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运良：初传佛教何以扎根中国大地？

禅茶一味 | 作者：网络 [投稿]

导语: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产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经过西域传至中土而在中国大地上发扬光大,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受到中土文化的抵制。本文作者项运良认为佛教为了适应中国文化,佛教加强自身改造与中国文化融合,为中国人提供了宗教意义上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怀,并且其严格的戒律使其具有顽强生命力与特色,渐渐在中国扎下了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是产生于古代印度,经过西域传至中土而在中国大地上发扬光大的一种宗教,它从传入到扎根中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会受到输入国文化的抵制,佛教也不例外,它遭受了中华文化的排斥与打压,但由于其自身的优势特点与其宗教的成熟性,从几千年前延续至今,即便是历史上三武一宗的排佛事件,也未能将其消灭,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次次的佛教复兴,佛学也一次次的被弘扬。这些与其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笔者试图从其自身特点来理清佛教兴盛于中国的线索。

一、佛教传入背景

一般认为佛教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佛经的材料,这是佛教的初传。后来又有“明帝求法”,东汉明帝遣使去月氏求佛法的事,据《后汉书》,“永平八年,……先帝圣德远览,瞻前顾后,遂复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阙而不修者也。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康居、月氏,自远而至,匈奴离析,名王来降,三方归服,不以兵威,此诚国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征也。臣愚以为宜依故事,复遗使者,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文中甘露即指佛法。从这两点来看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强汉时期,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文明,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在文化方面,早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就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已居主导地位,形成了以“儒家”为中心、其它文化为辅佐(特别是道家文化)的相对严密和系统的文化体系,并且有政府的支持。所以佛教传入时,它所要面对的是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文化圈,是和自己一样有深厚底蕴的文化--中华文化,而不像哥伦布到美洲,所面对的是一片寂静与不毛之地,更谈不上什么文化,印第安人是未进化的野蛮人,不论印第安人是怎样的善良,丝毫也打动不了殖民者,接之而来是血腥屠杀。佛教则不然,它的传入是为弘扬佛法,教化众生,而不是掠夺。面对异常强大的中华文化,在文化的冲突中,刚开始佛教是占不到任何优势的。由于当时儒家文化居主导地位,道家文化也居一席之地,诸子百家之争鸣余音未了,更为重要的是西汉实现了比秦朝更为安定的国家统一,各种文化融合更为深入并成相互辅佐之势。所以佛教传入根本不可能是强制性的输入与文化侵略。所以它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与中华文化融合,找到与其共存的结合点,找到适合中华民族的传播方式,并在义理上做一些发展与深化,与中华文化相适应、协调发展,使自己能更快更好地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光大。

这样佛教传入后同时也就开始了它的中国化历程。因而中国佛教学者汤用彤、方立天等均认为中国佛教的根在中国。善于应变,与时俱进,随时随地改变自己的传播方式,结合文化实际深化发展自己的义理,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佛教的博大精深与顽强的生命力。

二、加强自身改造与中国文化融合

佛教传入中国时,与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冲突。一是由于其本身理论的特殊性,与中国传统伦理的冲突,如“孝”的观念的冲突;一是由于中国繁荣的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排斥,中国当时正处于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期,且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有一种优越感,外来的文化是不易被接受的。

佛教与中土文化的冲突是多方面的,孝道观的冲突是最直接的,佛教通过对义理的新的解释,翻译、编造佛教典籍,使其越来越中国化,建立起了从伦理道德领域至国家政治生活领域的忠孝观念,从而打破了儒、道等中国本土学派的围追堵截,这样佛教就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中土之人也开始出家为僧尼。这是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其各种冲突,也多是通过此等方式来化解的,即自身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这向我们表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首先必须与输入国的本土文化相适应,才能在输入国深深地扎下根。佛教深谙此理,通过自身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将中国本土文化来比附和解释佛教经典,从而使佛教在中国深入人心,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儒道等本土文化融合而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

