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摩崖造像现重庆潼南千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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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县千佛寺发现唐宋摩崖石刻造像20号龛

　　千佛寺摩崖石刻造像位于重庆市潼南县崇龛镇薛家村1社张家湾北部山脚下，2011年8月，在采石施工中被暴露出来，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工作人员接报后立即前往现场勘探，并受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的委托对其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9月19日至12月15日对造像本体及附近崖壁进行了揭露清理、拓片资料提取、图像志描述、临摹绘图及高精度摄影，并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联合对造像进行三维扫描，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千佛寺摩崖石刻造像呈东西走向，长30米、残高4米，最低处距地表1.5米，崖脚前经考古发掘发现有明清时期建筑遗迹，但破坏严重，布局不明晰。已暴露于崖壁的造像共有43龛，按窟龛形制可分为方形龛、外方内圆拱形龛、弧形龛、屋形龛等；雕造有各类造像约283身，发现文字题记27则。从造像题材、艺术风格及纪年题记等方面可初步推测千佛寺摩崖造像在时代上可早到中唐，晚至元明，其中以晚唐、北宋时期造像为主。当这些安枕在唐风宋韵里的文化艺术瑰宝显露人前时，实可谓精美绝伦。

　　晚唐时期的造像可辨题材有阿弥陀佛五十菩萨、菩提双树、菩提瑞像、人形天龙八部、飞天、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常见的造像组合有一佛二菩萨的一铺三尊式及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一铺五尊式。艺术风格留有浓重的盛唐遗风，以体现“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的丰腴形态为表达重点。佛像面部圆润饱满，顶作高鬘头形肉髻，双耳肥硕垂肩，身着袒右或通肩式袈裟，手印多为施无畏印、降魔触地印、禅定印等，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台之上。菩萨像多为头戴高花幔冠，饰以尖桃形头光，细眉弯目，扭腰鼓腹，衣纹轻薄透体，缨络细致精巧，天衣华丽而繁复。飞天束攒天髻，长裙曳空，帔巾飘扬，横空飞舞，四周天花飞落。衣裙飘带的晕染和线条十分清晰，飞天的飞势动态有力，姿势优美自如。

　　第29号龛“阿弥陀佛五十菩萨”造像正壁中央雕刻一佛二菩萨，均面部丰圆，双耳垂肩，且尖桃形头光内饰近方形素面环、联珠纹、莲瓣纹及一圈五朵团花纹。主尊两侧二菩萨的帔巾、天衣以凸起表现高出体外的形式，突出绘、塑结合的表现手法。主尊身后壁面上雕刻菩提双树，并刻多尊形态各异的菩萨造像各坐于覆莲台上，清晰可辨者为45尊：有手托额头作冥想状者，有抚耳作聆听状者，有手持莲茎作远眺状者，各菩萨像之间遍布莲叶、莲蕾、莲茎等，图像刻画细腻生动，技艺纯熟精湛。与道宣所著《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也……一佛五十菩萨各坐莲花在树叶上”的天竺瑞像记载相符。

　　龛像中两次出现天龙八部形象，在千佛寺摩崖造像第20号龛、第36号龛中出现的天龙八部皆为人形。这种人形化天龙八部形象在川渝地区石窟中的出现频率较高，广元、梓潼、巴中等地均有发现，可能与密教有关。盛唐至中唐时期僧人不空所译佛经《摄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经计一法中出无量义南方满愿补陀落海会五部诸尊等弘誓力方位及威仪形色执持三摩耶幖帜曼荼罗仪轨》“第五院钩召被甲法”中有关人形天龙八部的相关记载，与上述图像资料可作对应。

　　第30号龛雕刻的菩提瑞像是千佛寺摩崖石刻晚唐造像中的又一重要题材。主尊金刚座椅靠两端对称浮雕二鹏鸟形象，回首反顾，引颈向后，喙尾相接。椅靠两端下侧，雕刻二跃立狮状兽，兽背上骑有二童子，童子皆袒露上身，金刚座椅靠两侧刻出异兽、鸟和骑兽童子，与头光及身光相接，人兽图样与佛像身光在此作了完美地结合。这类图像在川渝地区唐宋佛教造像中多见，《造像量度经》称作“六拏具”（即六种造型奇异的动物图像），原多为印度神话中诸神的乘物，是密教造像特有的装具，用于倚坐弥勒佛及毘卢佛背靠上。千佛寺第30号龛所见之“六拏具”因素从现存图像上看表现并不完整，仅见伽噌拏、婆啰拏、舍啰拏三种，说明川渝地区佛教具有显密双修的特点，可为研究此类造像题材的传播及流变补充新材料，提供新思路。

　　北宋时期造像题材有双地藏、三身地藏、降龙十六罗汉等，造像面部略显长圆，体形较纤细，衣纹较厚重。窟龛周围发现多处纪年明确的题记，为造像断代提供了依据。第2号、6号、7号龛雕造的地藏菩萨头戴披帽，手持锡杖，具有典型的宋代特征。千佛寺摩崖石刻的北宋造像中地藏龛像出现达三龛之多，表明对地藏信仰的重视之高，这与五代动乱后黎民百姓对死后未知世界的惶恐与祈佑有关，信仰盛行之处与造像艺术分布之所大多相去不远。三处地藏龛像周围均有题记，对川渝地区地藏信仰有重要资料价值。其中第3号龛中央为常见之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合，主尊下方有刻有造像记，可清晰辨认“遂宁县清泉乡”等字样指明捐造人籍贯，并有“开宝三年”的明确纪年。主尊两侧主要表现的是降龙十六罗汉这一题材，每身罗汉像下方另有方形镌刻题记，其中多次提到令狐璋、令狐庆或令狐家族其他成员姓氏名字，为研究宋初遂宁县清泉乡令狐氏家族史及迁徙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千佛寺摩崖造像规模较大、时代较早、保存较好，且造像题材丰富、雕刻精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佛教考古价值。特别是第39号龛题记有“天宝拾壹年”为重庆地区中唐时期佛教考古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资料。千佛寺的晚唐造像题材也呈现出愈加丰富多元的态势，除常见的佛教造像组合题材外，还出现了同龛内释、道兼具的造像风格，可作为晚唐至宋川渝地区崇拜对象多元化、造像风格去经典化的又一佐证。窟群中多次出现的菩提双树、人形天龙八部及菩提瑞像表明属于密教造像因素，该类题材在初唐时期的两京地区佛教造像体系中有一个由显入密的过程，依据龙显昭先生“长安佛法映巴川”的提法，晚唐川渝地区的造像系统中出现的双树、八部造型也可视为受两京地区的造像风格辐射和影响。千佛寺所在的潼南县崇龛镇，临近佛教造像兴盛的重庆大足、四川安岳等地，其发现不但丰富了渝北、川中东部地区的石刻造像实物材料，亦对研究佛教在川渝地区传播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为重庆地区的佛教考古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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