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修学经历

济群法师 | [投稿]

——与闽院毕业生谈谈心

今天在这里,主要是和同学们谈谈心。同时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近年都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包括这些想法的产生基础和发展过程。这是属于“教外别传”的部分,在以往的文章中是看不到的。

一、从求学到教学

我和大家一样,也是从佛学院出来的。我1980年上学,1984年毕业,是中国佛学院恢复招生后的第一届。上学时不过18岁,加上从小出家,思想非常单纯。论文化程度,肯定不如在座的各位。我不过读了一年初中,就出家去了。如果按现在的招生标准,恐怕连上佛学院的机会都没有。但在当时,宗教政策刚刚落实,年轻的出家人很少,所以不太在意程度、学历这些问题。在那种生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才有了读书的因缘。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在座的许多同学,文化基础都比我当年要高,不少还是大学毕业的。从世俗教育的起点来说,比我更有优势。如果能安心学修几年,必定可以大有作为。这并不是说,我们也要像在家人那样干点事业来证明自己,而是佛教有这个需要,大众有这个需要,社会有这个需要。面对这些需要,每个佛子都应该发愿担当,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使命所在。

佛学院毕业后,我留在中国佛协一段时间,不久就到了莆田广化寺。当时,圆拙老法师成就我们几个在小南山学律,同时在佛学院担任教学。当时的讲课方式,也和多数法师们一样,每天需要备课,通过查字典、看注解和反复思考,把经论阐述的种种理路搞清楚。然后,再把自己理解的道理告诉学生。我觉得,在备课过程中,对教理的认识比求学时更为深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教学相长吧。

从我自己来说,开始讲课时,说的也是戒定慧,是缘起、轮回、解脱、涅槃,二十多年过去,说的仍是这些名相,这些道理,但认识和以往是截然不同的。当时所说的佛法,更像是摆在店里的水果,是批发来的。而现在,更多是长在自家果园里,需要时就可以现摘。

二、对学院式教学的感想

我觉得,目前佛学院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所学既不成体系,也难以为日后学修奠定基础。因为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灌输,一会儿这个老师,一会儿那个老师,一会儿这门课程,一会儿那门课程,每天要接受这样的轮番轰炸。其实,佛教的很多重要经论,学好一部已非易事。如《俱舍》、《中论》、《成唯识论》等,不下几年苦功,是很难真正通透的。但现在只用少量课时来介绍,如果老师没有特别的善巧方便,学生最多只能得到一些浮光掠影式的印象。所以学不好是正常现象,学好了反而超常。在格鲁派的学修传统中,仅五部大论就要学上十年,甚至更久。而我们现在一学期都不止五部大论,如果有能力学好,那真是超人了。

这样几年学下来,虽然知道一些中观的知识,知道一些唯识的观点,但涉及面太广,信息量太大,知识点太多,势必无法深入。一方面,所学都是孤立而零碎的,没有贯穿始终的理路;另一方面,所学都是从书本到书本,不曾落实于心行。于是乎,尽管学了很多,却无法转化成自己的认识,甚至越学越没感觉。每天都在听六度四摄,听缘起性空,但什么都用不起来。不仅如此,还会因为听的道理多了,形成习惯性的麻木。就像滥用抗生素产生抗体那样,使药物不再有效。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学佛几年之后,无论听什么都很难生起法喜,觉得这些道理都已听过,都不新鲜,都效果平平,甚至毫无作用。这是特别需要反省,需要时时检查的。如果已经出现这种法不入心的现象,必须立即加以对治,否则的话,未来就只能退步而不会有任何进展了。

佛教的每部经论,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获得某种见地。而每种见地的获得,又会涉及到很多方面。作为法师,必须将这些问题逐一吃透,进而了解其中的内在联系,这样才能把修学原理介绍给学生,使他们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也只有这样,学生们才能完整地接受法义。接受之后,才谈得上运用。否则,佛法再好,也是在经典中,在殿堂中,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但确实有些老师,甚至连书本上的道理还不曾理顺。如果连这点都没做到,能给学生什么?只能是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就像没煮熟的菜一样。学生吃了,自然会消化不良,甚至因此厌食也未可知。学了中观,学了唯识,但只知道些名相,对于其中的修行原理,不甚了了;对于法义和人生的关系,更是一无所知。这样的情况,在佛学院中可谓比比皆是。

