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离奇身世，弘一法师的传奇人生

弘一法师 | [投稿]

　　弘一大师手迹《格言别录》

　　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永久值得人们怀念的人物弘一大师,他那离奇的身世,跌宕起伏的人生,给世人留下一串深思与惊叹!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缘,使这位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艺术大师,从那辉煌闪耀的艺术宫殿中,步入清冷孤寂的空门落发为僧呢?

一、大师的天津缘

　　弘一大师(1880年—1942年),俗名文涛,字叔同。光绪六年九月初四日,生于天津,父李筱楼(小楼)为道光甲辰(1844年)进士,官吏部尚书,早期业盐商,后从事银行业。母王太夫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能做诗文。五岁父丧,从兄长受启蒙教育。在生母王太夫人的抚育下长大。少年即聪慧好学,六七岁时,于《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譬》,即可琅琅成诵。十七岁时,从天津名士赵幻梅学习诗文骈文,又随唐敬之学习书法及篆刻。十九时,康有为、梁启超掀起维新变法,大师认为“非变法无以图存”。于是自刻一印云:“南海康君是吾师”,然而,变法维新运动失败了,京津当局怀疑他与康、梁有关。为免灾避祸便奉母偕妻全家移居上海。1905年4月大师之母王太夫人逝世,大师悲痛欲绝,亲抚灵柩从上海回到天津经过与兄长“闹了一仗”之后,才争取把亡母灵柩安放在李家大院接官厅正中央,此时,大师痛苦、绝望、凄楚、悲哀。他埋掉了“李文涛”刷去了“李成蹊”的别号,更名李哀,字哀公。大悲痛中亲自为亡母王太夫人天人撰写挽联歌云:

　　汨半生哀东之长逝兮,感亲思之永垂!

　　同年七月份,二十六岁的“李哀”,带著对母亲的无限哀思,东渡日本留学。

　　1911年,大师从日本留学回国,在“天津工业专门学校”任教,这是大师第一次为人师表。然而平静的生活中,突然掀起了一阵巨浪,淹没了祖辈留下的“义善源钱庄”。李家的百万财富,除了在河东的一座住宅外,荡然无存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大师深刻地感受到财富的无常。从此大师的表情更加严肃,衣著也更加朴素了。1912年,大师再一次离开了天津,到上海任城东女学音乐教员,并受聘为《太平洋报》的文艺编辑。自此,大师在天津的因缘,就永远地告一段落。

二、大师的上海因缘

　　1898年,大师为避免灾祸,而迁居上海的“城南草堂”,与义兄弟许幻圆同居。时大师,“文采斐然,于诗文词赋外,尤好画画”。许幻圆是当时上海新学界的著名人物,由他的推荐,大师参加了由许幻圆、张小楼、蔡小香、袁希廉等组成的城南文化社,并与他们结成金兰挚友。从此,大师在学术界的成就,一发不可收拾。1901年他考入了南洋公学,从当时文坛巨擘蔡元培先生受业,与邵力子、谢无量、黄炎碚等同学,并参加了沪学会。正当大师春风得意之时,孰料他的母亲王太夫人突然病逝,他悲伤至极。第一次离开上海,踏上了留学日本的旅程。1912年,留学回国的弘一大师,在天津遭遇了破产之厄后,再一次告别了七年之久的上海。负责《太平洋报》副刊及广告事宜。此间刊出了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有陈思曾作插图。因大师曾号朽道人,所以当时有人请他们两人“僧道合作”。有了此次的合作,大师又与柳子,苏曼殊,叫楚伦聚会一堂,以《太平洋报》为中心,而发起组织“文美会”,编辑名家书画比较而成《文美杂志》。后因《太平洋报》场面大而收益少,且被警察查封。大师终于再度离开上海,进入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主持音乐与图画两科。《太平洋报》在上海夭折了,但是,大师在《太平洋报》的广告设计,却成为我国近代广告画的先驱之一。

