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五周年之新意义

太虚大师 | [投稿]

抗战五周年之新意义

──三十一年七月作──

一已为同盟国击溃轴心重建世界和平的主力

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战起,至二十七年纪念第一周年之七七,已粉粹了敌人速战速决的梦想;第二周年之七七,则令敌人失却利用汉奸以结束战争的希望;第三周年欧战方烈,更坚定了独立抗战之信念,第四周年则我国之抗战价值渐为国际重视,而增多了友邦的关切;以逮于今日第五周年之扩大七七纪念,则完全别有了新的意义。

今年扩大纪念之新意义,便是当我们抗战开始,虽以求民族独立自由与求国际平等正义、同时并重,但一般的看法,至多不过认为国家民族被侵略,抵抗以求生存而已。且事实上原著重在抵抗侵略以自救灭亡。其为国际正义而战之价值,至太平洋战端突起,始被各强国充分认清;亦从太平洋战起,遂东西合流以成为真正的全世界战争。全世界各国皆列入民治与轴心之两大战团,民治集团的应战:乃显然以扑灭非义,重建正义的未来世界为目的;故今年抗战第五周年的中国,已为美、英、苏等二十八个同盟国的反轴心主力,实际上已曾派遣远征军与盟军并肩作战,且为从陆地反攻击败轴心的一个主要战场,而与美、英、苏等共同负起了重建未来的正义世界之责任,充分发挥了为世界人类平等正义而战的意义。

二印度与中国要有进一步的联系

中国与印度,无论在人民的优秀与众多上,地域的广大与毗连上,文化的崇闳上,历史的悠久上,两国关系的深长与睦谊的素敦上,尤其产生及接受释迦牟尼的伟大文化精神上,在此为世界人类扑灭重建正义的大战争中,必须有更进一步的联系。凡我美、英、苏等各同盟国,于此类必须援助中印两国成功更进一步的合作,以发挥其共同抵抗轴心并重建将来世界正义的力量,丝毫不加阻忌,因为此几占世界人类半数之两大优秀文化民族之切实联合,不惟在现今击溃轴心所迫切需要上,万万不能不以中国人之正义战,唤起印度人充分之正义感,发动印度全部的人力物力,积极的抵御且攻击侵掠的强寇;而在重建未来长治久安的人类世界上,设令此占人类半数的两民族、或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两民族中,任何一民族未能获得自愿的国家建立与公平的国际待遇,则重建的未来世界即不能有充分的正义,不能保长久的安定,而这一个反轴心的大战也便失却了重大的意义。中印两国的人士,已多有这种的感觉和倡导了,唯欲其实现,尚待两国人民作更大之努力!

三佛教国家应共同努力

中国之抗战目标,内求民族自由,外伸国际正义,此与缅甸、安南、暹罗、朝鲜、锡兰等佛教国家所欲达之目标可谓完全相同。中国之藏、蒙、康等为佛教区域,其余各地人民亦多数信佛,当然也可算佛教国家,同奉佛教故,同抱求达之目标故。今缅甸虽已或陷入魔爪或形格势禁而别具苦衷,然为自求解脱羁绊,并发扬人类平等之佛法于全人类,造成未来的人间净土,皆应与抗战五年必胜无败的中国,及其盟国之美、英、苏等,取得亲切的联络,寻觅各种可能的机会,共同努力,以期达与中国所欲达之同一目标,造成将来之平等自由的佛教国际。

四唤醒日本的佛教徒

说到佛教国家,便忘不了在日本侵略恶魔的军阀下有被驱迫著的三千万日本佛教徒。日本军阀大多数迷信其土产神道教的,智识份子则多数皆信贯通于科学、哲学的佛教。日本佛教徒若能在佛法正智大悲的精神上,一致醒觉起来,树起内除恶魔、外救众苦的佛帜,足可发生雄厚的威力,革除了专制的侵略的军阀的命,建立原本佛法平等自由的国家,则与平等相待自由互助的中国等,不难共进于和平的世界!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一日,于缙云山。(见时事新报三一年七七特刊)