除了我们自己修学不力之外,很多时候,和老师没把道理讲透也有关系。事实上,不管多深的道理,如果理解透彻,一样可以讲得简单,讲得直接,讲得明了。很多道理之所以难懂,主要在于表现方式复杂,而不是法义本身有多难懂。当然,这也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不论是印度的论典,还是中国古德的注解,都体现了当时的文化特征和表现方式。我们今天接受起来,自然会有一些隔阂。所以,佛法也面临现代化的问题。所谓现代化,就是把佛法用此时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诠释,用此地最容易扎根的方式来继承。如果仅仅是照本宣科,很多时候可能是鸡同鸭说,台上的那个说得天花乱坠,台下的那些却听得昏昏欲睡,彼此根本无法接轨。

我们还要检讨的是,学了这么多佛法,究竟在自己的相续中产生作用了没有?对生命存在的迷惑和烦恼能否解决?如果做不到的话,佛法对你有什么用?有不少学佛者,包括佛学院的学生,学归学,但所有问题依然故我,迷惑还是迷惑,烦恼还是烦恼。所学的这些,似乎只是为了得个文凭,为了写写文章,为了满足某种精神需求,甚至只是为了多一些玄谈素材,这和学佛是完全不相应的。因为我们只是在现有的心灵系统中增加了一点佛法知识,生命本质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变。如果自己在学佛过程中没有受用,却要给别人讲这些道理,可能产生共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你只是在转述一些概念,而不是亲身体证的经验,不是心田中流露出来的。

三、弘扬人生佛教的心得

我是1988年到的厦门,不经意间,在五老峰已经住了20余年。因为妙老的成就,我从1992年就开始面向高校和社会弘法,举办研修班及系列佛法讲座等,这也是大陆教界开始弘法的起步阶段。当时,民众对佛教的误解还很深,多数都是将之视为迷信,甚至封建糟粕。另一方面,那些有心一窥佛法门径的善信,也多半没有任何教理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选择人生佛教作为起点。一是因为它的教化面比较广,以人生和现实问题为载体,更容易使人接受;二是因为它的起点比较低,不需要太多信仰基础,只要有心接受并付诸实践,多少是可以从中受益的。

人生佛教的弘扬,对我自身的成长也大有裨益。在此之前,我和其他法师一样,只是想着如何怎样把深奥的法义理顺,再尽可能清晰地传达给学生,从未想过以佛法解决人生问题,解决社会大众的现实问题。正是在弘法过程中,使我对人生和社会有了更多了解,更多关注,更多思考。也正因为这些思考,我才发现佛法还蕴含着以往所忽略的实用价值,不仅能将我们导向解脱,还能为现实人生的所有问题提供智慧引导和解决途径。这就促使我从书本中走出,把学佛重点从经典转向现实。因为我开始认识到,佛法的重点不是在书本,也不是在寺院,那都是禅宗所说的标月指。真正的重点是在于我们的心,以及心所制造的各种问题,这才是指头指向的月亮,是我们需要找寻的真正目标。

人生佛教的理念,由太虚大师率先提出。其后,在两岸三地广为流传。从时代背景来说,这一思想的出现具有积极意义。佛教自明清以来,出现了严重的鬼神化、出世化等倾向,使人以为佛教只是为亡者服务的法术,只是遁隐山林者的寄托。所以,非但不会主动接触佛教,甚至避之惟恐不及,似乎其中沾满了亡者的不祥之气。人生佛教的提出,正是为了把佛教从这些误区中拉回现实,关注此人、此时、此地的问题。

那么,究竟怎样来定义人生佛教?这个问题似乎人人皆知。事实上,很少有人可以完整表达它的内涵。我觉得,现在的人生佛教就像一个箩筐,很多东西都可以往里装,都可以与之拉上关系。随便说几句生活感悟,再从经典找句相应的内容,就可冠以“人生佛教”之名。果然如此吗?须知,如果没有相当的教理素养,这种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就会逐渐失去佛法应有的内涵,偏离出世解脱的核心。久而久之,使人生佛教等同于人生哲理,等同于人乘佛教,这是对人生佛教的矮化、肤浅化和世俗化,是我们在弘扬人生佛教时尤其要注意的。

