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顶舍利与长安

舍利子 | 作者：黄巧亮/逸舟之 [投稿]

佛顶舍利与长安

一、佛顶舍利的渊源

　　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遗体火化留下各种不同类型的遗骨，被称为舍利。《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中说:“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①]其中佛顶火化后的遗骨即是佛顶舍利。

　　佛顶本来也是释迦牟尼佛的三十二相之一。佛教文献记载，佛的顶骨，自然隆起，呈一髻形，这种形象是常人所无法见到的殊胜之相，表示此种功德的佛像，即称佛顶尊。在密教里面，佛顶尊依其表示的内容，可分为三佛顶、五佛顶、八佛顶、九佛顶、十佛顶等。在佛的“八十种好”中，第七十八种形象叫顶骨坚实相，这是与佛的顶髻相一致的一种殊妙之相。

　　佛舍利的分类方法很多。一般首先把舍利划分为身骨(生身)舍利与法颂(法身)舍利二种。佛的遗骨为身骨舍利，而佛所遗留下来的教法为法颂舍利。《法华经法师品》中说:“若经卷所住处，皆应起七宝塔，极令高广严饰，不须复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来全身。此塔应以一切华、香、璎珞、缯盖、幢幡、伎乐歌颂、供养、恭敬、尊重、赞叹。”[②]身骨舍利又可划分为全身舍利与碎身舍利，前者指埋葬的全身遗体，后者指火葬的遗骨。骨舍利又可分为舍利子和遗骨两种。舍利子是一种结晶体，一般有颜色，呈珠状，光莹坚固。遗骨则是火化后遗留下来的骨头，呈片状或块状，或呈现原来骨头的形状。

　　佛顶舍利崇拜起源于释迦牟尼涅槃之后。依《长阿含经》卷四《游行经》所述，释迦牟尼于拘尸那迦城婆罗双树间涅槃后，摩竭陀王阿阇世以及波婆国末罗族、迦维罗卫国释迦族等皆欲获得舍利，但都遭到拘尸那迦国人的拒绝。各国便商议将以兵力强行分取，战事一触即发。这时，香姓婆罗门挺身而出，出面协调，大家均分舍利，各自起塔供养。于是佛的舍利便被分成八份，由八个国家各自起塔供养。佛顶舍利肯定被供奉在这八塔中的一塔之中，但具体在哪一个塔里，则无从查考了。

　　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阿育王从八塔中取出再次转移供奉到南亚和远东的中国，从此出现了佛牙、佛顶、佛指、佛发等不同佛舍利崇拜。总体上看，阿育王再分舍利之后世界各地流传的释迦牟尼佛舍利主要有以下几种:1、结晶状的舍利子;2、牙齿;3、指骨;4、顶骨;5、锁骨;6、头发。阿育王的这次佛舍利再分配肯定包括了佛顶骨舍利的再次转移供奉。但佛顶舍利在这次空前规模的舍利再分配过程中到底分配供奉到哪里，当时的资料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根据后世的一些资料，我们知道在南亚的西北地区以及中国的南京都有被认为是阿育王时代供奉起来的顶骨舍利。也就是说，经过阿育王的再次转移供奉，佛顶骨舍利离开第一次供奉之地，即最初供奉佛舍利的八塔之一，开始了它的转供历史。

　　佛顶骨舍利的转移供奉属于碎骨舍利的分割，所以同一舍利可能会经过多次分割，而且舍利在体积上一般是越来越小。根据现有资料，佛顶舍利在经过阿育王的转移供奉之后，又转供到南亚西北地区的那竭国内酰罗城，并在此后的近一千年之中，在这里形成佛舍利的朝拜中心。