西藏问题之适当解决

──三十二年作──

西藏问题,其实是藏族问题;而说到藏族,又必连带到西藏佛教。西藏佛教,是藏族超越个人生命以上之全族精神生命,所以要融洽藏族必先要了解西藏佛教。但西藏、藏族、西藏佛教、三者之范围各异。西藏是地理上名辞,以前后藏的地域为范围。而藏族则除居于西藏全土者外,更有分布西康及青海、甘肃若干地域之藏族,故藏族之范围较宽于西藏。至于西藏佛教,则随藏族所至固皆为西藏佛教,而全蒙古与新疆、东北四省、五台山、北平等一部分地区之佛教,亦承化西藏或统属于西藏──如雍和宫堪布等──;故西藏佛教之范围又较藏族为广。然不论藏族或西藏佛教,其散布之区域虽广,无不以前藏拉萨之藏族佛教政权为中心。握得拉萨藏族政教,即等于握得整个之藏族与西藏佛教。

然今所云西藏问题,非西藏之地域及藏民本身有何种之问题,乃如何能融合为大中华民族而共建成新中华民国之问题也。余前年尝撰“改进藏族经济、政治、教育之路线”一文──载时代精神月刊之第五卷第三期──。

此前岁之建议,虽曾荷教育部陈部长函示采择施行之盛意,然迄未能实现。而滇缅公路被断之后,需以西藏为国际之通路者尤亟;乃西藏之梗阻反因而益甚,致中枢不得不另谋解决之方法,而汉藏之隔膜遂愈形复杂!然现在感觉吾前此建议之路线,仍有迅采实施之必要。又恐中枢、西藏双方犹有疑虑之处,乃更详述其理由,以冀明智者察择焉。

内地人士对于藏族佛教应有进一步之了知者,即不应拘泥于旧时对于内地寺僧之观念,以为西藏之寺庙喇嘛,亦系不顾政治社会而游于方之外者,甚或视为惟是神秘迷信或顽固愚陋之一群,绝不能容受现代文明起变通融化之作用。须知佛教在各地情形不一,内地昔因处于儒教之政治社会中,乃或旧时之佛教;而西藏及缅、暹等则统为佛教之政治社会,故应将西藏佛教视同昔日内地之儒教,其拉萨三大寺与甘、青等各大寺,则犹京师太学及各省学宫或书院也。其考得第三、第二、第一等格西,则犹贡生、举人、进士也。其老格西为各大寺教师者,则犹翰林院翰林也。其派为各堪布──例雍和宫住持──及藏设各官者,则犹任命为行府官吏或教官也。其学至比丘律以上可准备考格西者,则犹已入学之秀才也。其各呼图克图,则犹王公或有功世袭官爵之子弟也。设能如此改变其观念,则知藏族之政治,教育其社会领导人才,皆出于佛教,而不致以内地寺僧错识藏地喇嘛。

清季之变法兴学,实为进成民国之基础,设非由儒教之读书士子如康、梁等之鼓动,官绅大夫如张之洞、郭嵩焘、张百熙、熊希龄、张骞等之提倡,则无以举变兴之实。余主择喇嘛中声望素著、学识弘通、倾诚内向者倡办西藏师范学院,意即在此。而招藏、康、甘、青二十岁至四十岁喇嘛来求学者,即等于清季初兴学校时,多由生员童生考选为师范学生,或留学日本之速成师范等,以养成开办各小学及中学之教员也。藏族佛教今日之情形尚比清季内地儒教在辛亥时为落后,而略同戊戍前之状况。故办此师范学校,一方既须如东本格西、喜饶格西──在西藏皆等老翰林──等三五人合力提倡,一方招学之青年喇嘛,仍须以初级师范毕业给予三等格西,高级师范毕业给予二等格西之学位,方足以资号召。此亦如清季初兴学校,给高小毕业以秀才出身,中学毕业以优贡出身,高等毕业以举人出身也。或疑此为陈腐制度,不应入于学制者,然中枢今对蒙藏喇嘛二字、四字、六字封号,及王公世袭等封建名称犹不废,以之渐图改进;则今之办学已实易其内容,又何靳略存形式称号以欣其情而顺其俗耶?

