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今,人间佛教已成为海峡两岸佛教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作为“人间佛教”理念首倡者的太虚大师当年又是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出世与人世之间的关系的呢?本文作者本陈卫华从太虚大师与蒋介石的关系为切人点,对如何把握出世人世的分际,做了初步探讨。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以来,受统治集团意识形态导向“儒主人世,佛、道主出世”的影响,被认为是宣扬以脱离尘世烦恼痛苦为目的人生理念,如《法华经,譬喻品》说:“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众生,悉是吾子。而今此处,多诸患难。惟我一人,能为救护。虽复教诏,而不信受。于诸欲染,贪着深故。以是方便为说三乘。令诸众生,知三界苦。开示演说,出世问道。”本来“知三界苦”,既可以解释为在超越性追求的指引下,通过个人人生努力以离苦得乐;也可解释为通过佛教僧人与“邑社”的努力,寻求救济社会苦难,护佑众生之道;即出世不离世间。但在当时统治者看来,“世间”没有佛教的地位,似乎信佛教就是“看破红尘”的出世一途。以至佛教被一般社会公众甚至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是一味追求出世解脱的厌弃人生之道。及至近代,内忧外患之中,那种厌离社会的传统佛教更是举步维艰,渐人窘境。作为民国时期最重要佛教领袖之一的太虚大师,在此危难之际,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人间佛教”理念,强调佛教的传承与发展应当注重以人为本,弘扬大乘佛教积极人世、普度众生的精神,这显然有别于传统的避世静修的观念,对引领传统佛教的现代转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太虚大师(1890-1947),祖籍浙江海宁,1904年在苏州小九华寺出家。初人佛门,就表现出他的过人之处,除了遵循传统,阅经修行外,还大量阅读当时流行的新潮书籍,如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谭嗣同的《仁学》等,眼界大为开阔,逐渐“生起了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国救民的悲愿心”,为此他广结好友,除了与佛门同道华山、栖云等,还一度与广东革命党人和江亢虎领导的社会党人过从甚密,表现出一种积极人世的豪迈情怀。而太虚初人佛门,就表现卓越,在出世修行的同时,以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豪情积极人世,把振兴和弘扬佛法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历史使命,除了他禀赋超人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他受戒伊始,就受到包括当时居佛教领袖地位的敬安在内的众多高僧的器重和刻意栽培,使其佛学造诣远超同辈,甚至“矫然有鹤立鸡群之感”;二是他独特的禅悟经历,太虚早年在西方寺阅藏,数次开悟,不仅亲证佛果,获得超凡人圣的心灵体验,坚定了对正法的信念,更使其“禅慧融澈,侠情奔涌,不可一世”,终使其有能力摆脱束缚,革新传统,面对现实社会,回应社会问题,最终实现复兴佛教,转换传统的志向。
太虚的这种护教豪情很快就有了初次实践,这就是让他名扬僧俗两界的大闹金山事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太虚革新佛教的第一次努力尝试很快失败。而不久他在敬安追悼会上慷慨演讲,愤然提出“佛教革命”的口号后,不仅没有得到响应,反而受到多方诘难,太虚在失望之余,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佛教的出路问题。
