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制生活

圣严法师 | [投稿]

由我受了沙弥戒说到戒律问题

　　从今（一九六○）年农曆六月十二日上午开始，我总算是个合法的出家人了。

　　一、出家与受戒

　　说来真惭愧，也真罪过，我虽早在十来岁时，已经披剃出家，做过几年经忏，也受过几年的僧伽教育，但我始终没有一个受戒的机会。民国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春，上海龙华寺开戒，我请示师父，师父以我年龄不满二十岁，不合法，故不准受戒。其实，近世以来，各戒期中，不满二十，即予具足的，已比比皆是，那不过是师父的一个藉口而已，唯恐徒弟受了戒，羽毛丰满，展翅而飞。事实上，我虽没有具足，当时已经离开小庙，就读于上海静安学院。最后，不但离开了师父的小庙，也离开了静安学院，离开了大陆，随军到了台湾，这也可说是我「叛逆」行为的最大表现，但我仍以此一「叛逆」而感到庆幸。否则今天的我，不知会是什么样子了。我在静安学院时，为了随众，早晚上殿堂，以及经忏佛事，照样搭七衣并持具，尤其当时的学院规制比较方便，所以我虽冒充，却少有人知道，但我也不知道那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是盗法、是贼住！如今看律，回想起来，不禁惊恐失色。我那小时披剃的常住，对我虽无多大的栽培，但饮水思源，我之能有今天，能在军伍十年之后，仍然走上出家的道路，实在还是种因于小时第一位师父及师祖的接引。故直到目前为止，我虽违背他们的意向而离开了他们，但我依旧怀念著他们，正如我的离开父母，并非出自父母的主动，但却不能忘怀父母的恩德。正因为我的恆不为恩义之所缠裹，故对每一恩义，恆能抱一由衷的怀念。

　　出家受戒，在佛陀的时代，本来是一回事，如果有人向僧团中求出家，出家披剃之后，僧团证明，便是具足比丘。至于沙弥戒，由罗睺罗出家开始，小儿出家，什么礼仪规矩都不懂，所以不能具足，因此先要经过一个时期学习的阶段。小儿出家不能做什么，只能赶赶偷吃食物的鸟雀，所以由七岁到十三岁的出家小儿，叫作﹁驱乌沙弥﹂。十四岁到十九岁，已可合乎学法的要求，故称﹁学法沙弥﹂。这一阶段，主要是在学习僧团的生活以及出家人的威仪，所以在此期中，虽为沙弥，仅受十戒，但是比丘威仪，都该学习，这在「沙弥威仪」中，可以看出。到二十岁的年龄，应该是具足比丘戒的时候，然如因缘不足，证师不够（受沙弥戒须二比丘授，比丘戒即使在边地亦不得少过五比丘授），或其他缘故，而不得受比丘戒的，仍然先受沙弥戒。不过，有别于二十岁以下的沙弥者，称为﹁名字沙弥﹂。因此，依照佛陀的当世，人之出家，不满二十岁的，必须先受沙弥十戒，已满二十岁的，沙弥戒与比丘戒，可以连接秉受。

　　至于我国内地佛教，各小庙带了小和尚，除了送去戒常住受戒之外，绝少先受沙弥戒之事例，所以自明代以后各处开坛传戒，也以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三坛一期授完为原则，事实上，流弊缺点，不如法处，也就因此丛生。一般人，往往在剃光脑袋，穿上「僧服」（其实是汉装）之后，便自以出家人自居，他人也以出家人相视。实际上，剃头改装不受戒，只是一个光头白衣，剃髮居士，那能称得上出家人？