二、长安僧人在印度瞻礼佛顶舍利

　　中国人当中最早瞻礼供奉在那竭国佛顶舍利并记载其供奉和朝拜情形的是东晋时代从长安去印度巡礼的法显。

　　根据《法显传》记载，5世纪初期的时候，西北印度那竭国内的酰罗城中有一精舍供奉着佛顶骨舍利。该精舍“尽以金薄七宝挍饰”，可见其壮丽辉煌。法显还记载说，该国“国王敬重顶骨，虑人抄夺，乃取国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护。清晨八人俱到，各视其印，然后开户。”可见其管理守护的多么严格。法显对这具佛顶舍利的供奉位置也有明确记载:“有七宝解脱塔，或开或闭，高五尺许，以盛之。”每天“开户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顶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宝圆碪，碪下瑠璃钟覆，上皆珠玑挍饰。”可见这个佛顶骨是保存在一个叫解脱塔的塔里面，每天取出来放在寺院外面的一个非常漂亮的高台上供大家瞻礼供养。法显本人亲自瞻礼了这个顶骨舍利，据他记载，这个顶骨舍利“黄白色，方圆四寸，其上隆起”。关于当时顶骨舍利的供奉盛况，法显也做了详细的描述:“每日出后，精舍人则登高楼，击大鼓，吹蠡，敲铜钵。王闻已，则诣精舍，以华香供养。供养已，次第顶戴而去，从东门入，西门出。王朝朝如是供养礼拜，然后听国政。居士长者亦先供养，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无懈倦。供养都讫，乃还顶骨于精舍中。”[③]可见，无论是国王还是一般的民众，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瞻礼供奉佛顶骨舍利，然后才各自作自己的事情。“精舍门前朝朝恒有卖华香人，凡欲供养者，种种买焉。”不但这个国家的人供奉佛顶舍利，法显还记载，“诸国王亦恒遣使供养”，可见这个佛顶舍利是周围其他国家一致认可的，并由此保持着一种国际的朝拜瞻礼活动。法显还记载了这具佛顶舍利的神妙之处，他说，佛顶舍利的供奉之处方园三十步内，即使天震地裂也纹丝不动。因为这具舍利的存在，酰罗城也被人们称作佛顶骨城。

　　北魏时期，慧生从洛阳出发，途径西安去印度求法，他在这里也见到了这具佛顶舍利，并作了记载:“渡一大水，至那迦逻国，有佛顶骨及佛手书梵字石塔铭。”[④]。《洛阳伽蓝记》在记述慧生巡礼时，根據《道榮傳》等資料，对佛顶骨的形态和颜色也做了補充性说明:“方圆四寸，黄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闪然似仰蜂窠。”[⑤]大约出生于6世纪初期的印度僧人那连提黎耶舍，后来主席长安大兴善寺翻译佛经，他在晓得时候经常听老人赞叹佛的遗迹，其中就提到的佛顶骨:“闻诸宿老叹佛景迹，或言某国有钵，某国有衣，顶骨牙齿，神变非一，遂即起心，愿得瞻奉。”[⑥]可见佛顶骨和佛牙已经是当时印度最著名的两种佛舍利。

　　到了唐代，玄奘远赴印度巡礼，也曾瞻礼了这具佛顶舍利。《大唐西域记》卷2记载:佛顶舍利放置在一个宝函之中，宝函放置在一个七宝舍利塔内，而这个七宝舍利塔则放置在一个多层楼阁的第二层之中。玄奘看到的舍利颜色同法显看的基本相同，即黄白色，但大小同法显的记载略有不同，变成了“周一尺二寸”，而且“发孔分明”。玄奘还记载说:“欲知善恶相者，香末和泥以印顶骨，随其福感，其文焕然。”这叫“取印”，可见佛顶骨有了测知善恶的灵验。因为前来瞻礼顶骨的人太多，为了限制，当局制定了一个规定:“诸欲见如来顶骨者，税一金钱。若取印者，税五金钱。”可是，“科条虽重，观礼弥众”，足见佛顶舍利在当时社会中的热烈反响[⑦]。

　　不知从何时开始，供奉在这里的佛顶舍利又分出一部分供奉在了迦毕试国。该国位于南亚次大陆之外的中亚地区，可见佛顶舍利中的一部分开始了第三次转移供奉。玄奘对此处供奉的佛顶舍利有明确记载:“王城西北大河南岸旧王伽蓝，……其伽蓝东南有一伽蓝，亦名旧王，有如来顶骨一片，面广寸余，其色黄白，发孔分明。……每至六斋，王及大臣散花供养。”[⑧](《大唐西域记》卷一)“面广寸余”，可见迦毕试国的佛顶骨明显比西北印度那竭国的佛顶舍利小。后来在长安大荐福寺翻译经典的义净在印度巡礼期间，也曾对这个佛顶舍利做了记载。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玄照条中说，玄照曾到迦毕试国礼拜如来之顶骨:“渐至迦毕试国礼如来顶骨，香华具设，取其印文，观来生善恶。” [⑨]他还记载说，有三位中国僧人也曾来这里瞻礼佛顶骨舍利:“复有大唐三僧，从北道到乌长那国，传闻向佛顶骨处礼拜。”[⑩]可见该处的舍利因为更加靠近中国而对中国人有更多的吸引力。

