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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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袁宏字彦伯,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三二八年)出生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七世祖袁滂曾任东汉灵帝时的司徒,六世祖袁涣任过曹魏的郎中令,其后“袁氏子孙世有名位”。然而在袁宏年少的时候,其父临汝令袁勖去世,家道因之中衰,他不得不以运租自业。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袁宏以他的咏史诗受到谢尚的赏识,故于谢尚任安西将军、豫州刺史时,特聘其参议军事,从此踏上仕途。以后迁任大司马桓温府记室,因桓温重其文笔快捷典雅,遂专综书记。但是袁宏不满意桓温的专横跋扈和图谋篡逆,因而于着文或谈论中,多次冒犯桓温,故“荣任不至”。直到桓温死后,袁宏才由吏部郎出任东阳郡太守。不久,即于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三一六年)病死在任所,时年四十九岁。

袁宏一生写下诗赋诔表等计三百余篇,其中脍炙人口的则有东征赋、北征赋和三国名臣序赞。当时,王珣尝发出“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的感慨。所以袁宏是以“一时文宗”而着称于世的。唐代撰修晋书时,仍将他列入文苑传。但是袁宏的主要成就并不表现在文学方面,而是反映在他的史着中。除了久已散佚的竹林名士传外,后汉纪是他流传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

后汉纪仿荀悦汉纪而写,是一部出色的编年体断代史。其书共三十卷,约二十一万多字。所载起自王莽末年的农民大起义,迄于曹丕代汉,刘备称帝,记述了东汉二百余年的兴衰史。后汉纪的成书要早于范晔后汉书五十余年,是现存有关东汉史史籍二大部中的一部。正如当年袁宏往往被人视作文章家而不是史学家一样,后汉纪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

二

魏晋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战乱频仍、政局变幻莫测的形势下,有的人为了给统治者提供历史的镜鉴,探求削平乱世的灵丹妙药;有的人在仕途得意之际,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以邀宠信;有的人在仕途失意之后,退而着述以寄托情怀,因而涌现出大量的史书。这些着史者大多出身于魏晋名门,为了昭明世系,炫耀门庭,在追溯士族源流之际,又多以东汉史作为其毕生努力之目标。在袁宏着作后汉纪的前后,有关东汉史的有影向的着作,就有谢承的后汉书、薛莹的后汉记、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汉后书、谢沈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袁山松的后汉书(以上纪传体)和张璠的后汉纪(编年体)。这些着作主要都取材于东汉时断断续续修撰而成的东观汉记,但在取材的精疏、史识的高下、文笔的优劣、体例的纯驳、篇幅的繁简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袁宏不满意他所见到的诸种后汉书,于是发愤披阅资料,重加厘订,历时八年之久,终于撰成了后汉纪。其取材不可谓不富,撰述不可谓不勤,与主要是删削汉书而成汉纪的荀悦相比较,他所遇到的困难要多得多,所付出的努力也大得多,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更显得宝贵。

在魏晋时撰成的东汉史着中,后汉纪硕果仅存,绝非偶然。

首先,袁宏几乎搜集了当时有关东汉史的所有材料,在吸取诸书精华的基础上,删繁补缺,纠谬释疑,反复修改,不惮其烦,故能取得“比诸家号为精密”的评价。即使在后汉纪初稿流传后,袁宏发现张璠纪所言汉末之事,颇有可采,就又及时补充进来,使后汉纪关于汉末的记载,不仅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诸家后汉书,而且连晚出的范晔后汉书也不如其翔实。

其次,袁宏采用左传的史法,以汉纪作范本,完成了又一部便于观览而又详略有体的编年体断代史,在当时纪传体如林的史界中,别开一番洞天,因而也就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

然而清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中言:“宏所采亦云博矣,乃竟少有出范书外者,然则诸书精实之语,范氏摭拾已尽。”这就是说,范书是诸家后汉书的总结性之作,要想弄清东汉历史,只要有范书就足够了,而包括袁宏后汉纪在内的其他诸家后汉书,已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这一观点确实代表了不少学者的看法。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范书博大精深,许多成就确非袁宏后汉纪所能企及。但是袁纪一则早成于范书五十多年,不少方面更接近于原始材料,因而史料价值不仅不低于范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高于范书。二则袁纪的精实之语,也并非全被范书所吸取,“其中多有范氏所删取而不尽录者 ”,往往可以订正范书的谬误和补充范书的不足。