尽管佛法不是只为人间而设,而适用一切有情众生,然而佛陀成佛在人间,传法布道也在人间,因而“以适应时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学佛的根本不仅为了自我解脱,而更是为普度众生,佛教中虽有出世避世的一面,但这决不是佛教的本质,佛法真义,不仅不是厌世主义,而是积极的救世主义,佛法不仅是让人解脱的出世法,更是利益众生的人世法,因此弘扬佛教必须走向民间,融人社会。太虚在立足佛法根本的前提下,积极人世,关注社会生活,并积极参与有利于佛教发展的一切社会事务。为此,太虚广泛结交如孙中山、章太炎等社会知名人士,以期对佛教发展有所裨益,而太虚与蒋介石的交往尤其耐人寻味。
蒋介石,浙江奉化人,也算是与佛有缘之人,其祖父蒋斯千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其母王采玉曾皈依佛门,并拜雪窦寺住持果如为师,蒋介石受其影响,自幼就接触过佛教,并怀有好感。在蒋介石自撰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一文,曾云:“先妣于楞严、维摩、金刚、观音诸经,皆能背诵注释,尤复深明宗派。中正回里时,先妣必为之谆谆讲解,教授精详。”又云:“中正尝治宋儒性理家言,而略究于佛学者,实先妣之所感化也。”成年后,蒋介石投身政界,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对佛教亦颇为重视,首先,作为一位佛教信徒,他深谙奥秘无穷的佛理,尽可排遣失意下野的烦恼,因而蒋每次下野,都要访庙礼佛,通过向内反省等途径,明心见性,在心理上作调适。其二,作为一位政治风云人物,他十分明白佛教拥有为数甚多的僧徒和信众,也是中国社会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想在日后的政治舞台更有作为,自己首先应有切实的崇佛信佛之举,才能赢得佛教界对自己的广泛支持,从而增强自己的社会基础。
太虚与蒋介石的初次交往是在1927年。这时的蒋介石已是中国社会叱咤风云的人物,从名不见经传到黄埔军校校长再到北伐军总司令,经历了人生的巅峰时刻,然而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另组南京政府,但没过多久,便遭遇徐州惨败,武汉紧逼,桂系发难,“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以至“除下野外别无他途”。蒋终于选择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并于这年8月率部分亲信返回老家奉化溪口。蒋介石此次下野,除了想“避开众矢之的之锋芒,静观国民党各派之斗争,于不可开交时,待机而动,出而收拾残局”外,更有一重要使命,就是欲往日本,“谒宋太夫人,征其对美龄女士婚事之同意”。此前,蒋介石追求宋美龄已有多年,与其说他看中宋美龄的才貌,不如说更看中宋美龄的家庭背景,宋氏集团雄厚的财力以及与西方尤其是美国上层社会的密切关系,对野心勃勃的蒋介石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但问题是宋氏家族尤其是宋太夫人信奉基督教,自然不会答应宋美龄与有妇之夫蒋介石的婚事,蒋介石为此已遣散了几位小妾,但发妻毛福梅是有婚约的,必须要履行离婚手续,而毛福梅对离婚一事坚决不从,蒋介石深知,若一味用强,万一闹出人命,被政敌利用,对自己前途大为不利,最好是让毛福梅心甘情愿的离婚,为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费尽心机,但收效甚微,因此此番回乡,想利用毛福梅多年笃信佛教这一点,延请高僧前往劝解。因有盟兄黄郛的推荐,蒋介石电邀同是浙江籍的太虚大师前往奉化。
太虚在这年9月应邀来到奉化,蒋介石先陪他游览了溪口雪窦山风光,并单独和他在雪窦寺细谈了一整天,想来太虚对蒋介石的意图亦有所领会。而太虚当时对蒋的境遇也颇为同情,并写诗赠蒋,诗云:“国家安危系,青山未是归。出曾惊鬼侮,退当遗人讥。此日藏云豹,他年缚海稀。大雄能大忍,莫使素心违。”希望蒋介石勇“出”莫“退”,暂时隐忍,争取东山再起,劝勉之情,跃然纸上。