太虚大师所提出的人生佛教思想,是以“人成即佛成”为目标,而不仅仅是要使人获得一些心灵慰藉,解决一些现实困扰。前些年,我在《人生佛教的思考》一文中谈到,人生佛教应该增加菩提心和空性见两大内涵。具有这样的高度,我们才能积极入世而不被世俗所染,才能广泛利他而不被执著所缚,才能以人生佛教为起点,而以解脱和无上菩提为终点。

道宣律师在《行事钞?沙弥别行篇》中说到,出家人有三种行为,一是凡罪行,即凡夫的不善行为,比如为名闻利养而不惜破戒等;二是凡福行,属于积集福报的行为,包括布施、建寺、讲经等;三是圣道行,即成为圣贤必须具备的行为,那就是依佛法正见修习止观,成就解脱,这才是修行的根本所在。事实上,人生佛教同样需要具备这些内涵。如果不是以解脱为目标,单纯将佛法作为哲学义理在谈,作为人生指南来用,虽然也能使人获得平静安详,但终究是短暂而不究竟的利益,不是佛陀设教的本怀。

四、对汉传佛教的思考

佛教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至隋唐时期发展到巅峰状态。宋元之后日渐式微,走向衰落。那么,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对治的方法是什么?还是说,这种衰落根本就是无可挽回的既定事实?还会在未来不可阻挡地衰落下去?2004年初春,我发表了《汉传佛教的反思》一文,并引起较大反响。文中,对传统宗派的衰落之因作了探讨。我发现,这些宗派或是有着先天不足,或是在传承过程中缺失了重要内容,所以才导致今天这样的局面。

比如,菩提心是大乘佛教的不共所在,是简别大小乘的唯一标准。但在修习大乘的汉传学人中,这个特征并不明显,自古便给民众留下消极避世的印象,似乎对社会毫无作用。我出家时接触到的一些老和尚,最关心的就是念佛、了生死、往生西方。当然,这些都是出家人的本分,也是今天很多出家人需要学习的。但作为大乘佛子来说,既要解决个人生死,更要关心大众疾苦,关心佛教命脉,并发起“我要利益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解脱”的大愿。否则,算什么大乘佛子?就这点来说,不少佛子显然不具备作为菩萨道行者的基本特征。

此外,有些宗派在教理部分非常丰富,但实修传承有所中断。比如天台、华严等宗,本是教和观都很完整的宗派。祖师设立这些宗派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后人在浩瀚的佛法海洋中找到一条解脱捷径,这就需要通过教理获得正见,然后将这一见地转化为观照般若,并由此进入实相般若。但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即使掌握了见的部分,也不懂得怎样将知见转化成止观。因为我们缺乏用心的指导,也没有过来人把手相携,学来学去都是在纸上打转,在嘴上热闹。

再如禅宗,这是汉传佛教的重要宗派,其特色就在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在帮助学人契入空性上有着特殊手段。但经历隋唐一花开五叶的鼎盛之后,虽然法脉一直在传,但更多只是一种形式或象征而已,内涵却已所剩无几。曾经高僧辈出、气象万千的禅宗,为什么也会一路衰败下来?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不太重视基础引导,如果不是上根利智就很难契入,这就使它的受众始终局限在小范围内。其实,利根并不是天生的,同样可以培养。那些根机较钝者,无非是尘垢太厚,使智慧光明难以显现。若能设立一些基础阶段的修行,而不是把起点定得太高,就可以接引更多众生,奠定更为深厚的群众基础。二是不太重视知见的作用,虽然禅宗提倡不立文字,但这绝不等于不立知见。修禅到底要修什么?见性到底要见什么?需要明明白白。如果根本不知道要见什么,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不是,只能在那里枯坐蒲团,盲修瞎练。三是缺乏明眼人的指点。因为心行是微妙而瞬息万变的,有缘依止在证道者身边,时时请益,才能在关键时刻一锤定音,否则,学人很可能在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时不知所措,功亏一篑。

这就使我开始思考,作为一个完整的修学体系,究竟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在多年修学过程中,我发现,法门虽多,宗派虽多,但都离不开皈依、发心、戒律、正见、止观五大要素。其中,前三项是各宗修学的共同基础。目前存在的修学问题,很多就是因为基础不够,或是信心不足,或是发心不正,或是戒律废弛,这又会直接影响到正见和止观的修行。这是各宗修学的特有内容,换言之,之所以会出现种种宗派,正是依不同正见而建立。如阿含以苦、空、无常、无我为正见,中观以缘起性空为正见。此外,还有根据这一见地建立的修学方法。具备这些要素,修学才不会产生偏差,同时也能避免得少为足的弊病。