如鲁丕举贤良方正对策、尚敏陈广学校疏、张衡和马融的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朱宠与郑凯论颍川士人,以及明、章二帝的某些诏文,均不见于范书。其他与范书各有详略的情况则更多。如卷二十引朱穆奏记中有一段范书即失载,其文曰:“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虚张户口,户口既少,而无赀者多,当复割剥,公赋重敛。”对了解东汉中期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及其恶果很有帮助。

再如马续补撰班固汉书七表及天文志之事,有关佛与佛学思想在汉时传播的情况,有关朱宠生平和邓禹子邓股的事迹,均赖袁纪而得以保存下来。

此外,袁纪(一)可以订正范书的时间之误,如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幸南阳的月份、建宁元年九月朱瑀盗发窦武奏疏的日子,通鉴都舍范书而从袁纪。(二)可以订正范书地名之误,如和帝系葬于顺陵而非慎陵,刘攽即据袁纪以纠正范书及李贤注的错误。(三)可以订正范书谥号之误,如舂陵考侯当是孝侯之误。(四)可以订正范书姓名之误,如寒朗当作寋朗。(五)可以订正范书职称之误,如乐松非任中常侍而是侍中。(六)可以订正范书史实之误,如田况非败于赤眉,而是赤眉战败,不得不转入青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正如王铨所说的那样,“读荀袁之纪,如未尝有班范之书;读班范之书,亦如未尝有荀袁之纪也。各以所存,自达于后也”。范袁二书各有其不可泯灭的史料价值,不可有所偏废。清惠栋后汉书补注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就与大量利用袁纪的材料以考订范书有关。

不仅如此,袁纪还保存了东观记天文志、五行志及西域传佚文十五条,华峤书之论四条。既让我们能更多地窥知这些佚书的原貌,也推翻四库馆臣关于东观记天文志已全阙的旧说。

无怪刘知几曰:“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这一书一纪,相得益彰,以袁纪配范书,符合事实,绝非溢美之辞。

显而易见,袁宏后汉纪这座有待进一步发掘的史料宝库,是研究秦汉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典籍。

三

后汉纪在史学上也颇具特色,有所创新。

首先,袁宏在荀悦“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写作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言行趣舍;各以类书” 的撰述方法,以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目的。

袁宏的“类书”,归纳起来有以下二种形式:

其一,把某人的某一品德,因类举事,末尾概括为“某某皆此类也”的品题式结语。如写王丹,则曰“ 其高抗不屈皆此类也”;写朱晖,则曰“其信义慎终皆此类也”;写乐恢,则曰“其不念旧恶,耻交进趣,皆此类也”;写周举,则曰“其公亮不挠皆此类也”。

其二,把时代相近而德行类似的人放在一起写。如卷五类书严光、周党、王霸、逢萌等所谓隐士;卷十一类书江革、毛义、薛苞等所谓孝子;卷十九类书任峻、苏章、陈琦、吴佑、第五访等所谓良二千石;卷二十二类书徐稚、姜肱、袁阆、韦着、李昙等所谓五处士。

而在卷二十二中,袁宏于叙述郭泰事迹的同时,涉及仇香、袁闳、黄宪、茅容、魏昭、孟敏、左原、黄元艾、贾子序等多人,文末概括以“其弘明善恶皆此类也”,“其善诱皆此类也”,接着又进一步类书与泰齐名的仇香、黄宪、陈寔三名士。于此袁宏合二形式为一,全文长达四千余字,所叙人物一个个活龙活现,颇有传神之笔。

自然上述方法处理得当,可以开拓编年史体的容量,使作者认为足以为法式的言行,更为集中地表达出来,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然而用之过度,则亦往往造成体例的不纯,连缀而出的名人小传,使编年史的特点为之减色。而袁宏喜欢品题人物,这种夸夸其谈的名士作风,也使他所推崇的人物偶象化、概念化,常由此导致写作的失败。于是,“类书”的成功也就与失败相伴随,既矛盾而又不可分割地反映在他的后汉纪中。

