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舍利地图

佛舍利 | 作者：李静 [投稿]

中国佛舍利地图

　　“中国对于佛舍利的系统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黄心川说，不过这位国内佛教研究的权威表示，这并不妨碍今日中国正经历一个佛舍利现世的高潮期。

　　就在6月12日佛顶骨合利于南京盛世重光后，6月14日赤峰市披露，在辽上京遗址北塔天宫的琉璃瓶内发现48颗佛舍利。

　　最近30年可能是几百年来中国佛舍利现世最为集中的时期之一。根据公开报道，目前国内出土佛舍利的地方已超过100处，其中仅佛牙舍利就有20多处。

　　南京发现佛顶骨合利后，有佛教界人士言：“乱世藏佛、盛世重光”。

　　舍利，通常指佛陀的遗骨，其后亦指高僧圆寂后焚化的遗骨。《金光明经·卷四》解释为：“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从佛教典籍记载及流传至今尚可瞻仰的舍利可知，佛舍利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未烧尽的遗骨残片，如牙齿、指骨和顶骨等，另一种是《释氏要览》中记述的五色光莹坚固子和白色珠状物。牙齿、顶骨和指骨较稀有，而后者，即所谓”舍利子“居多。

阿育王送来的佛舍利

　　黄心川表示，佛舍利何时传人中国在古代文献中的记载并不一致，但最早可以上溯到三国时期，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南京。

　　据梁代慧皎所著的《高僧传》，当时一个叫康僧会的高僧以舍利的神奇来吸引孙权。他烧香祈祷21天后，铜瓶中果然出现五彩舍利。孙权令人以铁砧磋击之，砧槌俱陷，舍利无损。孙权叹服，即为建塔。于是有佛寺故号建初寺。所谓建初寺，一直被认为是南京大报恩寺的前身。

　　康僧会以舍利传教的故事记录在敦煌壁画中。它说明佛教传人中国时，一开始就面临着强大的文化抵触，佛舍利作为有形崇拜无疑适合宣扬佛教的传说与精神。

　　按照讲述佛陀生平的《长阿含经》，释迦牟尼涅槃后，留下真身舍利，并被印度境内摩揭陀国等8个国家的国王分别建塔供奉。

　　有关舍利的另一个传说是，公元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下令发掘佛骨舍利塔，将佛舍利盛入八万四千宝函，分布于世界用以传播佛教。

　　中国佛教协会寺庙办主任王儒童表示，如果按照中国佛教经典《法苑珠林》等著作的记载，阿育王在中国境内相继建造了“19处舍利塔”。发现佛顶骨舍利的金陵大报恩寺前身金陵长干寺即是其一。

　　不过王儒童说，很多印度高僧到中国传教时都携带了佛舍利，中国僧人西去印度取经也常携带佛舍利归来。“最厉害的是北宋。宋太祖信奉佛教，自他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在短期内派出大量僧人去印度求法，这些高僧回来总要对皇帝有所交代，不少人就贡献给皇帝佛舍利。”黄心川说。

　　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原主任杨曾文整理，自北宋太祖乾德三年至仁宗宝元二年的74年间，共有45批中、印及西域僧人进献了佛舍利，“可以说是历朝罕见，单是佛顶骨舍利就达到了四次。”他说。

　　“唐代僧人去印度求法是以求佛经为主。宋代更加明确一点儿，就是要舍利。这些高僧带回来的多是佛教七宝：琥珀、琉璃、玛瑙等，其中也不乏沙砾。这些不是佛的真身舍利，但可以替代。”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大报恩寺地宫发掘专家组成员汪海波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出土的舍利80%符合“宋代舍利类型”。

需求巨大的佛舍利

　　事实上自隋代开始，就已出现大规模佛舍利供奉。“在中国古代的每个盛世，几乎都出现了这样的高潮。”杨曾文说。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浩大的佛舍利分发行为出现在隋文帝时期，并掀起佛舍利信奉的第一个高潮。