　　二、戒和受戒

　　在佛陀时代的印度，宗教风气普遍，直到现在仍是如此。各宗教都有他们各自的戒律，比如五戒：佛教有，婆罗门教、耆那教、瑜珈派也都有，只是大同小异，尤其是杀、盗、淫、妄四戒，几乎是各种宗教共同遵守的轨范；其在威仪方面，也都大同小异。我们知道，跟随佛陀出家的群众，绝大多数是来自三迦叶、目犍连、舍利弗等的外道弟子，以及释迦种的贵族，即使少数贱民，他们未曾皈依佛陀以前，也有他们的宗教信仰。正因为原来就是宗教徒，就有他们的宗教生活，所以一旦改奉佛教，奉佛戒律，自也并非难事，尤其是根器深厚的圣弟子们，一出家便得圣果、证圣位，便与道共戒或定共戒相应。所以他们不必经过长时间的学律阶段。但到佛灭之后，尤其到中国，律书多了，律义繁了，加上中国的社会，缺乏宗教生活的基础，要想一进佛门，便可比丘具足，实在是件难事。特别是一般后世的小庙，师长不知戒律为何物，自己不解不持，他们的子弟，也就无从知解，无从受持。等到子弟稍长，送去戒坛受戒，算是了却一桩心事，表示小和尚已经成人了，受戒回去，便以成人身分看待，除了这一俗情的意义，毫无受戒的本质可言。同时，小和尚受戒之先不学律仪（也有的例外），同时戒经规定，不受大戒不得听律，不得听，自也不得看，受戒期中，仅仅三、五十天，但使熟背二百五十条文的戒本，已不容易，要他们逐条遵守，生死不渝者，恐怕千万不得一。再说，戒期圆满，戒牒到手，返回小庙之后，戒本也将束之高阁，甚至终身不再翻阅。像如此的受戒，究有多大的意义，实在很难评断。以此看来，我没有草草了事地去提早受戒，倒是一件幸事。无怪乎弘一大师要说：「从南宋迄今六百年来，或可谓僧种断绝了，以平常人眼光看起来，似乎中国僧众很多，大有达至几百万之概；据实而论，这几百万中，要找出一个真比丘，怕也是不容易的事。」弘一大师，持律谨严，但他自验，他连沙弥的资格还够不上，仅是一个多分的优婆塞而已。为的是非真得戒，不得传戒。所以明代紫柏大师，虽严以律，然犹终身不传戒，乃至是沙弥十戒。明代蕅益大师，晚年勤研以律，故畏而捨比丘戒，在佛前礼《占察忏仪》，求得清净轮相，拈得沙弥菩萨戒；因此他的两大出家弟子成时与性旦二师，连沙弥都不敢称，而退以优婆塞自居。另有人问寿昌禅师：「佛制比丘，不得掘地损伤草木，今何耕种芸获？」寿昌的回答是：「我辈祇悟佛心，堪传祖意，指示当机，令识心性耳，正法格之，仅称剃髮居士，何敢当比丘名。」

　　根据律制，不得戒不能传戒，证师之中仅仅一人或数人得戒，馀不得戒乃至有一人的戒不清净，戒弟子也就无从得戒。但是真要如此认真，中国的佛教无真比丘，或真比丘的数字不够，便不能传戒；不传戒，佛门之中的出家僧众，也行将绝迹；僧众绝迹，佛教也就无由住持，无从生存了。所以近世传戒虽不如律，传戒的佛事，仍需有人来做，方便做去，只要不太离谱，仍有大功大德。

　　我们读明代读体大师见月老人的《一梦漫言》，当时受戒之难，实在难以言宣，讲师虽多，传戒则非律师莫办。见月老人为求比丘戒，为求律师传戒，当时只有南京古心律师，中兴南山律仪，但已涅槃，他的法嗣三昧和尚大弘毘尼，然又山水万里，旅途艰难。见月老人那时只有三十二岁，所以发大心愿，不惜跋涉万里，也要求受比丘大戒。但是当他到了江南杭州，又听说三昧老和尚去了五台山，赶去之后，又因无衣鉢，见了三昧老和尚，仍不敢说是去求戒，仅得数语开示，随即礼谢他去。后闻三昧老和尚到了北京，便又赶往北京，但因兵乱，便复南回。因此他的同道觉心师喟然卅：「我等自滇而南，自南而北，今复自北而南，往返二万馀里，徒劳跋涉，志愿罔成。」这种为道寻师的苦心苦行，我们读了，也不禁为之潸然泪下。直到他三十六岁那年，三昧老和尚已出北京，到了扬州府石塔寺开戒，求受比丘大戒，才算如愿以偿。也许正因为当时受戒之难，所以当三昧老和尚，受请住持南京宝华山，见月老人担任教授及监院职乃至住持之后，后辈受戒，也就容易方便得多了，但是一到后来，竟又变成了徒有其表的形式而已了。这恐不是三昧和尚及读体大师的始料所及！

　　凭良心说，如今受戒，无论比丘、比丘尼戒，都是不如法的，但在这个无可奈何的末法时代，虽不如法，虽不能真正得戒，受戒这一形式，还是需要，最低限度，在受戒之时，也可彻底忏悔一下。好让新戒的自心清净一番，虽不得戒，但可得一安心，也可种种善根。受戒是在至诚殷切地忏悔过往罪障，策励未来的道业，所以我还是希望受戒。