其次,袁纪详略有体,重点突出。他分别以八卷和六卷的篇幅叙述了东汉始建国和汉末纷乱的历史。两个时期各有众多的人物登场,事件也千头万绪,错杂纷纭。而袁宏宛如一个杰出的导演,把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事件安排得井井有条,真正做到事繁而不乱,文约而不漏,其驾驭史料的能力令人惊叹。其中关于赤壁之战的描述,主要通过周瑜、诸葛亮、孙权三人的慷慨陈辞,展现了三位政治家的非凡胆略和远见卓识,最终以“ 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一句收尾,文字洗练,语言生动,寓大战胜负于谈笑纵论之中,袁宏的文才于此得到高度的发挥。它为司马光写赤壁之战,提供了良好的先例。

这二部分是袁纪的精华所在,也是最堪补正范书不足之所在。

再则,袁纪很注重论赞,全书之论共计五十五条(包括所引华峤论四条),最长的达一千零三十四字,最短的四十一字,一般都在三百字上下,共计约一万七千字左右,占全书篇幅的十二分之一,为历来史书所仅见。

固然,袁宏之论以名教观为核心,多迂腐陈旧之说,是魏晋士族腐朽世界观的一个缩影。刘知几批评他 “务饰玄言,玉卮无当”,可谓一针见血!与荀悦尚能从经济方面探求动乱之由,还知道重民务实相比较,他的名教观可以说毫不足取。

但是,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撇开其名教观,其中也间有佳篇。

如袁宏纪卷二十二论风俗变迁,上下纵贯近千年,笔势放纵,较客观地反映了从春秋至汉末之风俗变迁的概貌。被后人推崇的范晔党锢列传序,其中两汉风俗部分,实取资于袁纪。

另外,如他肯定学术分歧,自古已然,天下之事,不必相袭,主张诸子百家,各存其说,不必强求整齐划一,并提出“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观点,也非一般俗儒所能言及。又如他指斥谶纬之虚妄,还借用贾谊之言,主张礼制非天之所设,乃人之所为,不修则坏,损益宜随时,其强调人为的作用和顺应时代而改革的看法,无疑是可取的。同时他又主张神道设教,在非人力所能解难释疑的时候,当借助鬼神的力量来应变适会。他说:“神实聪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可见,袁宏并不把神看作是一种值得敬畏而不可捉摸的东西,他更强调人的作用,把神道作为人道的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比起迷恋天人感应及图纬谶记的神学家来,袁宏更少一些迷信色彩,更多一点实用主义。

不难看出,袁宏后汉纪是一部可与荀悦汉纪相匹敌的编年体断代史代表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四

袁宏后汉纪的流传几经波折,不绝一□,迄今尚无善本。

早在宋代,后汉纪的刻本已“衍文助语,乱布错置,往往不可句读”。祥符中之钱唐刻本和绍兴中之浙东刻本,今已不可得见。至明初,袁纪“尤所希觏”,以至成弘年间吕楠校刻荀悦汉纪时,竟未能刻及后汉纪。幸赖嘉靖黄姬水刊本和万历南京国子监本,才能使我们得以看到后汉纪的基本原貌。然而二刻脱讹滋甚,令人遗憾。

清康熙年间襄平蒋国祚、蒋国祥兄弟取黄本与南监本互校,复采范书及章怀诸注为证,祥加考校,宁阙勿妄,号称近代精本,不愧为袁纪功臣。而陈璞言其“ 校改黄本,亦十不及五,且有误改”,也确系事实。故陈璞于清末取陈澧、果亲王所校之黄本与蒋本对校,复用东观汉记、魏志裴注、范书章怀注、续汉志刘昭注、通鉴考异诸书校正之,遂刻之于广东学海堂。惜其未见南监本,且识见不高,所获亦甚少。此外尚有龙溪精舍刻本,乃依蒋氏本,而略加校改而成;四部丛刊本则影印明本,实黄本之滥觞,从广流布,而与校勘无补。

鉴于上述情况,以康熙蒋氏本兼取黄本、南监本之长,校刻较为审慎,故取其为工作底本。又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之经果亲王、陈澧批校的黄本、明冯班批校的南监本与之重校一过,兼取学海堂本、龙溪精舍本、四部丛刊本之长,尽己所能以恢复后汉纪之本来面目。

