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的一面

星云大师 | 作者：星云大师 [投稿]

勇敢的一面

我生性随和谦让,从小甚得长辈疼爱。一天,一位史老师见我被同学欺侮,对我说:“孩子!你要振作!你要勇敢!这个世界是属于勇者所有!”

我将这句话记在心头,数十年来,自我奋发,精勤努力。现在回顾往事,我自觉也有勇敢的一面。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神州处处风声鹤唳,连故乡扬州也不例外,炮火枪声,街头巷战,时有所见,尸横街头,怵目惊心。在枪林弹雨中,我不仅曾经见义勇为,救活一位中弹受伤的战士,告诉大人用门板送他回后方;逃难时,更有躺在死人堆里的经验。那时,我不过十岁,在家人眼中,我是个胆识过人的孩子。第二年,排行老三的我,随着母亲,离乡背井,去寻找经商失踪的父亲,虽然烽火漫天,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到了栖霞山,我为了一句不经意承诺的话而毅然出家,说来也算是十分勇敢。

一九四七年,我出任白塔小学校长。那时每天都在夹缝中提着性命度日,但是却从不感到畏惧。

当时佛教积弊甚深,连本身自保尚有问题,遑论发挥济世度众的功效。有鉴于此,我与一班志同道合的僧青年聚集起来,在宜兴创办《怒涛》杂志,到徐州编印《霞光》半月刊,赴松江张贴墙报,发送传单,甚至街头讲演,宣扬革新佛教、迈出山门、走入社会、广利众生的理念,虽然备受旧势力的打压,但凭一股兴教护国的热忱,我们不畏权势,愈挫愈勇。

一九四八年,我们来到了南京华藏寺,蒙住持荫云和尚厚爱,将全寺交给我们管理。我们一心志在复兴佛教,发现寺内陋习甚多,即刻着手改善,制定新生活规约,革新经忏制度,却不料与旧僧冲突日甚,加上我们的思想前进,已然触怒了当地的军阀政客和土豪劣绅。旧僧与官僚遂勾结起来,对我们百般迫害,煮云法师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松峰、松泉法师几乎丧命街头。我任职监寺,每天出生入死,却了无惧意,只觉得强烈的使命感时刻充溢胸怀,鼓舞着我们为教奉献。自忖清末六君子的谭嗣同、革命烈士秋瑾、林觉民等,为了拯救黎民于倒悬,尚且不惜牺牲一己生命、家人幸福,吾等出家大丈夫欲振兴佛教,普泽苍生,若不肯勇敢牺牲,又岂能成事?

一九四九年,我与同道智勇法师相约:他留守大陆,我则孤身来台,共同续佛慧命,绍隆佛种。由于长年深居内地,当时孤陋寡闻的我,对于台湾的印象,竟然还是古籍中所描述的蛮荒瘴疠之地。心中想到:玄奘大师不也历经流沙猛兽之险,只身西行,取经访道吗?古德有云:“为大事也,何惜身命!”我毫不犹豫地承诺下来,孑然一身地到达人地生疏的台湾北部,几经辗转,才独自一人至宜兰弘法,甚至在不了解全省人文地理的情况下,单枪匹马,环岛布教。多年后,不懂英语的我,还曾经数度只身赴世界各地弘法。回想当年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之所以能赤手空拳,不怖不畏地面对陌生的环境及遥不可知的未来,所凭者无非是坚定果决的勇气罢了。

来台初时,举目无亲,我四处寻求挂单,却频遭拒绝,备受奚落,而三餐不继、饥寒交迫则是常有的事,我却从不为此气馁。早年,孙张清扬女士对我礼遇有加,并有意出资送我出国留学,我一贫如洗,却未曾动心,更未尝向她诉穷求援。虽然那时无钱无缘,斗室中连一张陈旧的桌椅也没有,为了接引知识分子,我竟能首开先河,发起大专青年学佛,记得当时优秀的青年吴怡、张尚德、王尚义等,都是参与第一次佛教座谈的青年。

一九六七年,我四处筹款,买下佛光山的土地后,身上仅余微薄的一万元作为开山基金。在当时一般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如今佛光山的各种建设,不也证明了勇气比金钱的力量还要大吗?

三四十年前的台湾社会民风保守,为了要提倡正信佛教,突破民间杀生拜拜的陋习,我组织佛教歌咏队,利用幻灯片作为弘法工具,开办儿童星期学校,设立学生会、弘法队,带领佛教青年到各地弘法……凡此创新不断招致非议,甚至还有人说我是佛教的大魔王,扬言要杀我而后快。我并不因此而稍有惮色,继续开风气之先,灌制唱片,制作佛教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在佛教节庆时穿插歌舞表演等,反对的声浪接踵而至,我仍一本初衷,坚持理想。

现在,各个道场纷纷效法这些弘法模式,说明了当初的勇于创新有其必要。为了引起社会人士对佛教的重视,我还举办空前未有的佛诞花车游行、大藏经环岛宣传、运用视听器材的环岛布教等活动,果然掀起了学佛热潮。回想当时我们既无文宣专才与组织经验,又要经常面对教内教外人士的杯葛,而能所向皆捷,造成轰动,实在是靠着不退转的信心与勇气所使然。

