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净合一流略尾声

净土圣贤录 | [投稿]

　　禅净合一之大潮，至此该流入近代、以至现当代了。但以本人之佛教史观，此一主题根本不存在──当整个中国佛教传统全部中断时，禅净合一，从何说起！故本书之尾声，谈禅谈净，往往与中国佛教整体无法分开。

　　不堪回首的晚清，内外交困，人心沸腾。一声佛号，成为佛教全体，有人讥之为有净无禅。其实身处绝望的当世，人们对来世的期望，更是虚无飘渺，遍布神洲的「阿弥陀佛」，已绝无当日气象，确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了──国运不昌，何期教运！

　　但是，真正给中国佛教以根本性的冲击、摧残者，乃始於近代。

　　十九世纪以来，随著西方列强的步步入侵，民族矛盾急剧上千，近代中国宗教运动的历史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深刻的民族危机，把政治变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把一切都卷入其中。离开了救国，任何东西没有价值。一切信仰、行为和追求，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

　　就整个意识形态而言，首先与外来文化发生碰撞的，是主流儒家思想。随著封建王朝的覆灭，随著中华民族在外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挑战前节节败退、全面崩溃，儒家思想的腐朽没落日益暴露，终於从昔日的王座上跌落下来。人们心头酝酿昔一种普遍的失落感──儒家之仁政王道再也不能引导中国人挡住那汹涌而来的侵略浪潮，於是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把眼光移向别处，以寻找能够救国救民的武器。这样，以政治为主题，作为外来文化冲撞的反响和回应，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本土文化派、全盘西化派、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想流派在中国近代史上如雨後春笋，此起彼伏。而佛教则从古代中国宗教中脱颖而出，成为近化中国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的一家。

　　或许是对东西文化简单类比的结果，或许是对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向往，相当一批人把目光落到了佛教之上，他们中不乏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影响巨大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他们希望佛教能变成一种新的精神武器，发挥象西方宗教或日本近代宗教那样的作用，指引中国人民战胜外侮，走向繁荣和富强。

　　於是乎，佛教中凡是能借用过来为政治服务者，全被搜罗出来∶佛教的平等，变成了民主自由的平等，是国家、民族平等基础上的个人平等；佛教的度人，变为积极投入政治，救国救民的奋斗；佛教的勇猛精进，再也不是把一切献给神祗的迷狂，也不是理事无碍、破除一切妄执的智慧，而是不怕牺牲、不怕挫折、自救救人的大雄无畏；佛教的唯识论，堪与西方认识论匹敌；佛教的九天说，等於西方的宇宙论；佛教的微尘说，胜过西方的细菌学┅┅

　　我绝不否定，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条件下，佛教起到了其他宗教以至政治思想所起不了的作用──绝对是有价值的，留名青史的。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当佛教政治（或称为政治佛学更妥贴）一枝独秀的时候，佛教的其他方面呢？在「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彻底扫荡传统中国文化时，佛教哲学、佛教教理、佛教修证、佛教艺术、佛教伦理、佛教仪规┅┅除了为政治需要而装点门面之外，全都被眨为迷信，生存亦难，遽论发展！整体而言，近代中国佛教是处於中断、蛰伏的状态。

　　如果说历史无情，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近代中国的劫难，需要佛教作出贡献。那麽，当战乱过去，佛教能否重新接续被中断的传统，重新跟上时代的脚步呢？或许笔者短视、性急──半个世纪对历史而言仅是刹那──近代佛教的困惑，至今依然存在，只是形式有所改变而已。

　　在中国大陆，继续「中断」。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与政治相结合後，所有的宗教都处在「必然灭亡」的被告席上。作为一种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判理论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部分，其思想渊源是直承费尔巴哈（L A，Fenerbach，1804-1872）的宗教异化理论。费尔巴哈认为，宗教的本质是人的异化；依赖和恐惧是宗教产生的心理因素；需要是导向宗教的条件；抽象和想像能力是宗教产生的途径┅┅接过费尔巴哈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把它置於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必然的共同模式，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异化现象的消灭。那麽，宗教存在仅仅与人类发展的特定阶段相联系；随著社会的发展，宗教将不为人类所必需；到共产主义社会，完全自由的人类，根本无须宗教！这样，宗教、异化成了同义词，宗教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成了必然伴生物，要推翻旧世界，就必须打倒宗教。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得非常清楚，他的宗教批判的目的就在於社会批判；一切社会批判的前提、基础，即在於宗教批判。