在弘法过程中,经常有人问到:基督教不过一本《圣经》,而佛法则是三藏十二部经典,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影响反而不如他们?原因在哪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佛教的传播还停留在传统表现方式上,未能建构起令现代人耳目一新并乐于接受的模式。

不少人学佛多年,依然不得要领。那么,怎样让大家在短时间内掌握佛法要领?学法又该遵循什么次第?每一步应该怎样操作?验证标准是什么?这都需要一个可以具体执行的规范。我们在弘法过程中,往往强调对机设教,这当然没错。问题是,如果师长不具备观察学人根机的能力,又怎么对机?怎么知道给予对方什么样的教化?所以在很多时候,这个对机并不是契合对方的根机进行指导,而是根据自己对佛法的理解,根据自己的修行经验在谈。自己是念佛的,就告诉对方念佛最稳;自己是诵经的,就告诉对方诵经最好;自己是参禅的,就告诉对方参禅最快。信众只要多请教几个师父,往往就无所适从,莫衷一是了。所以,这种方式弹性太大,且没有一定之规,难以对教化效果有所保障。

今天的社会,很注重各种标准,如企业管理标准,产品质量标准等。我觉得,学佛也需要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尤其在当下这个善知识难遇的时代,特别需要一些能保证基本教化质量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统摄下,才有能力进一步学习各种法门。基于这种认知,我在《汉传佛教的反思》之后,又发表了《佛法修学次第的思考》,主要从解脱道和菩萨道的高度来看待整个佛教。

佛法虽有众多的宗派、法门和经论,但不外乎解脱道和菩萨道。其中,都是以皈依、发心、戒律、正见、止观五大要素为核心。首先从皈依开始起步,然后是正确发心和受持戒律。奠定基础之后,再掌握一宗正见,并通过止观将之落实到心行。这是一个适用于任何宗派的次第,就像电脑的操作平台那样,有了这个系统,所有软件都可以顺利运行。

很多人以念佛为日常功课,觉得只要保定一句阿弥陀佛即可,不必再管其他。其实,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内涵极其丰富,如果没有皈依、发心、正见为基础,我们对这句佛号的理解会非常肤浅。如果理解不到位,佛号对我们来说就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这样的念,和念桌子板凳是不会有多少本质区别的。所以说,这句佛号能念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理解达到什么程度。是单纯当做一句佛号,还是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如果没有见的基础,是不容易把一句佛号念好,念得有深度的。

所以,我们在选择具体法门之前,应该对修学体系具有总体认识。这种认识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掌握它的要素,知道哪些项目对修学是必不可少的;二是掌握它的次第,知道修学的先后顺序和彼此关系;三是掌握它的操作方式,知道怎样将书本中的法义落到实处;四是掌握考核标准,知道每个阶段的学习要达到什么程度才算合格。

五、一个根本、三大要领的提出

目前的教界,为什么会出现表面繁荣而实际无序的状况?甚至于,开始出现庸俗化的倾向?我觉得,根本就在于修学体系的缺失。在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时,我提交了《一个根本,三大要领》,这篇文章代表着我对佛教更大范围的思考。一个根本,就是佛教修学体系的建设。三大要领,包括佛教教育制度、僧团管理制度和弘法布教制度。这是佛教存在于世的保障,就像三足鼎立那样,共同支撑了佛教在世间的传承和弘扬。

教界的问题虽然形形色色,但根源只有一个,就是出家人的修行上不去。一旦修行上路,哪里还有兴趣追名逐利?哪里还有精力说是道非?就像我们坐拥金矿之后,还会对石头念念不忘吗?说起来,今天的出家人确实很难,因为我们面对的诱惑比任何一个时代更多,更密集。在如此浮躁的环境中,我们靠什么来坚守道心,靠什么来抵挡诱惑?仅仅靠意志是不够的。这只能作为修行之初的第一推动力,是难以持久的。惟有修行上路之后,才能从中源源不断地获取力量。