不久,蒋介石就办妥与毛福梅的离婚手续,在张群等人陪同下,前往日本向宋美龄求婚,途经上海时,得知太虚计划赴欧美弘法,特派陈果夫送去3000元,作为资助。
此后,太虚与蒋介石亦多有交往。1928年春,已回国复职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路经杭州,专程拜访了时在灵隐寺小住的太虚,并一起合影留念。这年6月,蒋介石从北伐前线回到南京,又特意派人赴浙江邀太虚来宁会晤。太虚到南京后,蒋介石在总司令部亲自会见太虚,甚至让新婚夫人宋美龄亦出来相见,蒋对太虚之器重,可见一斑。
1929年,部分佛教界人士深感当局颁布的《监督寺庙条例》苛刻,在上海开会,决定成立佛教会,并拟定章程,送国民党内政部备案,然而由于当时政府对民间组织一直采取高压政策,因此一直未获有关部门认可。为此,太虚又派人持其亲笔信连同“中国佛教会”章程,去晋谒蒋介石,在蒋的亲自关照下,国民政府内政部终于准予备案,使中国佛学会得以顺利成立,此后又成立了“中国佛教会”。
对于蒋介石的特别关照,太虚自是投桃报李。1931年,蒋介石因软禁立法院长胡汉民,遭到地方实力派的激烈反对,而“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政策更是遭到国内各界的一致谴责。焦头烂额的蒋介石被迫再次下野,回到家乡奉化。1932年初,太虚到奉化雪窦寺,见到辞职还里的蒋介石,以局外人的立场对蒋进行了劝解,并赋诗宽慰:“四登雪窦初飞雪,乍惜梅花未放梅;应是待令寒彻骨,好叫扑鼻冷香来!”这年10月,应蒋介石之邀,太虚担任号称“禅宗十大名刹之一”的雪窦寺住持,并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而蒋介石有机会回家乡的话,亦必往雪窦寺与太虚晤谈,由此可见蒋对太虚的信任和器重。
1936年,权倾一时的蒋介石50虚岁,太虚在雪窦寺特设药师法会,以佛门特殊形式为其祝寿。这年底,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将蒋介石拘押在西安,逼其抗日。消息传出,太虚亦以其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专门发表通电,呼吁全国佛教徒,一齐虔诚祈祷,希望蒋介石能安全返宁。
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在对中国进行战争侵略的同时,宣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从思想文化上为侵略战争助威。太虚虽为出家之人,但秉承大乘佛法积极人世精神,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他在积极撰文斥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同时,向国民政府建议,利用佛教在东南亚的特殊影响,组织佛教访问团,赴各地宣传,争取邻邦的同情和支持,这一主张迅速得到政府的支持,1939年9月,国民政府函聘太虚为佛教访问团团长,负责以佛教自发组织名义出访东南亚各国。不久,太虚为此专门赴重庆晋见蒋介石,向其具体陈述有关事宜,蒋对此深表赞同,并为太虚题字“悲悯为怀”,以示支持,同时还委托太虚出访时带了致佛教圣地的礼品。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5月,太虚率团前往东南亚弘法,在此期间亦利用各种机会为中国军民的伟大抗战做宣传,同时也使太虚的这次出访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战时国民外交的扩展。
