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七）

禅宗思想 | [投稿]

四、「建设人间净土」的忧患使命——僧教育的未来

民国三十三年(十五岁)圣严法师已有弘扬佛法,以实现世界大同或人间净土的愿景;民四三十五年(十七岁)赶经忏时,对经忏与国难、人心之间互为因果的反省,使弘化济世的愿望,转为以教育培养弘法人才,而实现「人间净土」。因此当法师得知上海静安寺寺产纠纷,十方派占上风,佛学院可以开办时,法师便把读佛学院的想法,告诉他师公,请求外出求学。师长以法师程度太差,考试未必通过,即使录取,也无法听懂为由婉拒。

法师失望之余,每天夜里起来礼拜观世音菩萨。191尔后于狼山曾出外读书,为虚大师学生的育枚法师,192是静安佛学院的教务主任,以「狼山七个房头,只有法聚庵没有出过一个人才」为由,激励他的师公,成就法师出来读书的心愿。193因而在寺里有了接替法师的小和尚,常住终于让法师在佛学院开班半年后(民国三十六年),进入静安寺佛学院当插班生。194

(一)静安学院的经忏办学

现实的静安寺刚好与其寺名相反:

位于市区中心,每天又有佛事,生活很不宁静。195

根据法师叙述:「静安寺一年一度佛诞节的庙会香期不唱戏、供荤腥、游行、发仙方、出签条,纯粹佛教化,香期期间人山人海,通宵达旦,川流不息,所以寺院趁此机会出租摊位。寺里也有长期土地出租,但租金少的可怜,学僧的生活及常住的开支全靠经忏佛事,佛事收入也有限,主要是作佛事时租厅开吊与代办素席」196。由此可以了解寺院是结合了香火与经忏,勉强维持寺院的开销与学院经费。这样的经济方式,寺方如何运作学院?

事实上静安寺并非民国三十五年(1946)才办学,早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时,创设佛学院,就是以经忏维持办学经费。当时寺院「每日不论有无斋主,只轮流诵经一次,以示为斋主超荐,其余时间均为学生授课」。这种改良式的经忏,就是让学生把「诵经」当修行定课,并以此为「斋主超荐」。东初老人认为此不失明智之举,因为不仅对寺方收入无甚影响,且更有益于受课学生。因而东老人赞言「此学院对沦陷区的僧教育可说贡献良多」197,而且是异数之一。因为根据东老人于《中国佛教近代史》的记录,民初以来,以寺院基础创办佛学院,往往因经费短缺而停止,尤其在抗日沦陷区。但静安寺与东老任事的定慧寺却能于沦陷区,办学不断。198

法师就读时,静安寺的经忏办学情形是:学僧每天拜两支香的大悲忏,不论有否佛事等,大家一律参加。不管几堂佛事,也是这么多人,拜这么多忏,而会做佛事的就多些。晚上自修,遇到放焰口便放弃自修。199将此比照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经忏办学:「不论有无斋主,只轮流诵经一次,以示为斋主超荐」。其时间调配方式类似,就是每天早晚学生以「大悲忏」作为定课,当作齐主的经忏佛事,所以让法师感到「时间安排的很好」200。就人而言,已不是轮流,而是「一律参加」,而且佛事方面改「诵经」为「拜忏」,并多了晚上不定时的「焰口」,甚至学校行持成绩的计算,也把焰口时能否当金刚上师考虑进去。201因此静安寺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办学,「经忏味」比民国二十六年(1937)时重了些。然而生活上远较其他学院好,「天天都有四菜一汤,常常也有人来打罗汉斋与豆腐斋」。甚至同学们还自行出钱,办了一份刊物《学僧天地》202。

加重经忏佛事或与佛学院主其事者有关,因为不像入狱德悟、密迦在抗战时早期的作为。而妙然法师虽然也是学院的开发元勋,但他是从泰州被请到「上海」来的「外客」,所以在德悟入狱后,寺政由白圣长老全权代理来看,203或不是妙然。

就教产改革,虚大师以教产十方制当作改革原则,对寺院经济的经营方式则诸多权宜。如前述民国三十五年(1946)再度提出经忏佛事,或新出的织布工读,乃至银行经营等方法。204圣严法师于教产方面比较重视经营方式,对子孙与十方制的教产制度,则少有论述。经忏佛事,法师于社会推动佛教的联合祭奠、婚礼、祝寿等,有虚大师「法苑」之影响,然而法师则纯粹作为修行或社会佛化教育的一环,205并不以此来筹措办学经费。至于教育经费来源,法师则于民国四十六、四十七年(1957、1958)住军中时,提出劝募方法,今日法鼓山的教育经费则透过此劝募方式运作。

(二)静安寺佛学院的学习

1.困学中闻思基础的建立

静安寺佛学院学僧除了早晚大悲忏,或晚上临时的焰口外,其余时间就是自修、学习课业,学院内佛学有:《八识规矩颂》、《大乘起信论》、《梵网经菩萨戒本》;《印度佛教史》、《八宗纲要》等。其他有「精神讲话」(白圣)、国文、英文、数学等,206师资阵容相当坚强。207校外方面有听讲大座,如听圆瑛讲《楞严经》、南亭讲《法华经》;课外活动有游览名胜、春季旅行等。

上述提到的佛学课程,大大不同于法师在狼山听讲,而能理解的《禅门日诵》、《四书》、《五经》,208或读诵的《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209当时法师又刚从经忏生活转为学僧,入学又比同学晚半年,且年纪最小,他的学习情况会如何呢?

