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改革的理性色彩

太虚大师 | [投稿]

　　太虚大师佛教改革主张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佛教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变的全面展开。这场变革不是一个孤立的举动,而是和整个时代的大背景相一致。清末以来,国事衰微,唤醒并加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新学的昌盛,又锻炼并提升了他们的思维能力。中国的佛教传统,尤其是明清以来的佛教弊端,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前,改革成为教内外人士的共识。在太虚看来,传统佛教受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形态的影响较大,沾染了许多陋习,如果不加以革除的话,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不仅不足以应世,甚至有被淘汰的危险。

　　“中国文化,至宋代以后即失了那种健全雄大的精神,元气大伤!影响所及,致有积弱的困难,虽有‘三民主义’应运而出,力求复兴中国而不获。其倾新者既拔除固有精华,而复旧者仍陷宋代后之拘执。唯佛学在中国以隋唐为最兴盛之时期,中国文化政治、社会,各方面皆受其很深的影响;而自宋明理学出现后,佛教便无隋唐时代欣欣向荣的那种生气了。现在研究佛学的人,莫不推崇隋唐时代的佛学,故近今复兴起来的佛学,也为隋唐佛学的人;若能因重光隋唐时代那种优美的佛教文化的关系,把中国宋以前那种民族文化的精神恢复发扬起来,则久在衰颓中之中华民族,亦重可自信自新,自强自立。故从发扬佛学以昌明中国固有文化的壮阔精神,则中国民族乃真正从根本救起了。何况在时代的新趋势上,佛教文化,更有把近代文明走到末路后,和辟出新机来的可能呢!”[1]这颇有近代西方文艺复兴的味道。

　　大师讲过“佛教的原理,简单说:宇宙万有都是众缘所成,唯识所变的。”[2]这才是佛教的真正本旨。 “缘起”是佛教的理论基石,是说世间一切存在莫不是因缘集合而生起,因缘散则消失,故一切无常。太虚认为,缘起之理论,可以引申出两层意思:一、万物既是各种条件的产物,故没有外在的主宰者,物物平等,因平等而独立、自由;二、万物既是互为条件,则相资相生,和合而增上。强调独立、平等、协作、发展,是佛教的内在精神。“从佛教的宇宙人生哲学来说,即是贯彻始终反而无始无终.无边无中的因缘生果法则——即因果法则,使人不得赖人外的神物,同时,尊重他人及一切众生,以互爱互助,创造善因而求福果,抑止恶行而免惨报,指导各人、各民族、或全人类及一切众生。同在因果法则中‘自行众善,自求多福’,此乃佛教的宇宙人生哲学。”[3],缘起性空,才能无我,才能自在放下,才能随缘慈悲,而充满平等、自由、民主、宽容、慈悲的内容,所以革新(社会)的有力工具,便是佛法的‘空’‘无我’观了。惟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平等、自由与慈悲太虚认为,近代科学的进步已经放弃了传统的狭隘板滞的因果律,而代之以广泛的活泼的因果律.这种广泛的活泼的因果律就是佛法众缘生的因果律,他不是从极端的必然性或偶然性,而是从互助的关系上说明宇宙万有的现象,极端的必然或偶然都不包含自由.但在必然与偶然的两极之间,有或然的可能即或然律.或然律为不定因,一果可以从各种不同的原因以成,一因亦可变生几种不同的果.这期间即有知识的审虑,兴趣的选择,意志的判决等各种自由活动的空间,便应自负行为责任.“既无绝对的自由意志超出在因果律以外,亦无必然的因果律绝对不容有自由的活动”。[4]这种对理智的肯定,显示了近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极有时代意义的趋向,与工业革命所要求的精神是一致的。

　　历来佛教以戒作为衡量修行的标准,这是强调外在的约束。太虚的标准与之不同,他强调的是对佛法的信解,而非简单的行证。甚至,对于在家信众,他认为“能将社会事业,依佛法实行,即是修行;”[5]外在约束到强调内在信仰,反映了佛教发展的现代化和合理化。“善学佛者,依心不依古,依义不依语,随时变通,巧逗大意。依天然界进化界,种种学问、种种艺术,发明真理,裨益有情,是谓行菩萨道,布施佛法,终不以佛所未说而自划,佛已所说而自泥,埋没己灵,人云亦云。”[6] “倘若不能确确切切知道这本身的真实义,是依旧不能算做大乘佛法的。何故呢?因为不确切知道它的真实义,便是迷惑故,迷惑则颠倒虚妄故……所以,必显出它的真实义,乃能得到大乘佛法的妙用。”[17]马丁?路德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懂《圣经》”。[8]加尔文宣称,“做官执政、蓄有私产、经商赢利、放债取息等,同担任教士职务一样,均可视为受命于上帝。”[9]

　　无论中外,近代改革都是为了配合工业革命而发生的。工业革命是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先导,这样传统和个人权威失去了效力,理性成为必然。人必须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必须积极接受各种新知识。太虚佛教改革的实质就是理性化的佛教。“直仰佛陀”意味着对中国各宗祖师承传形式构成的“道统”权威的忽略,通过自己的学习直达佛的本意,这无疑出于个人认知的理性。“太虚对被神化的佛陀、菩萨、佛经等也作出了理性化的解释。他认为佛陀本是人类的导师,菩萨不是无情的偶像而是发菩提心的人,佛经是宗教生活的指南而不是祈福荐亡的工具,燃淡淡的几枝香一可形成有利于修心养性的氛围,二在坐禅时可把握时间。”[10]

　　佛教的内容和形式与迷信无关,一切不实之词都是功利之人的污蔑。要理解这一切,需要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对一切知识要有认真学习、求证的精神。中国社会要进行现代化转型,弘扬理性是对治形形色色蒙昧主义的唯一武器,也是使市场经济竞争及社会各方面进入有序和合理化的前提。

　　太虚对佛教思想的启导,及时代观念的引进,其意义要大于改革运动的本身。改革事业可以是一时的成败,而思想的转移却是历史性的工作。从现代佛教的发展趋势来看,太虚是一位成功的改革者:他成功了佛教新时代的启蒙运动,带领中国佛教脱离传统的封闭性格,走向现代化的新佛教领域;四十年来,中国佛教的发展路向,基本上是沿着他所开创的道路前进,在重要的规划上,甚至未能超越太虚的规模。

　　在佛教界的人士中,太虚大师是一位学识广博,思想深邃的佛学理论家,对佛教理论提出了不少精彩的见解,是对中国佛教近代化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在五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他以一个仅受过三年启蒙教育的孤儿,自学成材,并感察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时代脉搏,为中国佛教后来的发展摸索出了一条近代化的道路,还有把中国佛教推向世界的雄心壮志。太虚大师一生为振兴佛教,建设佛教新文化献身的精神,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后人起着楷模和救世的作用。事隔半个多世纪,太虚大师的思想仍然具有超前的时代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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