三、佛顶舍利进长安

　　佛顶舍利突破印度的范围向中国转移供奉既是佛教向东方传播的一个必然结果，也符合《杂阿含经》中所说的佛灭度后佛牙、佛顶和佛钵安置东方的预言。

　　根据唐代《法苑珠林》卷29的记载，供奉在中亚迦毕试国的佛顶舍利在唐朝初期被王玄策请回国内供奉。该书中说:“逾黑岭至迦卑试国……城西北大河南岸古王寺中有佛弱龄龀齿，长一寸余。又此东南往古王寺，有佛顶骨一片，广二寸余，色黄白，发孔分明。至大唐龙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从西国将来，今现宫内供养。”[11]可见，供奉在迦毕试国的佛顶骨舍利在唐代的龙朔元年(661年)初春被王玄策从中亚带回了国内，并供奉在皇宫之中。

　　而在此之前的显庆五年(660年)初春，“西域又献佛束顶骨至京师。人或见者，高五寸，阔四寸许，黄紫色。又追京师僧七人往东都入内行道，敕以舍利及顶骨出示行僧道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顶戴供养。经一宿还收入内。皇后舍所寝衣帐，准价千匹绢。”[12]同书还记载说，这个顶骨舍利为螺髻束发的小顶骨，并非大顶骨。

　　这么说，佛顶骨舍利在唐代至少两次从印度传到中国，一个两寸，一个四寸，大小不一，但都属于比较小的顶骨。其中两寸的那个佛顶舍利来自中亚的迦毕试国，为王玄策带来;四寸的那个佛顶舍利为四位印度来华的婆罗门所献，很可能来自印度西北的那竭国酰罗城。文献中记载的并非大顶骨，可能是说比较大的顶骨依然供奉在那竭国内。这两个顶骨当时都供奉在唐朝皇宫之中。

　　唐代皇宫中供奉的佛顶舍利后来流落何处?现存的资料已经很难理清一个明确的线索。但可以肯定的是，来到中国的两个佛顶骨后来继续为中国佛教界所供奉。后世陆续在一些地方发现有佛顶骨舍利的遗存可能与这两个佛顶舍利有一定关系，如四川蓬溪县鹫峰寺的白塔就被认为是供奉佛顶骨的所在，浙江阿育王寺也被认为供奉着佛的顶骨。与此同时，中国的佛顶骨舍利也有部分再次分割转移供奉到韩国。如据韩国江原道平昌郡五台山月精寺的寺传记载，新罗善德王五年(636，一说七年)慈藏入唐，得舍利及佛顶骨等归国，创建皇龙寺和通度寺，安奉由唐地求回的佛顶骨以及贝叶经等。

四、佛顶舍利在当代中国的复出

　　近两年来在中国大陆有两处比较有名的佛顶舍利发现。其一是2008年8月在山东兖州兴隆寺发现的“安葬舍利”碑所记载的龙兴寺佛顶舍利。根据兖州兴隆塔地宫出土的宋嘉祐八年十月六日(1063.10.29.)的“安葬舍利”碑记载:“据《龙兴寺泗洲(州)院西天于阗国帘前赐紫光正大师法藏状》称:先扵(于)开宝三年(968)，自离于阗本处，亲往西天取得释迦形像、世尊金顶骨真身舍利、菩提树叶，及进奉本处白玉叁佰玖拾斤、细马叁匹。寻蒙圣恩帘前赐紫及师号、回宣御马两匹、闹牡(装)金鞍辔、驿劝请俸。自后乞于国内巡礼圣境，奉宣云游西川至峨嵋、代州五台山、泗州，逐处斋僧壹万人，各送金襕袈裟一条。相次云游，在兖州住寄岁久，恋皇帝化风，不归本处。至今年老，切(窃)缘先从西天将到世尊金顶骨真身舍利、菩提树叶，见今在院。有小师怀秀，造下功德佛像数尊。今欲乞岱岳[之]回銮驿，乞赐名额，安置住持及教化十方，兴造宝塔安葬于阗国光正大师从西天取得世尊金顶骨真身舍利。自后又为年老无力起塔，至嘉佑八年癸卯岁(1063)将上件功德舍利付与当寺大悲院主讲经僧法语起塔供养。”[13]