希望看懂、看通佛法,结果进了佛学院,大有望洋兴叹,不知从何着手。

这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法师说是来自于对论典的学习陌生:

经过大师们消化、组织、发挥之后,思辩性、理论性的论典,以及有许多梵文音译的特定佛学名相论著,就很难在很短的时间之中理解吸收了!210

除论典、梵文音译名相不熟外,还有不适应老师「生硬、呆板」的教学,与使用的地方语言:

圆明法师讲《八识规矩颂》……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上课时令人望而生畏,……名相讲解得这么生硬、呆板,……让人听了摸不着边际,如入五裹雾中。

圆明法师的语言如臬话;南亭法师的泰州话;白圣法师的湖北话,我都不能完全听懂。211

这些学习障碍,让法师上课如坐针毡,几乎天天想要退学。212这样的困境,法师如何克服?

上课除了用心的听,也不放弃黑板上的每一个字,下课了之后,乃至到了晚上自修,便整理笔记,不懂的便请教老同学。213

法师以用心听讲、整理笔记、请教同学,来解决听课障碍。

听课障碍解决,法师对课程彼此之间的差异,仍不知其由,备感疑惑:214

为什么同源自印度的释迦牟尼佛的想法,竟然会出现这么多的观点?《八识规矩颂》的唯识思想,《大乘起信论》的如来藏思想有何不同?中国的八大宗派之间有何同异?215这些问题是因为各科只有分别介绍,没有综合比较,及历史思想背景说明,造成学生无法理解之间差异的原由。216

面对这样疑惑,法师曾请教同学,但同学们不认为有必要面对,因为同学的认知是,只要老师怎么教,就怎么学,能「苟且沿袭」就够了。这样错误的学习态度,是无知于「问题意识」正是教育独立思考的先决条件,独立思考是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也就是佛法「思」。佛教的「闻」绝不仅是顺着讲者、书者的「语意」去「附合」,把「迎合」作者、讲者当「了解」,再「自圆其说」一番当「思辨」。所以法师这时已有了闻、思的基础——问题意识,可惜没有解决方法。因此法师在佛学院的学习,绝不仅是如其后来所言的「佛学基础」罢了。但是让人奇怪的是,当时法师怎么没有请教于老师,是不是法师觉得这些老师也未必能解决他的问题?

此外,为了专心地学习,法师除了忙于功课,根本不理外在的纷争:

纵然静安寺的新闻经常见报,则甚少留意;甚至连常住的纷争,也很少注意,要开会、签字、举手等等,一切均听招呼。其中玩的什么把戏,从来不加过问。217

以这种漠然的态度对待外在的人事环境,就今日现代的教育理念来看,恐怕不被认同,因为当今的训练是两者兼顾。

2.人格典范的竖立

然而法师之所以如此,乃是法师当时已了解,佛陀与高僧大德都不是以经忏弘扬佛法,以经忏维持出家人的学习经费:

当时,我已知道释迦牟尼佛和中国历代高僧大德们,都不是以经忏弘扬佛法,而是用佛教教义和佛经中的义理来指导社会、摄受信众、普化人间。于是我便发愿一定要好好读书,深入佛法智慧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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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与高僧大德都是用佛教教义、义理来摄众、化众、度众。所以法师不顾一切,全力以赴地在课业上用功,以期深入法海、教义。这一态度正是法师民国三十二年(1943)在狼山听老师讲课,而得启发——「尽我自己所能,读懂、读通佛经」的愿力实践,以便将来「告诉他人」。

这时法师对经忏已从另一个面向来反省——「佛陀与高僧大德」的行谊。这样的反省,代表着法师已开始塑立心中出家人的形象,作为自我勉励、学习的目标,当然最终的典范是「佛陀」。这也象征着法师自有的僧格开始建立。也就是说即使在学院不得不有经忏的情况下,仍能以「佛陀、高僧大德」自我期许,以避开位于市中心,每天有佛事,生活无法严格管理,难以如律之「近朱者赤」的影响。

用理想、伟人自许、自勉,使不耽溺于环境的「护念」,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法师军装换僧装前的几个小时,也如是作意:「为国家民族留一分气节,是为衰微的佛教争一分光荣」,因而用「伯夷、叔齐」的「大忠义、大节操」,宁死也不丧失志节来自勉,所以取了一个要「张大」伯夷、叔齐「采薇」的「张采薇」俗名。219可见法师当时除了用功学院的课程外,也读了历史的课外书籍,并留意于人格的陶冶,且能适时、适地的,随顺环境来自我教育。这种「自护念」的心行,也正是法师现今提倡「建设人间净土」的「心灵环保」写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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