在度过了最初的危机之后,国民政府虽坚持抗战,但各级官员也趁机以抗战为名,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而丰厚的寺庙财产亦在其搜刮之列。1943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了旨在侵夺寺产的《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并准备择日颁行。消息传出,佛教界一片哗然。太虚闻知,挺身而出,发表通电,呼吁全国反对。但当时内政部主管科司不为所动,拒绝取消该文。为此,太虚又致书蒋介石,认为内政部颁文“系掠夺寺产毁灭佛教”,而“整兴僧寺发扬佛教,以利益国家民族及世界人类,为太虚第一生命,”为此“决不能坐视寺僧摧剥、佛教危亡,而再腼颜苟活于斯世也”。不久该办法果然被停止施行,寺产得以保全。在此,太虚再一次利用他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通过政府行为,维护了佛教的利益。尽管太虚本人也并不认为政治是万能的,不认为政治是佛教改革事业的最终依靠,但在当时情况下,借助政府力量维护佛教利益,也不失为一种无奈而有益的选择。为此,早在1936年,太虚大师就曾撰文《论僧尼应参加国民大会代表选举》,鼓励僧尼参与社会事务,在抗战胜利后,又提出僧伽“问政而不干治”的原则,他认为,“超政(出世),遇政府与社会摧教,易遭破灭;从政(人世),亦易随政府而倒;二者利弊各关。况今中国,无论在政府社会,尚无在家佛徒集团,足以拥护佛教,则僧伽处此,殊堪考虑!”因此,太虚主张,为维护佛·教自身利益,“对于有关之民众社团,及乡区自治会议,县参议会,省参议会,国民代表大会,均应参加一分子,”“但应参与的,以此各种议事场所为止,亦即人民政权机关为止;而执行五权治权的中央和地方机关,概不干求参与。换言之,只参加选举被选为议员,决不干求做官,运动作官将。”这就是所谓“问政而不干治”,而太虚本人也因中国宗教联谊会于斌的推荐,经蒋介石同意,被圈定为国民大会代表,只是因陈立夫反对而没有结果。
纵观太虚与蒋介石的交往过程,可以看到太虚利用与蒋介石的关系,对维护佛教起了很大作用。但许多人之所以对太虚有“政治和尚”之讥,是因为他们的佛教观仍认定佛教只能出世,不可人世。依这种所谓的佛教观,和尚作为方外之人,应该远离凡尘,避世清修,似乎与追求成真成仙的道教没什么两样。当然就不‘能过问社会,更不能过问政治。但依照这种观念,就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即使可以远离尘世,避居山林,开荒辟土,维持生活,也只能使宗教之路越走越狭隘,明清的佛、道教正因此被社会边缘化。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达,社会联系的紧密,宗教意欲脱离社会更是绝无可能。因此说,从人间佛教的立场出发,本没有绝对的出世与人世之分。出世是觉悟人生的必然,是学佛者的最终归属,人世是奉献社会的觉悟,也是修佛的路径之一。应该肯定,山林曾是怀有宗教理想的人们为避免混浊的世间污染的居所,但当今市场经济已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信息网络无处不在;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与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城市与山林,将很少根本上的差别,如果固守山林气息浓厚的传统,很难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更谈不上佛教的弘扬与发展。更何况佛教本来是在人间的,佛与弟子,不是经常的“游化人间”吗?而释迦牟尼当年也曾接受各国国王的供养,从这一角度说,佛教徒与政治接触,并不违反佛教本意。况且自古以来,中国统治者一方面处处防范宗教,另一方面也力图利用宗教以驯服百姓;因此,古代高僧道安、玄奘等也早就不避与统治者周旋,以维持佛教的生存发展。当然,在宗教昌盛依赖于统治者的倡导护持之时,也必因政治的阻力而衰颓。所以,政教关系的处置正如对出世、人世关系的把握那样,必须有得当的分际。从这点看,太虚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民国政要广泛接触,是一种出世精神指导下的人世,因为他的人世,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功名利禄,而是为了关怀众生疾苦,为了众生得解脱,或者说出世是目标,人世是手段或途径,若如此,那么出世与人世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决然对立。