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子研究综述

禅宗思想 | 作者：网络 [投稿]

寒山,这位富有神话色彩的唐代诗人,曾经一度被世人冷落,然而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其诗却越来越多地被世人接受并广泛流传。正如其诗所写:“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二十世纪的寒山诗果然遇到了众多的“明眼人”。

寒山作为中国唐代少有的几位白话诗人之一,二十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日本学者的推重。自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起,寒山诗就在日本一版再版,并且有十多位学者对其诗作了大量研究、注释及翻译工作。日本著名小说家森鸥外(1862—1962年)曾根据寒山诗集前闾丘胤的序言,写了名为《寒山拾得》的一篇小说,不少评论家认为是其最好的作品之一[1]。

五四运动时期,中华大地开始大力倡导白话文。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中将寒山、王梵志、王绩三人并列为唐代的三位白话大诗人。由此,寒山始受到国人的青睐,大陆及台湾学术界纷纷撰文评议寒山,新中国成立后到八、九十年代,寒山研究更呈现出雨后春笋之态势。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寒山诗远涉重洋传入美国,美国被称为疲惫求解脱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将寒山奉为偶像,其诗一时之间风靡欧洲[2]。寒山诗被翻译成英语和法语为众多的读者所接受,在那里,他赢得了比李白、杜甫还要高的声誉。

寒山诗在二十世纪受到了中国及西方众多读者、研究者的关注。随着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脚步的逼近,文学及文化的全球化也成为一个重要话题,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如寒山一样能够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接纳的诗人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以下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过去百年中的寒山研究概况。

一、

二十世纪以来的寒山子研究,总体上可分为生平研究和作品研究两大部分。

关于寒山子生平研究包括对其生活年代、生活经历、以及葬地三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寒山子生活年代问题,历来有“贞观说”(公元627—649)、“先天说”(公元712—713)以及“大历说”(公元766—799)三种说法。

贞观说以唐代贞观年间台州刺史闾丘胤所作《寒山子诗集序》为始,后经宋释志南《天台山国清禅寺三隐集记》肯定,后人如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宋释本觉《释氏通鉴》、元释熙仲《释氏资鉴》、1979年版的《辞海》等均以此说为准,近年来学者中亦有赞同此说者,其中以严振非《寒山子身世考》[3]、李敬一《寒山子和他的诗》[4]为代表。前者以诗为证,通过历史与寒山诗的相互印证,指出寒山“约生于隋开皇三年(584),卒于唐长安四年(704)﹙也许是个概数,难以肯定﹚”。后者通过对寒山诗中所反映社会状况的详尽分析同样支持贞观说。

先天说以宋释赞宁所作《宋高僧传》为滥觞。此说仅有元释昙噩,撰于至正二年(公元1366)的《科分六学僧传》和谭正璧所撰,1934年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表示赞同。

[1] 《寒山拾得诗校评》第六页钱学烈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2] 钟玲《寒山诗的流传》载《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

[3] 《东南文化》1994年第二期

[4]《江汉论坛》1980年第一期

大历说最早见于《太平广记》卷五十五所引《仙传拾遗》(此书已佚),经纪昀《四库提要》提及近代学者胡适、余嘉锡、钱穆考证质疑后,此观点逐渐深入人心。

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第209页 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提到,他在于1921年做《白话文学史》初稿时,曾以《古尊宿语录》卷十四的《赵州从谂禅师语录》中的一段从谂见寒山、拾得的记载,推断寒山拾得当为唐末五代间人。后来胡适认为“《赵州语录》是一个妄人编的,其人毫无历史知识,任意捏造,多无根据。”复以《风穴语录》(《续藏经》二,二三套,二册,一二零页)中五代时禅宗大师风穴延沼引寒山的诗句,及《太平广记》卷五十五“寒山子”一条,推断出寒山子的生活年代当在公元700—780年之间。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四库提要辩证》下第二十卷1250—1251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认为闾丘胤序系伪作,并以传灯录卷九所载灵祐遇寒拾,参百丈之事及《仙传拾遗》所载“寒山子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十馀年忽不复见”为据,支持大历说。钱穆同样认为“今传闾丘胤一序,显为唐末人伪撰”从而支持大历说。

其后,多数学者皆认同此说。如:孙望和郁贤皓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任继愈的《宗教辞典》、任道斌所著《佛教文化辞典》、台湾学者陈慧剑的《寒山子研究》[1]等。

近年来仍有多数学者对此说做出大量修正、肯定工作。其中,王运熙、杨明的《寒山子诗歌的创作年代》[2],从寒山诗体制入手,经分析指出:寒山在讲究平仄和对偶的诗中,合乎粘对者占大部分,当中两联对偶者占大部分,这些都是唐初贞观间五言诗歌所不具备的,从而证明寒山诗必定产生在律诗体制相当普及之后,与余嘉锡意见一致。陈耀东《杜甫与寒山子》[3]中以张继、韦应物诗中出现“寒山寺”以及日本白隐禅师《寒山诗阐提纪闻》[4]中引《编年道论》卷二十所载宝觉、山谷与晦堂的对话中谈到杜甫年轻时因览寒山诗而结舌为证,进一步肯定了余嘉锡的观点。钱学烈《寒山子年代的再考证》[5] 通过对闾丘胤序的质疑及大量寒山诗的内证,从而修正了胡适、余嘉锡、钱穆等学者以及作者本人以前的中唐大历说[6],而将寒山子生活年代定于公元725—830年,即生于玄宗开元年间,卒于文宗宝历、太和年间。项楚《寒山诗注·前言》则表示同意孙昌武《寒山传说与寒山诗》中所推定的寒山生活年代:公元750—820年。后两种看法可看作是大历说的推衍。