弘法布教固然是困难重重,建寺安僧,乃至办学培养僧才,也不无种种阻碍。一九六五年,我在寿山寺兴致勃勃地向大众宣布要创办佛教学院时,却被某位有力量的信徒泼了一盆冷水,他说:“师父!您办佛学院,我们无法长期支持经费,将来您会没有饭吃。”诚然,我当时财力匮乏,但是培植僧才以振兴佛教已是刻不容缓的事,因此我不受警告威吓而退志,仍然决心办学,佛教学院于焉成立。三十年来办学不辍,毕业的学生人数愈千,遍布岛内外,不断为佛教献身卖力,而当年入学的学生慈嘉、慈怡、依严、心定、依恒、心如等,随我开山辟地,建立不少汗马功劳,目前都是佛光山最优秀的职事。常自庆幸:当年若稍有迟疑,不知要平白损失多少法将良才。

决定筹建佛光山时,也听到不少反对的声音,信徒们认为,既然已经有了宜兰雷音寺、高雄寿山寺可以听经礼佛,又何必要千辛万苦另拓道场?于是我特地包了一辆大巴士将大家带往现场,以便实地说明心中的理想,没想到他们见到刺竹满山,野草没胫,更加害怕起来。大家不但不肯下车,还说:“这种鬼地方,有谁会来?要来,师父您一个人来吧!”我独自下车,信步绕山一匝,思忖良久后,笃定地对自己说:“我,非来此开山不可!”

开山时,筚路蓝缕的困苦艰辛,日夜不休的擘画经营,层出不穷的洪水天灾,声势浩大的悍民围山都非笔墨可以形容,然而就在无比坚定的勇气之下,一石一土的堆积,一血一汗的挥洒,使荒山成为今日的佛光山胜地。当年不肯下车的信徒,后来都成了朝山的常客。当初美国西来寺的建设,也曾遭受附近居民的反对,经过百余次的公听会、协调会,十年的惨淡经营,才得以完成,如今不但是西半球第一大寺,更受到美国人的欢迎。其余岛内外各别分院,也都是在经济拮据、人力缺乏的情况下创立而成,其中所经历的困境,不知凡几。自忖若非秉持勇猛的信心和毅力,无法完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心愿。当然,于佛光山我虽退位,但于和尚我并未退休,所以对于国际佛光会,我还要更精进努力不可!

我一生随缘随喜,但是碰上有违原则的事,我绝不苟且妥协。接管雷音寺时,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请人将大殿内多尊神像搬走,并且亲自砍掉两旁神像出巡用的“回避”牌子,以正佛堂威仪庄严。为了密勒学人奖学金的滥发,应邀作评审委员的我,不惜向主办人南亭法师拍桌抗议。为使高雄市区信众便于学佛,我帮忙建筑高雄佛教堂,看见墙上的卐标帜与正统佛教不符,我力排众议,拆掉重建,后来证明:我的择善固执是正确无误;我又坚持将佛龛前两尊巨大无比的石狮打掉,借此非难的信徒持棍护狮,见我不惊不惧,闭目端坐,僵持良久后,终于默然离去。高雄佛教堂落成后,我自愿退居监寺,礼请月基老和尚担任住持,为此也费尽唇舌,几次三番折服信徒,外道的干扰也是不计其数。

少年在丛林参学,读到古德先贤们为法忘躯的精神,往往令我驰慕不已,尤其是唐朝智实法师为了僧道坐位前后,宁受杖责,和皇帝抗争不屈的事迹,更是令我钦佩叹服,故而立志效法。

还记得刚开始弘法时,有一次我在花莲宣传布教,警方前来取缔阻止,我到警察局抗议:“我们到处传教,都未曾有人禁止,难道花莲是化外之区吗?”威壮的声势倒也令他们愕然无声了。另一次,我在龙潭说法,眼见警察在台下取缔,我也毫不畏怯,依然在台上卖力演说,居然大家各做各事,直至讲经完毕,都相安无事。

《佛遗教经》中有云:“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毒之骂如饮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

在四十年以前,我写佛传时,对于佛陀这一番言教,已有所领略。那时,我在慈爱幼稚园召开董事会,刚要开始,一位素来霸气的信徒,建议一位毫不相干的人上台主持董事会议。在我走下台时,有位陈老师突然大发雷霆,将桌子一拍,骂道:“你们这些地狱种子!师父创办的佛教幼稚园,你们竟然找别人做董事长。”那位信徒知错,请上台的那位欲当董事长的张先生下台,要我重做主席,我实在不愿上台,但想到:眼前实在无人对佛教事业具有远见与魄力,只得忍住刚才下台的耻辱,本着“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决心,再度走回台上,继续主持会议。然而,有谁知道,为着顾全大局,再次步上讲台的那一刻,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我这才深深体悟:忍耐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

年近古稀,回首前尘,数十年来,忧民忧教,弘法利生,虽饱受讥毁,总是坚此百忍;虽频遭阻难,犹能勇往直前。唯自愧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十年生聚教训比之,犹相去甚远;与诸佛菩萨的拔苦予乐、百劫精进相较,更是望尘莫及,但盼日后有更多的艰辛困境来让我砥砺身心,代众受苦,则于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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