　　作为一种学术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有它的理由，必然性和历史意义，然而不幸的是，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主宰，实现为政策和制度时，它又一次被扭曲和简单化。「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成为新中国妇孺皆知的名言，宗教等於迷信，宗教等於落後，宗教等於反动，宗教徒是「傻子遇到骗子」，不是被骗就是骗人┅┅必然地爆发了从「大跃进」到「文革」十年的消灭宗教运动。「东方红，太阳升」，灿烂的阳光下，一切牛鬼蛇神、魑魅魍魉都没有容身之地！宗教的灵魂被驱逐和扼杀，剩下的，和尚道士、寺院庙宇，黄册经卷、法器仪式┅┅全成了「文化遗产」，成了旅游资源，赚钱的工具！

　　在港台欧美，虽依不同的国情，佛教的具体状况向有不同，但面临的问题却有惊人的一致性。不再要求宗教依附於政治，直接为政治服务，甚至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宗教，其最具时代色彩、影响最巨的一条，即是宗教组织（包括对宗教组织赠捐者）在税务上可享受许多优惠。宗教得以独立，并有发展蓬勃之势，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宗教的重心是落在金钱上，还是落在心灵上？对於主张清心寡欲，有著出世传统的佛教而言，矛盾更为突出。宏法是需要金钱，但一不小心，就变成立教为了金钱。即使是为了宏教而经商买地、投资股票，但这是商品社会，法师们马上就被市场所左右。如何既要立足於今日社会，又要保持佛家本色、保证法门清净，实是一大难题！

　　其次，如何在形上领域恢复、发展佛法，不能说不被重视，但却步屦蹒跚。

　　禅宗方面，从日人今北洪川、释宗演开始就全力兴禅，至铃木大拙，终於完成了当代色彩的新禅学，并传到西方，最後突破铁幕，「回归」中国大陆，形成了遍布全球的「Zan Boom」（禅宗热），铃木大拙因此成为世界名人，被誉为「世界禅者」。

　　但细究铃木禅学及其流行，并非一无可非。简而言之，铃木禅学的最大特点就在於以西方当代非理性哲学来诠释、改造古老的中国禅宗，其积极意义在於世界性的立场和当代的眼光。在铃木大拙笔下，禅就是西方哲学的「Being」──宇宙和人生的本体；铃木所谓的「开悟」，也就是个体自我与「Being」的绝对融合；在此基础上，铃木禅学得以确立了其绝对一元化的、「人」的主题。这是铃木禅学成功地为时代所欢迎、肯定的根本秘密所在。当西方文化席卷全球，把二元的世界观强加给现代世界时，人类对任何事物的把握都仅仅达到投射层面，以指为月成为当代世界的「时代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精英们能危言耸听──人类失落了自我！而铃木禅学的目标，正是想为当代世界找回那失落的精神家院。

　　铃木禅学受到了整个西方世界热列的欢迎，在西方主宰世界的情势下，铃木禅学被大肆宣传，成为当代的显学。

　　但是，铃木禅学的实际遭遇，并不如铃木所自许和期许的那样。它在西方走红，再「返销」东方，就必然地被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说得客气点，是西方人的实用主义态度，说得不客气点，就是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西方人，没有这点「悟性」，他们实是无法了解什麽是禅，他们所得到的仅是禅的神秘的一面、实用的一面。不说全是糟粕，至少是尝未入门。所以铃木禅学一开始就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相提并论，以後，在西方人的眼里，禅与心理医疗、打坐、气功、特异功能密不可分。即使就铃木禅学而言，也已走样，更不必提真正的中国禅宗了。

　　在西方文明统治全球的今天，在中国文化还没能真正重建以前，铃木禅学的命运，带有时代的必然性，故在形上领域重兴佛法，要做的事还真太多太多！

　　净土宗方面，以台湾佛教为中心，提出了「人间净土」的口号。很快的，这口号为全体佛教所接受，其核心即是做好人，做好事──布施救灾，兴学济穷，流通法物，创办医院，慰问监狱，批评时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前所未有。这一切当然都不坏，但若仅止於此，是否与西方人之於禅有点相同？佛教与政治、金钱走得太近，是否好事？这些与普遍的迷信还愿之风气，与不肖之徒利用宗教行骗之恶例，是否有著某些内在的联系？

　　当然不能因噎废食，对现实一笔抹煞。但佛法被实用化、工具化的倾向是否应当有所警觉？佛法博大精深，乃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灿明珠；但千年红尘熏染，其上尘埃也不少。如何抉发佛法之精义，建立真正「当代的」新佛教，乃是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或者说是中国人的宿命，任重道远，还须加餐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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