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人生思想过程(中)

能利法师 | 作者：能利法师 [投稿]

印光大师人生思想过程(中)

内容提要:本文以《印光大师全集》为中心,其中以《印光大师文集》为重点。论文以时间为轴、以思想为线索,对净宗士十三祖印光大师的生平作了简要描述。本文的重心在于阐明大师学佛、修行、弘法的过程,对大师如何由儒转佛、为何独依净宗等问题作了探讨。关键词:印光大师、人生、思想

三潜修后弘法

1894年,师至法雨寺后,大师意以隐迹,遂安单藏经楼,主理藏经。师阅藏之余,励志精修。久之,寺中大众对师之修持学问,皆共钦佩。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师35岁),朝圣迹,拜舍利,住阿育王寺达三月之久。且有人朝拜舍利时,师皆附之而看[25]。

1897年,因法雨寺僧众坚请讲经,师辞不获已,遂讲《弥陀经便蒙钞》一座。讲毕即于珠宝殿侧闭关[26]。师此次一闭关,便达六年之久(两期,三年为一期),净业大进。出关后仍住法雨寺经楼。后由于谛闲法师为温州头陀寺请大藏经,邀师相与助理而入京都一次(1904年,光绪三十年,师44岁),其余时间皆住于普陀山中。

师从1894年入山以后,即始终韬光养晦,山中偶有文事令大师作,师皆署以他人之名,“印光二字,不敢露出”[27]。

师虽处山中,间有人请教大师者,皆以三世因果、闲邪存诚、敦伦尽份而劝之。至民国伊始,师虽未广弘教法,但其势已蓄,终于龙天推出。

师之弘法之缘始于高鹤年居士。高鹤年居士是近代佛教史上有名的佛教外护,也是一位史无前例以朝山访道而四出行脚的旅行家。从18岁始天涯行脚达三十五年之久,后又至力于社会救济事业,著有《名山游访记》。高鹤年首次拜访大师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师38岁),鹤年称大师“寮房之中,淡薄衣单,外无长物,真是一个清净僧宝”[28]。至此后,鹤年与大师关系一直很密切。

由于师几乎不怎么出山,而鹤年经常在外,与各地佛教皆有来往,熟悉外边的情况。到宣统元二三年(1909年),师常函询鹤年方外佛法如何,且嘱以提倡净宗及因果报应。

师向外弘法始于1912年(民国二年,师53岁)。因狄楚青在上海办《佛学丛报》(为中国近代佛教办报刊之始),请鹤年帮忙收集稿件。由于鹤年与大师十分熟悉,且知大师文章、修持皆佳,遂至普陀向师索稿四篇。这四篇文章分别是:《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宗教不宜混乱论》、《佛教以孝为本论》和《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前二署名“常惭”、后二署名“普陀僧”而刊之[29]。实际上,此四文皆是大师以前代他人所写的作品[30]。此时世人均不知“印光”之名。

恰好此时,在北京政府任职的徐蔚如居士,读《佛学丛报》,深为钦佩师的文章,遂四处向人打听“常惭”为何许人也。通过多种途径终于问得,“常惭”即是普陀山法雨寺的“印光法师”。从此,徐蔚如便设法收集并刊印大师的信稿,从民国六年(1917年)始,“印光法师”之名便扬于海内外,一发而不可收,大师在复他人信中是这样说的:

自光绪十九年至普陀法雨寺住闲寮,至民国六年不与外边人往还,即山上令支笔墨差事,亦不用“印光”二字,民国六年,徐蔚如得三封信,印数千册送人,名《印光法师信稿》;次年又搜得二十余篇,名《印光法师文钞》,由北京印出,来普陀求皈依,光令皈依谛闲法师。从此日忙于书札应酬,了无止期矣![31]

师不收弟子(包括皈依弟子和出家弟子)是大师素有的心愿,民国二年,高鹤年到普陀收集稿件时,大师就说过:“欲皈依我者,决不承认”等语[32]。鹤年屡次顶礼劝师不可太执泥:如有真正发心请求者,务说方便皈依,方合佛祖遗风。但师坚不应允。

后鹤年虑及可能大师恐违常住之规模而不便,遂向法雨寺住持、老当家请求通过后,师始合笑点头允之。

1919年(民国八年,师59岁),徐蔚如之友周孟由兄弟及祖母到普陀,恳求皈依,师授之,是为师授皈依之始[33]。但大师一生却从未收过出家弟子;很多人写信向师表示要出家,师也多劝其在家修行,不可出家。

师在大弘法道之先,即有示悟境之迹。师在1919年(民国八年)腊月给高鹤年的信中写道:

光数十年来,印光二字不敢露出,因阁下多事之故,致令贱名劣作遍刺雅人耳目,愧何如之!去岁妄企亲证念佛三昧,而念佛三昧仍是全体业力。今年自知惭愧,于九月半起七,至明年二月底止,念佛三昧不敢高期,但企忏悔宿业,令其尽耳!谁知念佛三昧竟与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佛光普照法界!我以业障不能亲炙,苦哉苦哉!奈何奈何!书此以期知己者代我分忧。[34]

