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抗日护国事迹

太虚大师 | [投稿]

太虚法师抗日护国事迹

作者:佚名

太虚法师(1890—1947)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倡导者,近代佛教领袖,曾任世界佛学苑苑长、中国佛教学会会长、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他针对清末以来佛教界的种种弊病提出“佛教革命”的口号,主张在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实行革新,规划创建新型的僧团组织和制度,他主张推行贴近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人生佛教”,并致力发展佛教教育。

心系民族,振臂高呼

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太虚法师在“九·一八”事变后,针对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面,义不容辞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严正谴责,同时以亚洲文明和世界和平的安危为计,希望佛教徒承担起维护正义的责任,协同一致,消除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损害。

他引史为鉴,指出现代欧洲国家正因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极端化,从而使欧洲文明陷于全面崩溃的末路。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堵塞了亚洲民族文化复兴的活路,使其失去化导西方国家共趋世界和平、大同的机会,而且可能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中国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数十年来所造成之政治的经济的优势,殆将一举而归于毁灭,亦宁日本之利!”他劝导日本佛教徒在此危急之际,应秉承佛训,发扬大乘菩萨遏止暴力的无畏精神,速起自救,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如力量不足,则当与全亚洲佛教徒联合起来,共同“制止其非法行动”。

作为中国人,一个坚持正义和民族尊严的人,太虚法师的抗日救国立场是坚定的。作为关心人类福祉的宗教家,他又有一重更高的视野,不愿看到中日两国操戈,使方兴未艾的东方文明毁于战争的硫酸池。基于前者,他关注时事,随日本军事侵略的升级而表现响应的强硬姿态,如进行各种护国讲演,发表抗战、备战言论,号召创组“佛教青年护国团”。基于后者,他不顾亲日通敌的嫌疑,仍与日本佛教界保持联系,致力国际亲善,谋挽千钧一发。这使他在卢沟桥事变前,既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仇视,又每每被不理解其苦心的国人疑谤。

1937年冯玉祥将军为太虚法师题词

“七·七事变”后,太虚法师电告全日本佛教徒:“日本的三千万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庞大数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军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应当真切的知耻,体念佛教宗旨,实现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应知之耻,和佛教徒应如此雪耻。”同时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电告全国佛教徒: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止暴,克保人类和平。

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

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放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1938年,南京、上海沦陷,中佛会负责人圆瑛法师等未及时西迁。为粉碎日本利用沦陷区佛教会惑乱视听的阴谋,他与章嘉活佛在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宣布废止沦陷在京沪的中国佛教会机构,断绝与各沦陷区佛教会的关系,捍卫了战时佛教会的纯洁性。

太虚法师把佛教理念和抗战纲领联系起来,先后作《降魔救世与抗战救国》、《佛教徒如何雪耻》等多次公开讲演,说明遮止罪恶是佛法慈悲普济精神的积极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绝无违悖:“中国为国家民族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立为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故显扬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战精神,而是促进增高抗战精神的”。

武力防御,文化进攻

1938年,太虚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重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的拥护。

同年7月,部分理、监事决定在重庆罗汉寺设立中佛会临时办事处,推选太虚主持。该办事处曾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难胞等,成为佛教界重要的抗战力量。

办事处后因重庆屡遭轰炸,只得迁往重庆北碚缙云寺,但却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与大后方各省市分会保持着联络。

1939年9月,太虚法师于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邵力子、陈真如等主持)欢送会中,法师据佛教立场,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号召佛教徒献身抗日救亡运动。

同时,他还邀请学者名流上缙云寺讲学,让僧侣师生了解世界。其时,重庆城里的不少著名人士如于右任、冯玉祥、郭沫若、马寅初、老舍等,都曾上山讲学,梁漱溟、顾毓(王秀)、田汉、梅贻琦以及孔祥熙、张治中、张群、易君左等也曾上山游历,还有不少外国来宾、远方僧侣,因此留下不少诗赋墨宝。太虚法师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通过与文化界的交流、沟通,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

老舍手迹(写于重庆北碚缙云寺)

出访海外,疏通滇缅

抗战期间,东南亚国家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送大量的抗日物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生命线。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煽动缅甸人民反对开放滇缅公路,大造谣言,说中国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诬陷“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谎称侵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妖言惑众,蛊惑不浅。在日本的谣言蛊惑下,缅甸关闭了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

1939年11月,太虚法师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组成国际佛教访问团,万里迢迢出访缅甸、锡兰、印度等国,“朝拜佛教圣地,访问各地佛教领袖,藉以联络同仁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国民族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同在团结一致中而努力。”

“在缅甸时,曾将我国抗战情形,详为报告,盖该处为我国抗战命脉,关系至为密切,国际宣传未容或缺。经余解释后,缅即组织一访问团,赴华访问。后至印度时,则从事文化之探讨。……赴印目的,即为研究印度近今文化及引起其研究吾华文化之兴趣。经锡兰,本团最大工作,为佛教联络,当余抵锡时,首相、市长及各显要均至舟站观侯,且开多处盛大欢迎会。僧长及余坐于中间,其他官民分列两旁,先受三皈依。锡兰为欧美交通孔道,且为佛国,实为国际宣传最佳地方……”

“我到印度,尼赫鲁亦主持欢迎,甘地、泰戈尔都曾访问过。”

7个月后,访问团回到昆明。站在疮痍满目的祖国大地上,成功履行外交使命的荣耀毫无重量;而恒河之畔历劫仅存的残损、寂寞而依然庄严的释迦遗迹,那些断裂的精美石幢,空旷中矗立的古老菩提树,更使他胸中充满忧患的回响。还能为此做多少工作呢?他感到也许不多了,惟有将所剩的时间与佛教、祖国贴得再近些,相依为命吧。他给门生的信中说:

“你们祝我寿,他事都不用,今年只注意把学生会努力筹备!我的色身不多年的了,而法命寄予兹会。”

通过太虚法师的出访,宣示了日寇暴行,揭破敌方阴谋,滇缅公路重新开通。

太虚法师抗日护国事迹年表(注二)

一九三一年

“九·一八事变”,柏林教理院因经费无着停办。世苑筹备处移南京佛国寺。太虚发表《为九一八事变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勉励发扬佛陀救世精神,维护世界和平。

一九三三年

五月,时日军占榆关,侵热河,国难曰深。太虚于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并电《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主张部分从军抗暴,部分助捐、组救护队,慰祷队、运输队等。

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七事变”爆发,国难教难,日深一日,太虚致电发表《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又电《告全国佛徒》等文件,以号召反侵略、卫和平。

汉藏教理院学生,实施军事防护训练。汉口正信会成立救护队。

一九三八年

章嘉、太虚等于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宣布废止沦陷区中佛会机构,并发出通电,告党政机关及全国佛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