在已故导师陈直先生的关怀下,此项工作自一九七九年初始,三易其稿,至今已四年有余。虽兢兢业业,不敢少辍,然而学既不广,识见亦浅,率尔操觚,疏谬之处,实所难免。每念及此,不禁汗颜。今以此稿奉献读者,实为抛砖引玉,力促后汉纪这一优秀史作能引起史界的重视,使之重放异彩。校注不到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必须一谈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直得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师友的关怀和帮助。其中张岂之、林剑鸣、戴南海、杨绳信诸先生从业务上多有指教,而游钦赐、张天杰诸先生又在工作上给予照顾。此外,北京图书馆的李致忠、薛殿玺二同志及善本书室工作人员,在图书借阅上提供了不少方便。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张荣芳同志在百忙中,代为抄录了陈澧东塾遗稿中读后汉纪全文。天津古籍出版社的王沛霖同志在通阅全稿时,又多有指正。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周天游一九八三年五月于西安

凡例

一、本书的校勘,以清康熙蒋国祚、蒋国祥兄弟刊本为工作底本,用果亲王、陈澧手校的明嘉靖黄姬水本、冯班手校的明万历南京国子监本、清光绪广东学海堂本、龙溪精舍丛书覆校蒋氏本、四部丛刊影明本与之相较。迷信古书,不敢轻改一字,其蔽失之陋;遇所不解,奋笔随意改窜,其蔽失之妄。故整理古籍一要慎重细致,二要当改则改。为了使当校改者尽量得到校改,而即使出现纰漏,也使读者有纠正的可能,特作如下处理:凡底本不误,他本讹误者,一律不出注;其文字有重要不同,且具参考价值者,则出注。凡可直接改正者,迳改之,并于注中说明;疑而不能决者,亦于注中提出倾向性意见。凡属误文、衍文当删者,括以圆括弧;凡已改正之正文和应补入之脱文,括以方括弧。

二、现存后汉纪诸本多有讹脱,故本书除版本互校外,又用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东观汉记、七家后汉书诸书,比较异同,以资校助。

三、本书前人已做过不少校勘工作,如陈澧东塾遗稿之读后汉纪、蒋国祚两汉纪字句异同考、陈璞两汉纪校记、纽永建两汉纪校释,以及果亲王、陈澧、冯班的眉批,本书不同程度地吸取了他们的成果,并于注中一一标明所出。

四、除文字校勘外,本书注释着重于史实的考订,并尽量吸收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为研究东汉史的读者提供方便。

五、仿资治通鉴点校本之例,于诸年号下括注干支和公历,以便检查。

六、本书辑得佚文七条,除附录于书末外,且分别列入相应卷之注中,予以说明。对其一、二条有疑义者,亦考辩之。

七、有关袁宏生平及着述的记载或评论,均不多见,是研究袁宏及其史学思想的宝贵资料。现尽力网罗,分别归入袁宏传及其轶事、历代着录及杂论、叙跋诸目下,附之书末。

八、为读者阅读方便,书后还编附引用书目。

原序

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缀会汉纪〔一〕、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书、〔二〕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

〔一〕四库提要以为此“汉纪”, “盖指荀悦之书涉及东汉初事者”,甚谬。按此“汉纪 ”,实乃“汉记”之误,即东观汉记也。袁纪卷首虽接续荀纪言西汉末史事,而行文绝无相袭之处,一阅即可知。而东观汉记乃诸家后汉书之本源,袁纪亦不例外。古者纪、记多混用,不可随文附会。

〔二〕 “谢忱”乃“谢沈”之误。晋书本传、北堂书钞卷五七引何法盛晋中兴书俱作“谢沈”,隋志及新旧唐志亦然。

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一〕,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也,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阙。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异,言行趣舍,各以类书。故观其名迹,想见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扬,寄其高怀,末吏区区注疏而已〔二〕。其所称美,止于事义;疏外之意,殁而不传,其遗风余趣蔑如也。今之史书,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载之外,所诬者多,所以怅怏踌躇,操笔悢然者也。

〔一〕史记有八书,此作“十书” ,乃袁宏为行文方便,约略言之。

〔二〕陈澧曰:“末吏者,谓末世史官也。注疏者,条记其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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