当然,即使人间佛教所推崇的人世,也不可能是完全的人世,否则便成为世法世学中的一种,而非具有终极关怀和信仰价值的宗教。同时人间佛教的所谓人世·,也不仅仅指参与政治,应该是积极关注甚至参与社会生活,但又要和现实社会以及政治保持适当距离,所谓“不即不离,若即若离,”或许多年以后太虚弟子印顺的看法更贴切一点:“大乘的人世精神,应如《维摩诘经》、《华严经》、《人法界品》那样,普人各阶层,而不应以参加政治为典范。”
对于今天的人间佛教的追随者而言,大乘是适合人类的特法,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不问都会、市镇、乡村,都应该到处去作种种利人事业,传播大乘法音。在不离世事、不离众生的情况下,净化自己,觉悟自己,这才是成佛的正道。推而广之,一切有利于佛教发展的事,都要尽力去做;一切有利于人类,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事,都要尽力去做,这才是人间佛教的宗旨所在。
峨山慈棹禅师在月船禅慧禅师处得到印可，月船就对他说道：“你是大器，至今终能成就，从今以后，天下人莫能奈你何，你应发心再参善知识，不要忘记行脚云游是禅者的任务。”有一年，峨山听说白隐禅师在江户的地方开讲《碧岩录》，便到江户参访白隐禅师，并呈上自己的见解，谁知白隐禅师却说道：“你从恶知识处得来的见解，许多臭气薰我！”
五十五卷。明·憨山德清撰，侍者福善录，通炯编辑，刘起相重校。又称《憨山老人梦游集》。为憨山德清语录的集大成本。收在《禅宗全书》第五十一册、《万续藏》第一二七册。作者德清，晚年号憨山老人。与云栖盐宏、紫柏真可、蜀益智旭等三人被称为明季四大师。治学范围极广博。除佛教经论之注疏外，另有关于《老子》、《庄子》、《中庸》等书之注解。
当脑筋清楚，体力充沛的时候，最适合打坐，最好养成每天固定的时间打坐，例如早上早些起床，晚上洗完澡睡前各坐一次，每次至少十五至二十分钟，如能坐到半小时至一两小时更佳。
迦叶二十八传至达摩，达摩五传至曹溪六祖六祖后派列五家。六祖传青原思祖，思传南岳石头迁祖，迁传药山俨祖，俨传云岩晟祖，晟传洞山良价禅师，价传曹山本寂禅师，后人尊为曹洞宗。又石头传天皇悟祖，悟传龙潭信祖，信传德山鉴祖，鉴传雪峰存祖，存传云门文偃禅师，曰云门宗。
明州天童景德寺语录 侍者 祖日 编 山门天童大解脱门。豁开衲僧自己。透乾坤无表里。虽然万古清风八面来。前楼后阁玲珑起。 佛殿。黄金妙相。驴腮马嘴。咦。贼是小人智过君子。 方丈。横一丈竖一丈。文殊维摩隔壁抓痒。卓柱杖云。尽大地人不钓自上。 至法座前
禅宗经典有哪些？《大般若经》是佛教经典。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般若经》。为宣说诸法皆空之义的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汇编。唐玄奘译。600卷，包括般若系16种经典（即十六会）。其中第二会（《二万五千颂般若》）、第四会（《八千颂般若》）和第九会（《金刚般若》）为般若经的基本思想，大概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其他各会是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成书的。一般认为最早出现于南印度，以后传播到西、北印度，在贵霜王朝时广为流行。梵本多数仍存。
临济宗为禅宗南宗五家之一，由希运禅师住持宜丰黄檗寺时暂露端倪。从曹溪的六祖惠能，历南岳、马祖、百丈、黄檗，一直到临济的义玄，于临济禅院举扬一家，后世称为临济宗。义玄是惠能的六世法孙。又临济六世孙为石霜之圆禅师。圆禅师以后分杨岐派、黄龙派。
打坐是一种养生健身法。闭目盘膝而坐，调整气息出入，手放在一定位置上，不想任何事情。打坐又叫“盘坐”、“静坐”。道教中的一种基本修练方式。在佛教中叫“禅坐”或“禅定”，是佛教禅宗必修的。盘坐又分自然盘和双盘、单盘。打坐既可养身延寿，又可开智增慧。在中华武术修炼中，打坐也是一种修炼内功，涵养心性，增强意力的途径。打坐的特点是“静”，“久静则滞，久动则疲”。因此，打坐结束后，要活动筋骨，如：打拳、舞剑、踢毽、自我按摩等等，做到“动静结合”。