三、佛教为中国人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

任何一种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它的哲学内核决定了其自身的发展程度。这要求它的哲学能够为人提供一种普适性的追求,一般哲学只是提供了对现世的关怀,而宗教哲学则还要为人提供终极的关怀,也就是对于彼岸的神学信仰及其实证追求,使人在身体和心灵上得到当下的关爱,在死后还要有灵魂的慰藉。

佛教系统地论证了当下世界的苦楚,人生就是苦海。佛教认为当下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不具自性,所见世界之万象皆为因缘和合所致。这在佛教四圣谛、十二因缘、三法印中有明显的体现,也构成了佛教的基本义理的基础。四圣谛即苦、集、灭、道,苦谛:佛家认为凡是有为有漏之法皆含苦性,人生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和五盛阴苦八苦。也就是说人总是处于苦海之中,由于当下世界是虚妄不真的,乃因缘和合所成,而人由于无明具有“贪、嗔、痴”三毒,产生身、口、意三业,认为世界与我皆为真实之实在,将非真实的认为是真实的,却不知道自己认识的愚痴,也因而执著于万法与我,即法执与我执。在迁流变化的世事面前显得无奈与烦恼。所以世界是苦的。那么怎样摆脱呢?那就是修行达至道谛,即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之念、正定等八正道。从佛学来说,人只有破除由无明所引起的法执与我执,达到无为无漏,认识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以至“涅槃寂静”才能摆脱苦恼,进入理想的极乐世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佛家对现实世界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世界本空皆苦,只有涅?槃后的世界才是极乐的。这为人提供了一种终极的关怀,也就是死后的去向。但这不是要求人放弃生的念头,恰恰相反,佛家是贵生而不惧死的。伤害自身生命并不能进入理想天国,为了达到极乐,今生必须弃恶从善,为他人着想。同时,为了众生之福,却是可以舍弃生命的。同时,在佛家看来,世界具有因果轮回报应,今生的果乃前世之因所成,今生之因造就来世之果。善因出善果,恶因生恶果。这就是劝戒人们在当下世界要奉行佛法,弃恶扬善,来世当登西方极乐。

一种外来的宗教能够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并发展起来,一是中华文化的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一是佛教本身内核--佛教理论的完善性及与实际结合的与时俱进性,而这其中最根本的是为中国人提供了特殊的宗教的终极关怀,再加上其理论能够为其终极信仰做充分的论证。人类对于终极关怀的需求是没有国界与差别的。因此佛教彻底征服了中国人心灵。但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是不同的两概念,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是适应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宗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印度佛教了;现在印度佛教是后来从中国再传过去的,也不是传统上的印度佛教了。

综上所述,现代佛教要发展,佛法要进一步弘扬,最关键的就是要重视佛教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四、佛教还为中国人提供了现实关怀

一种宗教不仅能够给人提供终极关怀,还能为人提供现实现世的关怀。就佛教的宗教层面来看,与其它宗教一样,都是强调一种无限的“爱”,这种爱是世间的又是出世间的,它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爱,而且还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爱,亦即:爱我、爱他、我爱、他爱。这种爱体现在人身上时,主要就是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这里主要谈谈现实关怀。佛教有它的现实关怀吗?体现在哪?其实,佛教慈善事业就是其中之一。这在佛法中有体现,佛教有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其中布施就体现的佛教的慈善情怀,就是以自己的财物,不计回报地分施给别人。布施有三种:即一、财施,即以财物去救济疾病贫苦的人;二、法施,即以正法去劝人修善断恶;三、无畏施,即不顾虑自己的安危去解除别人的怖畏。那么这是不是一种爱呢?当别人穷困潦倒的时候,佛教总能尽己所能去帮助,这丝毫没有回报,在一些没有宗教情感的人或组织看来是一种愚蠢,但在佛教徒那却是无量功德。近年来,佛教在各地开展捐资办学、赈灾、贫困救济、为重病患者进行捐助等一系列活动,这些都体现了佛教对人现实生活的慈善关怀。

佛教对于人的现实生活与身心健康都具有现实关怀。

五、严格的戒律使佛教具有顽强生命力与特色

佛教的戒律应该说在各大宗教中是最严格的,这是佛教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佛教传入中土后,能够迅速扎根成长并融入中国社会,笔者认为这也与其严格的戒律有极大的关联。