而现在的教界,既没有很好的求道环境,也缺乏明晰的修学引导。不少人虽然好心出家,也曾发愿解脱,但因为修行不力,觉得解脱永远都像天边的云彩,遥不可及。因为缺乏法的支撑,凡夫心自然会卷土重来。于是乎,就把目标重又转向世俗需求,就开始把出家当做一种生活方式,只想着把日子过舒服一点。更有甚者,将寺院当做一展身手、捞取个人资本的名利场。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解脱和轮回是两条非此即彼的路线,如果我们不能进入解脱的轨道,必然会落入轮回的轨道,落入凡夫心的运作系统。所以,佛教的根本就在于修学,修学上去了,很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不药而愈。但这种引导必须是简明有序的,这样才具有可操作性,可推广性。如果过于繁琐的话,就不具有普遍性了。有了这个基础,还要从佛教教育、僧团建设和弘法布教三方面进行强化。

首先是佛教教育制度的建设。教界自1980年办学以来,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问题也在逐步浮出水面。近年来,教界也在不断反思,希望找到问题所在和解决方式。我从求学至今,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佛学院,前后差不多有三十年,应该比较有发言权。我觉得,今天的佛教教育在思路上就有问题,因为它是参照社会办学的模式而来,这和佛教教育的目的并不一致,在某些方面,还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想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得明确佛教教育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迈向解脱的教育,是成佛作祖的教育

所以,一是要重视僧格的养成,使学生成为像出家人的出家人。这个要求似乎不高,但做到的有多少呢?看看我们自己,再看看整个教界,僧不僧、俗不俗的大有人在。如果学生在佛学院学了几年之后,信心道念不增反退,就意味着教育的失败,而且是彻底的失败。二是令学生对解脱具有信心。出家,无非是为了解脱,可通过佛学院几年学下来,我们对解脱有多少认识?是不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是不是具备一定的正见或解脱能力?这都是我们考察教育成败的关键因素。三是弘法布教能力的培养。

对照现有的佛教教育,完成这几项任务了吗?佛学院办了这么多年,毕业的学生也有很多,也在不同岗位上发挥着作用,但真正以弘法为使命并能化导一方的,却寥寥无几。我们在各地参加活动,碰到的总是那么几个法师。不少出家人觉得,弘法这件事似乎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或者觉得,没人给自己搭台,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我们当年有谁来搭台呢?关键在于有没有弘法的意识,有没有弘法的责任感。我们要相信,只有真正有法,真正想要弘法,自然就会有护法。

其次是僧团管理制度的建设。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工商管理学习班,一些寺院的执事也去参加培训。听起来似乎是与时俱进,是引进社会的先进管理,事实不然。因为佛教和企业管理的目的完全不同,前者是为解脱服务的,而后者是为利益服务的。对于这样一些服务于利益的管理模式,我们能吸收多少呢?能有多少可以为我所用呢?如果也像他们那样把利益放在首位,那就本末倒置了。其实,戒律就是一套非常完善的管理制度,包括自行和共行两部分,对个人修学和僧团和合共住有着极其详细的规范。问题在于,今天的出家人对戒律知之甚少,除了在那里诵一诵,根本就没有能力用起来。久而久之,使人以为戒律本来就是用来念诵,而不是用来受持,用来管理僧团所有事务的。所以,这几年我也开始重视对戒律的弘扬,并出版了“以戒为师系列丛书”,目前已有一辑五本,下半年还会出版相关视频近百讲。希望用尽可能简明的方式,将戒律和戒律所蕴含的修学原理介绍给大众。我们只有认识到持戒的意义,感受到持戒的利益,这样的持戒,才会成为主动而非被动的选择。

在目前这个戒律废弛的大环境中,另一个极端则是以持戒为一切,以为这是最究竟的修行。事实上,戒律只是修行的基础而非目的。所以,我们要在追求解脱的层面来认识戒律。真正要把戒持好,是离不开皈依、发心、正见和止观的。在《佛法修学次第》一文中,我曾对五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详细说明。因为戒律并不仅仅是一些戒条,而是要放在整个佛法修学体系中来认识,来修学。否则,就会持得很机械,很著相,就会背离解脱的根本。

第三是弘法布教制度的建设。基督教虽然教义简单,但有一套结构缜密而操作性极强的教牧学。依托于这个基础,基督教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即使在以儒释道为传统的中国,其发展速度也可称得上是势如破竹。反观佛教界,寺院盖了那么多,但真正有多少在弘法?即使在弘法,又有多少是有系统、有次第地在弘法?没有一套规范化的制度,弘法效果将大打折扣。这就需要在修学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当代的弘法布教制度。