释迦牟尼佛→初祖摩诃迦叶→二祖阿难尊者（中经二十八代至）→西天二十九祖东土初祖达摩大师→二祖慧可大师→三祖僧璨大师→四祖道信大师→五祖弘忍大师→六祖慧能大师→南狱怀让禅师→马祖道一禅师→黄辟希运禅师→临济宗第一代临济义玄法师（中经四十二代至）→虚云古岩禅师→净慧本宗禅师→寂仁常毅禅师→四十六代义辉寂月
《指月录》三十二卷。又称《水月斋指月录》。明·瞿汝稷集。万历二十三年（1595）完成，三十年序刊。收在《万续藏》第一四三册。
当你已经通晓道理与修行的理路，也已经知道如何教化众生，亦即理、教都圆备了。此时，就可了解诸法与诸法之间的所有法相，其实是全归于平等的。
只要有正觉的心，本性自然而显露。只要我们有正觉的心，那一切妄念就像一灯能照千年暗一样，只要我们有正觉的心，所有的业障、往昔所造的种种恶业全部熄灭。
以拥有的欲求看待现前心所对应的是心外求解决苦的方法，借由对苦觉知而生的离苦心去透过佛法所对苦的诠释，同时也觉悟苦而真的求出离，却不是暂时或是只单单对外求解决。哪怕是对外求解决也是需要对以往心所依、行为所做思维和转变，更何况要真的离苦求解脱。
禅定，是一个很幽胜深远的法门。有实修经验的人，一定会知道，你修得越深，精神层面的感觉将越深邃，越难以言诠。这种精神层面的感觉，只能透过实修去取证，自然会了解深刻的禅定里面是什么样的世界。
自己要检视自己修禅定的动机是不是为了利养。如果是，那就是地狱的心。什么是地狱心？当此生此世贪得无厌，下辈子就容易掉入地狱。如果为了利养而修禅定，这就叫发地狱心。可千千万万要避免啊！
衣食支分婚嫁毕，从今家事不相仍。夜眠身是投林鸟，朝饭心同乞食僧。清唳数声松下鹤①，寒光一点竹间灯。中宵入定跏趺坐②，女唤妻呼多不应。 白居易的晚年，是个虔诚的佛弟子。在他的诗集里，有《赠僧五首》之一说：“百千万劫菩提种，八十三年功德林。若不秉持僧行苦，将何报答佛恩深。慈悲不瞬诸天眼，清净无尘几地心。每岁八关蒙九授，般勤一戒重千金。”诗名《钵塔院如大师》，并有小序说：“师年八十三，登坛秉律凡六十年。每岁于师处授八关斋戒者九度。”表现了对于出家人的赞美和欣美。这回轮到他自己坐禅学佛了。
解脱之法的发现是佛陀；佛教的重心是正法；佛教的住世是僧众。所以，佛教把这能让众生离苦得乐的佛、法、僧称之为三宝。佛陀在世，佛教以佛陀为中心，佛陀入灭后，佛教则以僧团为中心。皈依三宝是为了学习正法，正法又须僧团来作良导。
做什么事都要以大悲为体、菩提心为相、种种方便方法为用。若是以大悲心为体智慧必然会显发，悲智运用如何也是要以菩提心为相，这样在依法行事和发心做事的时候，就不会以顾及而最终是以自我的寻思为顾忌，这样就会视一切为恶为不如法就会远离大悲，就不会发菩提。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成就别人，因为我们明白一切众生无其自性，受被成就的也无自性，成就的方法也无自性，这样我们就不执着了，因为有执着就会有因自我估计寻思而出现的好坏，这些好坏用常规看上去很对，但是却远离了大悲，就不会和无尽功德相应。
人生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人格信誉，他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当一个人具备了这种良好的品行时，他的生活很充实，不会随波逐流，也不会不知所措，更不会迷途无归。
修禅就要平实，老实修，老实参，老实做。不要以神通来眩人眼目。当然有的人在初学佛法的时候，总是以神通为修法的目的，或者以神通为动力、目标，立这样的志而去修学佛法。这样修学佛法，这样去用功，往往会落入外道的修学当中。所以我们这里切记不要在修禅定中以神通为目的、动力。否则容易走到外道邪路上去。当然，因为根基所致，很多人平实不了，平平淡淡怎么可以呢？我修行就是要修出一点动静来，这个动静在哪里呢？其实这个动静就是你心里面的动静，还是要息止它。