三、大师的日本因缘

　　大师的日本缘,始于1905年秋,东渡日本留学,大师到日本后,根据自己所长和兴趣,从事艺术方面的研究,撰写《图画修得法》、《水彩画法说略》,刊载于留学生所编的《醒狮》月刊。1906年9月,大师考入日本美术教育学府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大师是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美术学校的第一人。他从日本著名的画家黑田清辉学习西洋画,开始了艺术的登攀,进入后,大师学习非常认真刻苦,日本国民新闻社记者特地采访了大师,并发表了题为《清国人志于西洋画》的访问记,对大师的学习行为大中赞赏。留日期间,大师在东京除了学习绘画外,同时还学习钢琴、音乐、外语等。尤其对戏剧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引发了演话剧的强烈欲望。一九0六年,大师与曾孝会、欧阳予倩、谢抗白等创办了“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天录》、《新蝶梦》、《雪蓑衣》等剧目。大师在《茶花女》中扮演的茶花女,得到了日本戏剧评论家松翁很高的评价。他在《对于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中国的徘优(演员),使我最佩服的李叔同君!”“尤其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本国的徘优所能比拟”。“倘使自‘椿姬’(即茶花女)以来李君仍在努力这种艺术,那末,岂容梅兰芳、尚小云辈驰名于中国的戏剧界……”《茶花女》片段演出的巨大成功,使日本人在赞扬之余,惊为创举,有好几个日本学生也加入了“春柳社”。“可知李叔同君,确是放了新剧最初的烽火。”由此亦可见,大师是中国话剧运动的最早创始人。他对话剧运动的贡献,是应该永远彪炳于新剧运动史册。大师的日本因缘,一直延续到1918年出家后,为了佛学研究,经常通过朋友以及在上海的日本书商内山完造与日本书联系,购求留传在日本的中国佛教典籍和日本佛学著作。1936年,经大师亲自整理的日本大、小乘经律有万余卷,编成《佛学丛书》四册,交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大师手编《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扶桑集释》一书,多达五十余万言,均采揖自日本古本,校勘注释、直到圆寂前仍然笔耕不辍。

　　大师根据从日本请的古版律学,用了七年时间,圈点南山三大部并讲律修持,精心地撰写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一书,使淹没了七百余年的绝学南山律宗,得以重兴。该书也被称为宋灵芝律师之后第一巨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出版之后,由夏丐尊居士将三十五部交给日本书商内山完造,由内山先生将此分寄赠到日本的东京、京都等大学的图书馆去。

　　1929年,大师在福州鼓山涌泉寺的藏经楼里,发现了清初为霖禅师所著的《华严经疏论纂要》。此书在日本新修的《大正藏》中,也没有收入。大师慧眼识珍,于是倡印数百部,并以十多部赠与日本各大学和寺院,由此可见,大师与日本因缘之深远。

四、大师的杭州缘

　　1912年10月《太平洋报》停刊,大师应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之聘,任图画音乐教师。校长经子渊早就对这位艺术全能的上野才子钦慕不已,更兼该校教员:夏丏尊、姜丹书、钱均夫、马叙论、朱光潜等都是文坛名匠,所以学校的艺术气氛十分浓厚。大师的教育方法既严肃又热情,使“莘莘弟子如坐春风”。

　　1914年,大师开始用人体模特作画,这种新的教学方法,一扫过去临摹的旧习,使西洋画、素描等西洋画方法,步入传统的中国画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伟大的创举,大师还在学生中组织“桐阴画会”,后改为“洋画研究会”和“乐石社”(金石篆刻组织)后改为“寄社”。这些课外的艺术活动,大师都曾付出过不少精力。他为学生介绍外国“人体画”和“日本正则洋画讲义”,编写《西洋美术史讲义》。他热情负责的教学精神,使许多顽皮的学生为之一变,开始爱好艺术了。

　　1915年,大师应南京高等师范之聘,任该校美术主任教席,他身兼两职,往来于宁杭之间,在大师从事艺术教育的七年间(1912年~1918年),为我国早期艺术教育培养了不少人才。如音乐家刘质平、李鸿梁;古文学家黄寄慈、蔡丐因;漫画家丰子恺;国画家潘天寿、沈本千等等。此七年间,是大师投身于艺术教育成果最为丰硕、辉煌的时期,他创作的《春游》、《送别》、《悲秋》、《伤春》、《晚钟》、《西湖》、《落花》等数十首乐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数十年久唱不衰。

　　然而,在艺术成果辉煌、如日中天之时,大师却毅然摒弃了世俗,怀著“肩荷南山(律宗)家业,作将尽绵力,誓舍此身而启道之”的宏愿。于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正式披剃为僧。这一举动,在俗人眼光中,怎能不感到震惊、叹惜呢?但是,“出家乃大丈夫之道,岂世人可知”?在大师醇厚、博雅的艺术胸怀中,早已觉悟了人生的悲悯,契合了佛陀慈悲的本怀,他的出家是与生俱来的“善根”发展的必然趋势。如在黑暗中探见一盏明灯,向著佛陀光明启开了人生新的航程!

　　大师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同年九月,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受具足戒,自此,大师以振兴佛教,弘扬南山律宗为己任。视名利如草芥,置个人利害于度外。云水飘泊,萍踪无定。挂单、弘法的寺院多达几十上百处,而从不把那个寺院看作个人私产,一旦离去了此缘便了,并声明终身不作住持、方丈。

五、大师的闽南缘

　　大师出家二十四年,在福建闽南弘法先后达十四年之久,最后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的晚晴室。这段时间,无疑的是大师弘法利生重要时期。

　　1928年10月,大师首次到达闽南的厦门。在南安小雪峰度岁后,返回厦门南普陀寺,寓居闽南佛学院共三个月。大师在此结识了性愿、芝峰、大醒、寄生诸法师。并坦然地建议佛陀学院“把英文和算术删掉,佛教却不可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院方接此建设调整课程,学僧成绩果然明显提高。