　　隋文帝一统天下后曾三次分发佛舍利，并要求全部110个州都建塔供奉。在第一次分发中，他甚至按照阿育王一夜成塔的传说，要求在他的生日十月十五这天晚上，同时建成。

　　但是数量如此庞大的舍利从何而来？这时候出现了“感应舍利”的说法。”隋文帝的仁寿舍利多是感应舍利。所谓感应舍利就是高僧通过长时间的修行，使佛陀附身在上面。有的是高僧舍利，有的是金银器，有的是把佛经的几句话由高僧写下安放在地宫里。“法门寺博物馆原馆长韩金科解释说。

　　隋文帝之后，唐朝因有8位皇帝亲自迎请佛舍利，成为历史上供奉佛舍利最为高潮的时期。

　　为了更好地供奉舍利，李唐王朝不仅有皇帝的“八接六迎”，还不惜巨资，对保存佛舍利的法门寺进行扩修，终于在高宗显庆年间完成瑰琳宫24院，占地4平方公里，成为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的皇家寺院。

　　然而五代以后，随着政治中心东移，法门寺不再是皇家寺庙。到清咸丰年间，法门寺只剩下20多亩地，俨然一座破败的乡间小庙：一座山门，一座大雄宝殿，一座塔。

　　法门寺的经历是中国境内诸多佛舍利供奉地的缩影。随着时代变迁和烽火战乱，佛舍利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有传承的佛舍利

　　佛舍利再次走入人们的视线，大约是1978年之后的事情。根据公开资料，1950年代也曾发现少数佛舍利，但按照政府要求秘密保存了起来。

　　虽然目前各地纷纷出土佛舍利，但是满足“经典有记载，历史有传承，现实有证明”三个条件的却不多，而这是认定圣物的“三大原则”。此次南京佛顶骨舍利盛世重光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再次重申了这些内容。

　　“三大原则”中最为关键的是历史传承，目前能有相对完整历史记载的只有七处：北京招仙塔的佛牙舍利（1900年），镇江甘露寺铁塔的舍利（1960年），北京房山云居寺雷音洞的舍利（1981年），陕西法门寺的佛指骨舍利（1987年），辽宁朝阳北塔的佛血舍利（1988年），山东汶上宝相寺太子灵踪塔的佛牙舍利（1994年），杭州雷峰塔的佛螺髻舍利（2001年）。

　　北京招仙塔的佛牙舍利是解放后最早受到政府保护的舍利。据《高僧传》记载，此佛牙舍利由南朝高僧法献西行求法取回，最初供养在南京定林寺。此后历经十余朝，辗转大半个中国，期间或隐或现。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招仙塔被毁，僧人在整理瓦砾时，挖出石函，发现了这一佛牙舍利，悉心保存下来。直到解放后，1957年，中国佛教界发出重新修建招仙塔的倡议，佛牙舍利终于有了永久供奉场所。

　　在南京佛顶舍利出土前，中国最著名的佛舍利莫过于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佛指舍利。

　　韩金科回忆说，一直到季羡林带领40多名国内专家前往考证前，大多数人仍并不清楚法门寺出土舍利的意义。“大家更关注的是地宫里的文物，那些金子做的东西，还有阿拉伯的琉璃。”黄兴川说。

　　中央当时曾希望佛舍利收归国家保管，陕西省正在建设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也要接收。几经波折，最终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敲定，就地在法门寺建博物馆保护。

　　2002年，中国台湾高僧星云法师联合全台40多家寺庙给北京写信，申请将法门寺的佛指舍利请到台湾瞻礼。佛舍利在台湾的38天中吸引了五大洲的华人佛教代表，影响巨甚。两岸在法门寺文化的重大发现面前，也显示出新的凝聚力。

　　法门寺的佛舍利护法团结束台湾之行后没回陕西，直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

　　2003年开始，在省领导的关注下法门寺规划了3000亩的建设项目。“现在建了1000亩，已经投进去23个亿。去年建成了一座147米高、用来安放舍利的合十舍利塔。”韩金科说。

　　合十舍利塔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按照“21世纪世界佛教建筑标准”建造的，在国内没有雷同。过去佛塔里有100多平米面积就已经大得不得了。但是它的第一层就有1万多平方米，“比一般的火车站还大”。

　　修建合十舍利塔的举动在当地看来无可厚非，于学术界却受到不少争议。“这座塔没有中国传统元素，而且要把佛舍利送到塔上去供奉，宗教界也是反对的：舍利需要的是瘗藏，入土为安。”汪海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