　　三、我要受戒

　　谈到我受戒的经过，不妨将这次出家的因缘顺便说一下。

　　自一九五八年春天开始，我的背部便感到疼痛，一病年馀，中西医药罔效，各种科学方法的检查，例如：照ｘ光片即达十六张之多，仍未查出病源。到一九五九年六月，身体衰弱不堪，身高一百七十二公分，体重只有四十八公斤半，所以请准病假休养，同时也著手办理退役的手续，承长官的爱护及现在的剃度恩师东公老人等的协助，总算如法如愿地脱离了军人的身分。我以小和尚的身分，随军来台，来台之后，虽处军旅之中，却未有过「还俗」的意念。所以一旦离开军中，仍然回到原来的岗位。最初有些师友向我建议：你是出过家的，你也有你的剃度师，这次回来，自可不必迭床架屋，再找一顶师父的帽子戴在头上；正像其他服役的青年法师一样，过了一个时期军人生活，兵役期满归来，仍不失为法师。但我考虑再三，我虽有过师父──现在也不否认那位师父，然我没有受戒，即使受了戒，处身军中十年，也该视同捨戒还俗。小时出家无知，现在再度回来，不能继续糊涂了，故我决定，一切重新开始。同时以我的看法，剃度师者乃是度我出家的慈航，怎会成为我的帽子？

　　至于受戒的问题，师友们见了面，每每问我怎么打算？若以我曾于僧团中住过几年的经历来说，即使不再受戒，一切律仪，也未必见得比时下的其他新戒差得太多。但不受戒，又与佛制不合。人家称呼我为法师，我固不足称为法师，竟还是个光头白衣，因果怎敢承当！所以有人主张我受一个改良戒，还回佛陀时代的原始面目，不拖时间，也不铺张；不必唱，只要唸；不繁複，求简要；不必种种仪节，但求殷切庄重，请到三师七证，即可受戒具足。这在于我，当然是非常赞成的。可是经过数度的研究，特别是恩师东老人的开示，又觉得改良戒虽好，所负的责任太大。如果我来开头，势必有人效尤，如今的受戒，虽不理想，但在个把月的戒期之中，总还过的是僧团的生活，总还可以学到一些威仪，听到一些道理。如果大家连这一点点薰习的机会都没有了，一剃光头，便可具足，具足之后，各处小庙之中，更无僧伽生活的薰习机会了。那么，除了服装之外，出家人与在家人的不同，也就很难分别了。果真如此，未来的佛教，还堪设想吗？我是首创弊端的人，我的罪业，自也更加不堪设想了。所以改良戒一案，还是留待以后从长计议。

　　但是，我对受戒的要求，一天比一天地迫切起来，一方面，我在主编《人生》杂志，不得不与各方的作者与读者之间取得书信的联络，师友们来信多以法师相称，实质上我还是个白衣，所以此一法师的称谓，也成了我良心上的负担。其次，有些虔诚的长者居士，见了面便是顶礼，有一次有位老居士来访，他向我顶礼，我觉愧不敢当，故也陪著他一同顶礼。事后他说：这是不可以的，法师还礼居士，居士岂不招罪？但我怎么说呢，因我也仅是个服饰不同的居士而已。再次，我虽不再希望替人家做经忏，我住的中华佛教文化馆，也不是经忏门庭，但是由于多方的关係，每月之中，总还有著少数几堂佛事的应酬。我是常住的子弟，常住有佛事，岂可不做，然而每做佛事，大家都搭衣，独我一个，自也不能例外。这是极其罪过的事了，我在明知故犯，明目张胆地自欺欺人，自盗盗法。我每搭一次衣，必受一番良知的谴责，必向佛前恳切地忏悔，我真不知究竟是什么业障，使得我三番两次地犯罪盗法？

　　四、四终于受了沙弥戒

　　当我将这些感触禀告恩师东老人之后，东老人非常慈悲，开示我说：「受戒要待因缘具足，如今没有听说何处准备开戒，为求权宜之计，我想你先去受一个沙弥戒罢。若去请求台北华严莲社智老和尚，或许可以慈悲的。」终于智光老和尚慈悲了，但是受沙弥戒，必须于说戒的前一晚上，先做忏摩，智老和尚希望我的恩师东老人替我先做这堂忏摩的佛事。东老人看了初坛的文疏之后，发现忏摩是要唱的，而且仪文很多，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了的，所以不便马虎了事，示请新店竹林精舍隆泉老法师慈悲成就。