据佛典《大智度论》: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打扮及观听歌舞,正午过后不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它的苦行思想,这种苦行是对世俗生活的否定,要求人们热爱自然、不过度享乐、与人和谐相处。佛教之所以是佛教,不仅因为它能为世俗之人提供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还因为它有与世俗生活相左的严格戒律。若佛教没有戒律而同世俗一般,那便没有了宗教的特色,也就不能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什么佛教它会有严格的戒律呢?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虽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后乃见,因见佛性,得成正觉。人人皆具真如佛性,我们本来的真如实性是本真自然、清净圆满、无质无碍的。可无始以来的业力与习气及“自我”的积重难返,已很大程度地遮蔽了这个本心与真性,它让我们已经远离了真如本性。因此,我们当然就不能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无为心态(大妄念),妄自奢谈什么“顺其自然”。这就要求我们有戒行,直至亲证到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

佛学的根本,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说。一切法门都不出戒、定、慧。持戒,是为了避免恶业,培植善业,让身、口、意三业清净,生出定慧力。戒的本意,同世俗生活中法则法规的产生其实是一回事,都是为了止恶防非和扬善。戒永远不是我们修行的目的,而是我们达到真如本位的途径。戒有有相与无相之分,有相即身戒,无相即心戒。身戒较粗浅,但却是心戒的基础。身戒是否毁犯,可以时时让我们觉知“心戒”是否成功。反之,倘若心戒成功,身戒无从安立。无戒也就等于无师或无佛。只有严格的戒律,才能真正了悟佛法,才能培养具有坚定信仰的佛教徒或者说佛教人才,《孟子·告子下》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10]佛教戒律的确能起到磨练人才的效果,从佛教发展史上看,大凡高僧皆经历过重重劫难,在劫难中体会了悟佛法,由戒入定,由定生慧。正是佛教戒律造就了佛学发展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起到传承佛法的作用,戒律是佛教的特色,更是佛教生命力的保障。

试问世俗之人,又有谁愿舍弃世间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有谁能为他人而奉献自己的一切?有谁能达到如此境界,当你看到佛门高僧为了救赎他人而甘愿坐化时,当你看到僧侣们为了世间和平而奋力祈祷时,当你看到世俗之人追名逐利、尔虞我诈、花天酒地时,当你看到世俗之人空虚寂寥时,你是否会感到佛门戒律的伟大与超脱呢?这些是我们世俗之人望尘莫及的。当今佛教发展应该注重严格戒律,保持佛教的生命力与特色。

佛教之所以能扎根中国,从其自身特点来看,主要是因为其自身严密而系统的理论,为其终极信仰提供强有力的论证,为宗教缺失的中国人提供具有普适性的终极信仰与关怀;又能慈悲济世,普渡众生,给人以现实的爱,现实的关怀;它还有严格的戒律,很多人都难以受如此戒行,让世俗之人油然而生敬意。所以就佛教自身特点来看,它作为一种成熟的宗教完全能够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并发扬光大,加之中国文化本身的信仰层面和理论严密性的缺失与博大的包容性,佛教便更快地盛行于中华大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佛教义理是佛教之所以兴旺发达的根源,佛教义理包括自身哲学和终极信仰的系统的理论论证,佛教哲学是其终极信仰得以成立的基础,终极关怀是佛教之所以迅速发展、信徒众多且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基本原因。人们之所以信仰佛教,在于佛教能给予其“爱”,人们从中也能寻找到爱,包括终极的和现实的爱,佛教是世间的又是出世间的,特别是要在世间得到进一步光大,就不得不注重其对人的现实关怀,即对人的现实的爱的给予,现实关怀是佛教发展、深得人心的直接原因。佛教在强调爱的给予与神秘性同时,也要注重宗教的超世性,注意保持与世俗的区别,注重达到其神秘性与超世性的与世俗有所区别的方法与手段,其基本方法就是戒律,只有严格戒律,让世人看其信仰的坚定,人们才会深信佛教,戒律是佛教生命力保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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