　　1930年大师应性愿、广洽法师的热情相邀,二下闽南,于南普陀寺水陆圆满后,暂居南普陀寺功德楼。以一纸《悲智训》的墨宝,使闽南学生相习成诵,教学秩序亦逐渐恢复正常。

　　1932年10月大师三下闽南抵达厦门,最终定居闽南。这在给本妙法师作的《般若经论解序》中说:“余以宿缘,三游闽南,始于戊辰,次己巳,逮及壬申十月,是为最后。”

　　闽南气候宜人,生活安定,为大师弘法和著述提供了较为安定的外部环境,且闽南的民风古朴,深为大师所赞叹。大师在闽南的法缘非常殊胜,在大师于1938年给圆净居士的信中说:“今年在各地(泉、漳、厦、惠)讲经,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大师在闽南弘法不拘场所,随缘而定。内容宏扩,日期紧凑,效果极佳而富于特色。所讲之处,闻著无不欢欣鼓舞。如1938年在泉州讲《行愿品》时,“听众甚多,党部青年乃至基督教皆甚叹赞。同年四月,在写信给丰子恺居士的信上说:“乃今岁正月至泉州后,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几如江流奔腾,不可歇止。”

　　大师的佛学著述大多在闽南完成。1933年8月于泉州点校《南山钞记》完稿,此项工作,“详阅圈点,并抄写科文,改正之讹误,迄今三年,始获首尾完竣。”

　　同年十一月于泉州开元寺作《南山道宣律祖弘传佛教年谱》。1935年春,于泉州承天寺完成了《藕益大师年谱》,1936年8月,闭关厦门鼓浪屿日光岩别院,校录《东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通释》完稿。1939年4月至1940年10月,大师于永春普济寺校录《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上、中、下三卷。大师的校阅工作极为辛苦,有时倾数月至数年之力。在他于惠安净峰寺写给广洽法师的信中说:“每日标点研习《南山律》约六七个小时”。可见大师论述工作的紧张。大师编撰校注的大批律学著作中,《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和《南山律在家备览备略》最为重要。此外大师尚有序、跋、题记、法事行述等累累著述。

　　大师在闽南十四年中,极力推动促进闽南的僧教育,培养了大批的佛教人才。1932年、1934年,大师两次受常惺院长之请,帮助整顿闽南佛学院学风,并现身说法,教导青年学僧要“习劳、惜福、持戒、自尊”。后终因学僧纪律松弛,不受约束,而无从入手。因此,大师取《易经》“蒙以养正”之义,创造佛教养正院于南普陀寺。

　　大师曾于1931年发愿以弘律为己任,故十分地重视并乐于启导僧人自发组成学律组织。1933年大师应泉州开元寺住持转物和尚之请,由厦到泉,集合学僧十余人,于开元寺创建南山律学苑。“学员除了听律以外,并各自阅读圈点南山三大部,以作深入之研究”。

　　在闽南,大师之书法亦随时日而精进,一改早年形较方扁,稍后略变修长的作风。形成了一种淡无烟火气的独特风格。大师出家后,唯独没有放弃的是书法,他是把书法用来作为绍隆佛法与众生广结法缘媒介。并且把以字结缘看作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演讲再忙,也要抽空写字以广结法缘。1938年4月18日,大师在泉州承天寺致丰子恺居士的信中说:“于泉州各地及惠安,演讲甚忙,写字极多,居泉不满两月,已逾千件”。同年12月15日,大师在承天寺致慈航居士的信中说:“本拟掩关习静数月,乃人事纷忙,意未如愿,到泉州后,已写字五百件左右”。

大师漳州、晋江等地弘法时,大师也常以字广结法缘。

　　大师在闽南弘法成功,为众人所钦慕。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是他的道德品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他持戒谨严,淡泊无求,一双破布鞋,一条旧毛巾,一领衲衣,补钉二百多处,青白相间,褴褛不堪,还视为珍物。素食唯清水煮白菜,用盐不用油。信徒供养香菇、豆腐之类,皆被谢绝,真正做到一物不遗,一丝不弃。他手书门联曰:“草藉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是大师在一九三七年倡导的。当时日本侵华的气焰嚣张,大师居厦门万石岩,自题居室为“殉教”室。并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大师以为:“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后厦门遭日机轰炸,弹片入室,大师泰然无惧,诚如他的一首诗云:“亭亭一枝菊,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大师的这种爱国爱教的精神,将永远地值得人们学习与歌颂。

　　一1942年10月13日,大师习书最后墨迹“悲欣交集”四字,在彻悟止境中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享年六十三岁,法腊二十四。纵观大师一生跌宕起伏,但大师始终以艺术家敏锐的感受力与深邃的洞察力,矢志不移,最后,让我们牢牢地记住大师的谆谆教诲:“要发菩提心,即要发成佛之心,广修一切善行,利益一切众生,具慈悲之心,植成佛之因,以后才能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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