　　可见，兴隆塔的佛顶舍利是于阗僧人法藏早先在印度求法时，连同佛像、菩提树叶一起获得的，后来又从本国携带宝玉和宝马，连同这些从印度获得佛教珍宝，一起带到中国内地。和田玉和宝马进贡给了大宋皇室，由此获得赐紫的最高礼遇，并被赐为光正大师，还获得皇帝的恩准，在中国各地云游朝圣，相继去了峨眉山、五台山和泗州大圣之地。后来因为羡慕中国佛教的兴盛，没有再回故乡，而是在兴隆寺这里居住下来。晚年之时，将从印度带回的佛顶舍利、佛像和菩提树叶等交给“小师怀秀”处理。怀秀没有完成任务，“自后又为年老无力起塔，至嘉佑八年癸卯岁，将上件功德舍利，付与当寺大悲院主讲经僧法语起塔供养。”可见最终是由兴隆寺大悲院的负责人、一位名叫法语的讲经僧人才建造了兴隆塔，把法藏从印度带来的佛顶舍利供奉起来。

　　法藏所带来的佛顶舍利到底来自何处，现在的资料不是十分清楚。我们上文曾经推测，供奉在印度的佛顶舍利并未全部在唐代分送到中国，甚至大部分还在印度。所以，宋代的时候，于阗僧人再从印度分得佛顶舍利是完全可能的。

　　佛顶舍利的第二次重要发现就是2008年11月在南京大报恩寺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在大报恩寺遗址出土了号称世界最大的七宝阿育王塔。该塔珍藏在高1.1米、重409公斤的巨大铁函之中。在铁函出土之时，一块刻有“感应舍利十颗”、“佛顶真骨”、“诸圣舍利”、“金棺银椁”和“七宝阿育王塔”等字样的石碑引起了广泛关注。考古专家认为，基于目前的考古发现与碑文内容大致吻合，因此备受关注的“佛顶真骨”等宝物很可能将随着七宝阿育王塔出函而现身。因为该舍利珍藏在阿育王塔之中，可见其与印度历史上阿育王的那次大规模的舍利分供活动有内在的联系。可能的情况有两种:一是阿育王转供于印度西北那竭国的佛顶舍利或由那竭国转移供奉于迦毕试国的佛顶舍利后来由唐朝宫廷再次转移供奉到了南京长干寺(甚至还有其他地方);一种可能就是属于阿育王那次大规模的舍利转移供奉中的一部分。当然，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小。不管是那种可能，南京的这次佛寺考古都可以视为中国历史上来自印度的佛顶骨舍利的再现。

　　由于佛顶舍利在历史上曾经是印度最著名的舍利，也是世界范围内三大著名舍利(还有佛牙、佛指)之一，堪称佛舍利的主要代表，所以它在中国的重新发现具有重大的宗教意义和文化意义。无论是南京还是山东兖州，佛顶舍利这种文化资源都具有巨大的潜力，值得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①]《金光明经》卷四，《大正藏》第16册，第354页上。

　　[②]《法华经》卷四，《大正藏》第9册，第31页中—下。

　　[③] [东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8页下。

　　[④]《北魏僧慧生使西域记》，《大正藏》第51册，第867页中。

　　[⑤]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大正藏》第51册，第1021页下。

　　[⑥]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大正藏》第50册，第432页上—中。

　　[⑦]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大正藏》第51册，第879页上—中。

　　[⑧]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大正藏》第51册，第875页上。

　　[⑨] [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大正藏》第51册，第2页上。

　　[⑩] [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大正藏》第51册，第5页上。

　　[11]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二十九，《大正藏》第53册，第498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