今若从武力求决,动非数万万元不可;彼此破坏损失更不可计算!加以艰难困阻,尤不知得何结果?诚能合中枢及康、青官长与藏、汉僧界、学界高德,以共同祈求西藏福利之实现为目标,从是以进行,则中央政府虽每年耗费一万万元,亦较之甲兵十万为节省!况其效功之崇高博大,又远非十万大军之可企及哉。

中国古圣先贤之能造成如此史长、土广、民众之国族,遗留于现在之吾人者,多半以其善于因势利导而怀柔渐化。然清季以来,迭经国中剧烈之变革,一般军府官佐,每轻浮躁动,掉以轻心,对于国中任何先代圣贤均不复尊重,任意蹂躏,如孔庙,佛寺等,均每为军警等糟蹋不堪。秉此恶习,完全忽略异域尊崇宗教之风习重于生命,所至动辄破坏。赵尔巽清季军入西藏,至今留藏族公恨。而去岁远征军在缅之突遭倾败,虽以敌人对缅僧已积多年工作,并因政府未采行吾访缅归来主充实中缅佛学研究会之组织,及在仰光与云南鸡足山设立巴利文学院,交换华缅佛教教师学生诸建议,不能争取缅人之协助。

然尚欲为藏族教政领袖忠告者,则西藏虽有组较为完备之僧寺,及有建于此种僧寺上之佛教文化,然地虽广而人甚稀,农林之利未辟,矿工之业未兴,经济尤滞在畜牧阶段,政治亦无积极施设,对一般民众既未有系统之教育,贫困愚陋,加以婚制欠良,疾病传染,缺乏医药,体健日趋低劣,人口递年减少。以如此人民,要其支持现存之佛教僧寺,已将势有不能;何况欲于近代国族竞争剧烈之时代,独自立国,以建成广阔坚固之国防,则其事势之不可能益显然也。

如或习于清季来徘徊中、英、俄间,迟疑观望,以为可待将来势定,再于中、英、日、俄等国,择一可倚重者以托仗保护,此尤为大错。应知中、美等联合国之必胜,德、日诸轴心必被降伏,早为国际之已定形势;则决无可依日本为护法之理。而中、美、英、苏为联合国领导四强,原属中国领土之西藏,在英、苏亦万无可妄容西藏归投之理;则西藏唯应毅然立决,在汉族宗族平等原则上,共同努力于中华民国之抗建国策,始有光明之前途。况汉、藏在皇古原出同族,即从唐以来之历史言,文城、金城公主入藏以后,随从以居藏者非在少数,藏族之血统早与汉族混合。而藏族文化之佛教,亦多有由汉输入之成分;元、明、清迄今,藏族佛教又影响于汉人甚多,则无论在血统上、文化上、汉藏皆富有极亲密的不可分离之关系。加以汉人亦多数信崇佛教,并能了解且推重西藏佛教,此均为求之英、俄等国民中所绝无者。民国来以汉、蒙等同为构成共和之主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尤以联合国内诸族平等相待为原则,则西藏无论在何种理由上说,皆应以原为中华民国一分子之资格,共同努力建成中华民国为得计。昔第三代达赖以善知清室当入主中国,遥相赞助,得享清代维护西藏数百年之安乐。今中华民国正将达成亿万斯年伟大国家之际,藏族本早为共建民国之一宗族,在此时岂应不熟察机先,观照中枢之所需要,急起直追为力所能及之贡献,以立功于建国之际,而收共有、共治、共享之利益于无穷!

且循喇嘛教育吸收现代文明而渐进,乃和平之改善,有百利而无一害。尤其道路开辟,交通便利,农、牧、商业繁荣,人民经济宽裕,乡村自治以至地方施政,咸上轨道,则人民对于佛教寺僧之供养尊敬,倍加增胜。而中枢亦可藉藏族佛教文化为精神之国防堡垒,胜驻边疆百万大军,岂非两得其益!要之、中枢当尊重西藏教化风尚,除对外等必须统一之国权外,给予充分地方自治权益;而西藏则当遵照中枢之指示,欢迎各种施设教育,开通道路,发达农垦,改良卫生等学问技术之辅导人才。而藏族妇女虽性少羞耻,然一经婚配,则又都能专一而不淫乱;然后以藏族男子五分之一作喇嘛,不再婚配,致多有无夫可婚之少女及失去丈夫之孀妇,不期而习于淫乱,而致疾病传染蔓延,影响及人民健康率及生育率之低落。汉人入藏之安心于教育、农垦等业者,若能信崇佛教,则必能如缅甸华侨之娶缅妇,构成极和美家庭;不惟减淫乱而增体健人口,且于道德风化大有增进,而汉、藏宗族之融洽亦必更亲密。然此乃由教育而渐改进交通、经济等相随而至之良效,此时不必多所预计焉。(见文化先锋二卷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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