能亲见宿业与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者,想必为悟道;又罗鸿涛在编辑《文钞三编》誊写此信时,在文后另加按语认为此即是大师示悟之迹[35]。另外,以大师的为人非常实在,且一向不以虚词示人,此必是大师亲身之体悟。并且,师在弘法之信中,屡屡强调弘法之先当求一心,得悟处后再弘法道不迟,否则必将以一盲引众盲,误人于深坑之中。笔者认为,此不论是示迹还是表演(也许大师早已悟道,甚或为再来大士),都符合大师之平素之言行,也是为后来者作楷模而已!所谓:八十老翁作舞,为教儿孙故。

师最初弘法时,认为《安士全书》十分重要,“允为世善第一奇书”。大师在教导弟子时,积极倡印此书。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时即有四川李天桂发愿刊板流通,惜因缘不成熟而未行。尽管如此,师仍全力倡导,终于1918年(民七年)有陕西人刘芹浦(字在霄)并其外甥赵步云出资刊印,但印书之事须大师自为。

同年,大师便下出往扬州联系印书,但因初次出山,人生地疏,遂邀高鹤年同行。次年《安士全书》终于出书了(此书经大师校正本过)。从此以后,师常往扬州、上海校印、刊刻各种经书、善书(后来上海佛学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成立,就很少往扬州了)。师在上海时,太平寺住持真达在寺中特辟净室一间供师使用。此后力护法门诸君子,如魏梅荪、王幼农、许止净、范古农、王一亭、朱子桥、屈文六、关綗之等,或顺私人问道、或因社会慈善,有所咨询,亦时常至太平向师请益;各方投函,更难胜数。

大师如此忙碌了近十五年。在1928年(民十七年,师68岁),师因交通太便,信札太多,人事太繁,而烦不胜烦。有移居他处归隐之意。恰好有广东诸居士在香港建有佛堂,请师前往。七月,师下普陀山,先至太平,由于风大不得不延迟,而在沪诸师及居士等则力劝师留下。

1930年(民十九年,师70岁),因众人坚请,又有真达等师举苏州报国寺供养,师终因法缘之所在,移锡报国掩关。先是师意将灭迹长隐时,便以各种经书、善书之纸板数十百种及印而未流通之书数万册,付于明道法师。明道师承师命就上海觉圆创立弘化社,第二年(1931年)迁于苏州大师闭关之报国寺内。

大师本欲谢绝人事,闭关自修,却仍有众多弟子追而不舍。师不肯阻其向道之诚,仍在关中时为说法,弘法事业转为更盛。

由于师信函过多及有校书之事,忙不开交,又因眼不好,曾两次在新、申两报及半月刊上,登《谢绝函件启示》:第一次是1933年(民廿二年,师73岁),由于要编清凉、峨眉山、九华山三山志,无暇回信故;第二次是1935年,由于师校书夜以继日,勤奋之极,而所校之书字太小,在电灯下仍极力校,眼遂大伤。

1936年(民廿五年,师76岁),师应上海护国息灾法会之请,往沪说法七日,带说皈依,皈依者如云,师将所有香敬悉数捐去。

1937年,移锡灵岩山寺。师本无意于此,惟灵岩往昔代有高人,后道埸冷落,妙真师、真达师等苦心经营,遂得道埸大兴,迨功成,妙真师欲求师广为弘化,恰值日军侵我中华,将攻苏州城,所以大师乃移于山中,仍住关房。大师一生不做住持,亦是一大特色[36]。

师自弘法以来,所印经书、善书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多达百万余帧[37]。其主要有:《安士全书》、《净土十要》、《印光法师文钞(正续二编)》、《了凡四训》、《感应篇直讲》、《憨山大师年谱》、《寿康宝鉴》、《净土圣贤录》、《观音大士颂》、《正信录》、《新编净土五经》、四名山志等等几十上百种。其中,《安士全书》、《净土十要》是经过大师重订的。特别是《净土十要》,原为蕅益大师编定,后其弟子成时校订时,边校边删,事后也不重查,结果被改动很多,大师请人到处收集各要之原本,重新加上被删之文,且另加上《徹悟禅师语录》[38]。又,大师增编净土五经。原有《净土四经》,师认为《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也是修净土之法门,故增编成《净土五经》[39]。另外,大师还主持修订新四大名山志。

大师一生所校订之书很多,但著述仅有《印光大师文钞》,而此所有,皆不以版权自居,既使是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印亦是如此,其济世之心可见一斑。师曾在信中云:“至于凡属弘扬佛法之书,皆不得示有版权,若示则弘法之功德,不敌阻遏流通之罪过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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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广东省佛教协会会刊:广东佛教 2006年第4期(总第1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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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5] 文钞三卷下P736,《复袁德常居士书》。

[26] 言行录P7,全五P2271,《大师史传》。

[27] 文钞三卷上P47,《复高鹤年居士书三》。

[28] 永思集P20,全五P2374,高鹤年《印光大师苦行略记》。

[29] 文钞三卷上P44,《复高鹤年居士书一》后,编者加按语引《半月刊》编者陈清香之文,本文采用陈之说;但其他处之说则与此稍有出入,如另有云,仅刊出三篇,皆署名“常惭”,众说不一。由于难以找寻到当时的原刊,无法确定,此待考。

[30] 文钞三卷上P52,《复高鹤年居士书八》。

[31] 文钞三卷上P216,《复钱士青居士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