严格来说，佛教的戒和律是有所不同的。“戒”主要是强调带有一种自觉的性质，信众出于自身的意愿，发誓发愿，愿意遵守的一些行为准则、道德规范，这个是“戒”。“律”强调了外在强制的性质，就是说你加入僧团、或者加入教团，或者你加入一个宗教组织，那么你就必须遵守某些规章制度，你才能是这个这个团体组织的成员，这些规章制度就是“律”，它带有一定的外在强制
据《杂宝藏经》记载，释迦牟尼佛的前世是象王，有这样一个具有功德的故事。《佛说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跟弟子讲，在往昔劫的时候有一个象王具有功德。过去，在劫初或善劫的时候，动物都会说话，而且有很多的功德，不像现在的动物特别愚痴，象王具有很多的功德。
一家之主，要乐观面对生活，心甘情愿去为这个家付出。没有怨言，没有计较，不挑剔家人的不是。儿子不好是自己的命，儿媳妇不孝顺也是自己的命。你讲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其实都不对，你也不对，他们也不对。一家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结果都没有理。
不必仰望别人，自己亦是风景。什么是嫉妒心？很多人都不承认自己有嫉妒心，或者没有发现自己有嫉妒心。先来看一下佛给出的定义。嫉妒定义：在《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里面，佛说：“其嫉妒者。自求名利，不欲他有。于有之人，而生憎恚（恨），是为嫉妒。”
懂“观自在”者，是自己娱乐自己也。自己娱乐自己，就是自己去享受大自在、去享受稳定的情绪。去保持着不断提升的、源源不绝的生命动力，保持着美好的心情去帮助、去普度法界众生。凡人的情绪飘忽不定、难以自控，这是因为其不懂观自在。
我执重的人就是把自我的感受体现的越明显，他的我执就会越重。我执要靠什么来调伏，就是要靠理性、靠法，如果一个人靠感性那我执就会越重。假如说我们心里就是不舒服，但是用法来要求自己觉得自己不对，马上能调整，其实就是用法来破除我执。我们凡夫首先要破的是我执，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说要破自
在我们身边会发生很多事情，苦的、乐的、好的、坏的…… 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最后总会有一些转机，这个转机就是菩萨的加被、加持和关照。其实，菩萨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也从来没有舍弃过我们。因为菩萨的大悲心使然，深妙微远、无有分别，让我们的身心得到呵护。
今天是阿弥陀佛诞辰，阿弥陀佛成就的极乐世界是人类幸福美满的人生期盼和终极价值的最高追求。作为佛教徒，我们过阿弥陀佛诞辰，最重要的是系念阿弥陀佛，与佛道交感应。阿弥陀佛具备着无量的慈悲和智慧，我们要向阿弥陀佛学习。
今天是冬月十七阿弥陀佛圣诞！阿弥陀佛是众生的慈父，西方极乐世界是众生的归宿！阿弥陀佛知众生苦，时时刻刻思念着我们！今天是他的生日，让我们通过几个小问题走进阿弥陀佛的世界，走进阿弥陀佛的怀抱！阿弥陀佛究竟是谁？阿弥陀佛又叫无量光佛、无量寿佛。
某僧刚出家时，早课、晚课、出坡、行堂、诵经、打坐等功课样样精进，而后慢慢心生懈怠，并不如前。某日，师上堂开示：无论出家在家，为什么有的人修着修着心态变了，问题出来了？你们可以扪心自问，当初修学的初发心是什么，坚持了多久，现在的心态又是什么？
赞助、流通、见闻、随喜者、及皆悉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依佛菩萨威德力、弘法功德力，普愿消除一切罪障，福慧具足，常得安乐，无绪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生涅槃正路。家门清吉，身心安康，先亡祖妣，历劫怨亲，俱蒙佛慈，获本妙心。兵戈永息，礼让兴行，人民安乐，天下太平。四恩总报，三有齐资，今生来世脱离一切外道天魔之缠缚，生生世世永离恶道，离一切苦得究竟乐，得遇佛菩萨、正法、清净善知识，临终无一切障碍而往生有缘之佛净土，同证究竟圆满之佛果。
版权归原影音公司所有，若侵犯你的权益，请通知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