我们现在推广的“皈依共修”,就是特别为现代人量身定制的常规宗教生活。通过每周的集体共修,不仅能使大众对三宝的信心得到强化,在皈依后找到归宿感。还能加强信众之间的交流,使道场形成一定的凝聚力。传统的宗教活动,或者一念就是一整天,或者一坐就是几个钟头,这些方式都不太适合不同修学程度的人在一起共修。所以,我们在共修仪轨中安排了开示、念诵、安住、发愿、回向等多项内容,参与性很强,不会因一时无法进入状态而心生厌倦。

“皈依共修”在南普陀已实施了4年。每周六上午8点半开始,先有半小时教唱佛教歌曲,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来增加共修的亲和力。然后是敬献香、花、灯的仪式,为共修营造庄严的氛围,并使大众收摄身心,进入共修状态。然后法师有半小时左右的开示,接着是忏悔、修七支供和唱念三皈依,这是整个仪轨的高潮部分。之后有十分钟的止静,最后以念诵五戒和四无量心结束。整个活动大约在1小时左右,参与者多半会有意犹未尽之感,也因此对下周的共修有了期待。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适合现代人的弘法模式。开始推广时,正好是上一届毕业前夕,我给他们带过一次,后来有些同学就把这套共修模式带到各地开展了。

现在整个社会对佛法的需求日趋强烈,从学界到政界、商界,都纷纷向教界发出邀请。近年来,心理学界也开始对佛法予以特别关注,我曾先后参加了多次心理学界的活动。上个月,就在杭州参加了由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支持的催眠培训项目,和一些心理学专家进行对话。这是心理学界规格较高的一次培训,很多资深心理咨询师都曾参加培训。然后又到复旦大学,参加“第四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论坛主题是“心理分析中的意象:积极想象在文化和心理治疗中的转化作用”,这是继荣格之后首次以“积极想象”专业技术为主题的国际高峰论坛。月末又在北京参加“首届华人应用心理学发展论坛”,并作了题为“生命的觉醒”的讲座。这是心理学与传统文化的一个高峰论坛,由北京大学儒商文化研究中心、世界华人心理学家协会、中央财经大学应用心理学系等联合举办,数百位心理学从业人士参加了这次论坛,并对佛法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在一般人感觉中,觉得佛法是一种迷信,而心理学则是从西方传来的科学,是主流文化。所以,心理学界对佛法的渴求,正是弘法的一个重要契机。去年,我还在苏州西园寺主持过主题为“佛法与心理治疗”的论坛,邀请了一批对心理学有所涉猎的法师和心理学界的权威人士,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这是首次由佛教界发起的,和心理学界的正式对话,效果很好。

总体上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内心问题,关注心性层面,这也为弘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往往将幸福寄托于条件改善。但在逐步富起来之后,却发现烦恼有增无减,自然就开始从另外的方面寻找原因。目前,社会上已经开始出现佛学热,而且有着越来越热的趋势。政府也意识到,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佛教,这就为弘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大环境。面对这样的需求,教界呈现出一个什么面貌?我们能给予社会什么?有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一责任?现在很多人都面临竞争和失业的问题,但只要做好一个法师,根本就是供不应求,根本就不存在失业的危机。

今天,以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大家分享,希望对你们有所启发。我们在与人分享佛法的过程中,心胸会越来越开放。佛法强调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觉悟而利他的心,多想着别人,多做利益他人的事,心也会随之改变。如果只是想着自己,心胸会越来越狭隘,烦恼会越来越多:生存还有问题,年纪大了怎么办?如果出家后还是老在这些问题中打转,于人、于己、于这个身份都是有亏欠的。你们已学佛多年,在修学上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进一步努力的话,是有可能成为法门龙象的。不论从我们自身成长,还是社会需要来说,都应该加倍努力,应该具备这样的责任感。我自己,就是在弘法过程中逐步锻炼出来的。我开始的佛学基础也未必比你们好,但因为教学和弘法的需要,就必须不断充实自己,必须把学到的佛法用起来。你们现在正是最好的年龄,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天天向上!

(慧华记录,安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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