　　我真感激极了，这些长老们，都对我非常慈悲，我去竹林精舍拜见证莲老和尚及隆泉老法师之后，他们一口答允：「你既能够发心，我们应该成就。」那天是农曆六月初八，约好十一日晚上带了海青去做忏摩。

　　农曆六月十一日，天气非常燠热，晚饭之后，忏摩仪式照样进行，隆泉老法师，黄鞋、黄袍、红祖衣、展大具，并请佛声法师及庆规老和尚站班引礼，持诵唱唸。唱完戒定真香讚，在三遍香云盖，礼佛三拜之后，我的内衣裤已因流汗而湿透，坛上三师，也是汗流如注，这使我非常感动。接著长跪合掌，倾听上隆下泉阿闍梨朗诵：大德一心为弟子圣严……，一一忏悔，而到同唱「往昔所造诸恶业……」时，我浑身都在流汗，眼中也在流泪。隆泉老法师，一字一句，唸得非常清楚，音调极为殷重，好像每一音节，都能激动我的脉搏，啊！这样的情境，有生以来，要算是第一次经历了，以往参加许多佛事，从未有过如此微妙和痛切的感觉。好像只有当时的我，才真正地投入了佛陀的脚下，感到了佛陀的真实性和存在感。后来我想，出家人为何一定要忏摩、要受戒，理由即在于此了。

　　十二日一早，怀著清凉轻快的心情，到了台北市华严莲社，早餐后，由成一法师布置戒坛，并也由他引礼站班。上智下光老和尚降重礼佛登座毕，我即长跪合掌，静听开示，继而随声迎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坛护戒。一迎请我即一礼拜，迎请礼拜之时，我又噙泪欲滴了，因为这时的气氛，极其庄严肃穆。接著说戒、讲戒、搭衣、展具。沙弥戒的佛事才算圆满。佛事终了，虽只上午九点，但因天气闷热，老和尚与成一法师，已是一身大汗。如此热天，穿单层衫裤犹觉太热，何况加上海青与衣，我又偏偏在此大热天裡请求传戒，对诸阿闍梨及戒和尚，我真不知如何感激才好。

　　受戒归来，搭衣持具拜礼恩师之后，我第三次流泪了，因为我想，我今年已三十，已是两度出家，到此为止，才真是个合法的出家人，出家容易，要成为一个出家人，又何其难呢？再说，我虽受了沙弥十戒，今后的岁月，能否受持，则又有颇多的问题，因以弘一大师，毕生弘律，也只自称多分优婆塞，何况是我？如果徒备受戒之名而无持戒之实，不但有负佛教，也该愧对此番出家的初衷。前后思惟，两顾茫然，自主毫无把握，能不怆然泪下。我不是一个善于流泪的人，但到如此情境之下，竟又抑制不住。

　　五、中国佛教的戒律问题

　　但是，目前的中国佛教，对戒律的问题，还有许多地方，急待解决。凭良心说，中国的佛教，自来精于律行的高僧，在比例上总是佔的少数。事实上，律本之中，有些条文适合于佛陀时代的印度社会与印度民族，未必适用于今日的时代社会与中国民族。佛制受戒出家，捨戒还俗，一人在一生之中，可以数度出家也可以几次还俗；佛制半月半月诵戒，犯了重戒逐出僧团，犯了轻戒如法忏悔。中国佛教半月半月诵戒，仅限少数道场，诵戒也只徒有具文，佛陀时代的白众忏悔，那种真诚坦率的风气，已荡然无存。但是佛陀入灭之时，告诫弟子，后世当以戒律为师，复兴佛教，重振佛教的宗教精神，似也捨去弘律莫由。本来，戒律之中包含德行及威仪，出家之后必须学戒持戒，乃是理所当然的事。一个宗教徒之成为一个不同于非宗教徒者，端在其举止行为之中表现出，如果不学戒而想成为一个卓越的宗教家，那是很难的。我很惭愧，不足言戒，冒昧写来，已有亵渎之嫌，鑑于戒律问题的严重，虽不敢说，已经说了如许，愿诸精于律学的大德，对中国佛教的戒律问题作一番整顿与改进，否则苟安因循，终究不是办法。（一九六○年七月十五日于北投，《人生》一二卷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