上,穿上又脱下,一而再的自由出入,我这才知道,在中国佛教界,是由来久矣!以上还可说爱国爱教,事难两全,而另一位优秀的僧青年,却大为不同。弘法多年,忽而与同居人改装还俗。由于生活艰难,只好再度出家,在台北临济寺闭关。槟城某法师来台,想请一位法师,于是关中的青年法师,被推介而出关了。槟城的极乐寺,是福建鼓山涌泉寺的下院,历届的监院与大护法,都是闽北人。这位去槟城的青年法师,恰好是闽北人,所以得到护法们的拥护供养。大概一年吧,青年法师得到了不少供养,所以一回台湾,就重过家庭的生活。为什么要闭关,原来这是有旧例的。清末民初,上海租界有一位知名人物黄中央,得到哈同夫人罗迦陵的赏识。中央劝迦陵发心,由他自己主编了一部『(迦陵)频伽大藏经』;中央与中山先生等往来,对 [P155] 国民党的革命事业,有相当的贡献;这真是一位为教为国的伟人!二次革命失败后(那时,罗迦陵又赏识了一位伊斯兰教友),黄君回到了镇江金山寺。据说:原来他本名宗仰,是接了金山寺法(有资格当住持)的法师。金山寺是江南名剎,还了俗的不好意思让他再当住持,赶快闭关吧!掩关三年,金山寺推介到另一名剎去任住持。这样看来,还俗的只要闭关一次,就恢复了完全的僧格,可说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制度。我以为,这决不是创新,而是中国佛教的惯例。以上几位,有的根本不认识,总之与我说不上恩怨。我所以说起,毫无对人的攻讦意义,而只是略举一例,慨叹佛教界的法纪荡然,由来已久。「入僧」与「出僧」,没有法纪可言,传戒有什么意义?如说佛教(出家众)要组织化,那真是缘木而求鱼了!

出家受戒,舍戒还俗,是僧伽「依律而住」的基石,这才能达成「正法久住」的目的。大概的说:佛法传来中国,最没有成就的,就是律。早在宋代,离律寺别有禅寺、讲寺;等到只有「传戒训练班」式的律寺,持律只是个人的奉行, [P156] 无关于僧伽大众了。我国出家与还俗的杂乱,原因是:一、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流,儒家重道德而不重法治,佛弟子受到影响,总觉得律制繁琐,学佛应重内心的解脱。在来台湾以前,听说「天理,国法,人情」,现在台湾上下,改为「情,理,法」。提倡法治而人情第一,可说是「甚希有事」。佛教中,大家人情第一,这样的来去自由,也没有人提出异议。见多了成为常态,只要回来了就好。二、重定慧而轻戒律:唐无着文喜去五台山,遇到有人(据说是文殊)问:「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文喜答:「末法僧尼,少修戒律」。文喜反问:「此地佛法如何住持」?那人说:「这里是龙蛇混杂,凡圣交参」。文喜不忘律制的佛法立场,那人所说,就是大乘佛教了。「龙蛇混杂,凡圣交参」,等于中国佛教隆盛期的忠实描写。等到蛇多龙少,大家向经忏看齐,大德如凤毛鳞角,在社会人士的眼光中,到底佛法是怎样的宗教?三、与佛教的受迫害有关:西元千年以前,中国佛教已经历了「三武一宗」的法难;赵宋以后,又经历了多少的折磨(如宋徽宗,明世宗)。严重的僧尼被杀,轻的也被迫还俗。好在法难时间不久,佛教 [P157] 恢复,心存佛法的又回来了,不一定再受戒。例如禅宗的沩山灵佑,在唐武宗毁佛时,被迫还俗。他觉得道在内心的修证,不在乎有没有落发,后由门人劝请,才再度落发的。还有政府(如唐肃宗)为了筹措经费,大批的出卖度牒(出家的可以免兵役与免丁税),这样的出家众,怎能如法清净?如真是「王难」,「贼难」(如衣服被盗贼剥光,只能临时找衣物来蔽体,再来乞化僧衣,也不能说是还俗),那是佛教的大不幸!但一再遭受迫害(被迫还俗又出家),引起的副作用──还俗而又自由出家,是相当大的。中国出家众,是多苦多难的!如民国三十七、八年间,有的出家人,被强迫的抓来从军,有的为了避难而混在军中(大陆的十年文革,更彻底的被消灭了)。来台湾后,再设法次第的回到僧中(有的就一去不返)。又如服兵役后出家,逢到临时召集,还得改装去参加几天。这样的脱却僧衣,重新穿上,是「王难」一类,出于无奈,是可以谅解的。不过被迫改装再出家,还是会引起副作用的,僧伽是会一天天杂滥起来的。如要整顿佛教,要先将一切出家的纳入组织,有出家与舍戒的档案可查(及「王难」而被迫的 [P158] ),进一步做到破戒(不是犯戒)的勒令还俗,不得再出家,僧团才会有清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