近年来台州地区学者也多主张大历说,以连晓鸣《寒山子生平新探》[7]为代表。但在支持此说的同时,仍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如俞朝卿《泛论寒山——兼与“大历说”者商榷》[8]中指出,《仙传拾遗》不可作为信史资料,并认为以张继《枫桥夜泊》诗推断寒山生活年代是不足取的。

由于历史上对寒山子生活年代的记载极为欠缺,因而考证其生活年代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以下将近代学者考证结果列表说明:

胡适 700—780 白话文学史 1928年

余嘉锡 691—795 四库提要辩证 1958年

钱穆 680—810 读书散记两篇·读寒山诗 1959年

陈慧剑 720—840 寒山时代的考证 1973年

710—815 寒山子研究 1978年

钱学烈 691—793 寒山子与寒山诗版本 1983年

孙昌武 750—820 寒山传说与寒山诗 1987年

[1] 台北天华出版公司1978年10月版

[2]《中华文史论丛》第47页1980年第四期

[3]《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二期

[4]《寒山阐提纪闻》凡三卷,延亨(1744-1748)刊本,延亨相当于我国清乾隆九年到十三年,此书旨在评述并唱和寒山诗,富有禅理

[5] 《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二期

[6]. 见《寒山子与寒山诗版本》载于《文学遗产(总十六缉)》130-143页

[7]《东南文化》1990年第六期

[8]《东南文化》1994年第二期

严振非 584—704 寒山子身世考 1994年

连晓鸣、周琦 713—766(生)766—835(卒) 试论寒山子的生活年代 1994年

钱学烈 725—830 寒山子年代的再考证 1998年

关于寒山子的研究另一焦点,集中在其生平经历上,包括其籍贯及身份。

闾丘胤序称寒山为“贫人”。《祖堂集》(南唐招庆寺静、筠二禅德著,日本禅文化研究所影印本)称他为“逸士”。据明代白珽说,他系“唐之士人,尝应举不利,不群于俗”(《湛渊静语》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版)。关于寒山的生平并没有更详细的资料。二十世纪前期几乎没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只是到了八九十年代,这一问题才被较多学者所关注。王进珊《谈寒山话拾得》[1] 一文对寒山生平作了以下推断:“寒山本来是生活在农村中的文人,因为他有文人气质,而又有骨气。开始是隐者或隐士,隐姓埋名,不应科举,自称贫子。在漫游中扩大了视野,认识了现实中更多的矛盾与民间疾苦,由隐世而避世入山。到了天台山,便在寒岩也叫翠屏山的山间住了下来,于是由贫子而成了寒山子。由避世而弃家。这时,他结交了国清寺的拾得,他们成了莫逆之友。他便抛弃了驳杂的儒、道之流隐逸思想,皈依佛门,由弃家而出家,名字也由寒山子而成为寒山了。”而钱学烈《寒山诗校注·前言》[2] 通过寒山诗所反映情况指出:寒山子乃唐代首都长安人,出身于官宦人家,多次投考不第,被迫出家,三十岁后隐居于浙东天台山,享年一百多岁。严振非《寒山子身世考》[3]中更以《北史》、《隋书》等大量史料与寒山诗相印证,指出寒山乃为隋皇室后裔杨瓒之子杨温,因遭皇室内的妒忌与排挤及佛教思想影响而遁入空门,隐于天台山寒岩。

寒山子生平问题正如同其生活年代问题一样,到了二十世纪仍令众多学者难识其寒山真面目。

对寒山子生本的研究还有关于其葬地的探究。这方面以陈熙、陈兵香合撰《关于寒山子墓塔的探讨》[4]为代表,该文以民间流传的习俗、历史上“寒山文殊”的并称、坟内的遗物以及《天台山方外志》的记载[5] ,从而证得寒山子葬地即在寒山。

二

关于寒山子生本的研究,基本限于以上几个方面,而关于寒山诗的研究则呈现多元化势态。

对寒山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及对诗歌内容分类的研究,有以下几种看法。李振杰在《寒山和他的诗》[6] 中将寒山诗内容分为以下几种:表达对战乱时期社会伦理崩溃状况下社会中丑恶现象的讽刺和嘲弄;对山林生活的描写和吟咏;直接宣传佛理;记叙个人生活及身世。李敬一在《寒山子和他的诗》[7]中,把寒山子诗歌内容分为:反映农村生活和农民思想面貌;反映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下层群众的生活状况、揭露社会上不合理的婚姻现象;反映沙门生活,宣扬虚无观念、因果轮回、消极遁世以及描画社会炎凉世态和城镇、乡村不同习俗等几个方面。钱学烈《寒山子与寒山诗》[8]对其诗歌也作了较系统的分类,将其诗歌分为:自叙诗、隐逸诗、风俗诗、道家诗和佛家诗五类,并分别对各类诗歌作了较详尽的解释和说明。项楚《寒山诗校注·前言》中认为寒山诗“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世俗诗与宗教诗,不过,二者并不是绝对地泾渭分明的。”其世俗诗中又包括抒情咏怀诗、讽世劝俗诗、山林隐逸诗等。

[1]《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一辑

[2]《寒山子诗集校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6-7页

[3]《东南文化》1994年第二期

[4]《东南文化》1994年第二期

[5]《天台山方外志》记载:“寒山塔,在寒岩寺右洞侧,寒山入天,有梵僧杖锡黄金锁子骨,或问,对曰,吾拾菩萨舍利归西天耳!”

[6]《文学评论》1983年第六期

[7]《江汉论坛》1980年第一期

[8]《深圳大学学报》1987年第三期

通过寒山子诗歌内容的探究,可以使我们看清当时社会的基本面貌,从而进一步认识其诗歌的价值。寒山子的诗歌“有相当多的作品触及现实生活,大谈人生问题,从农业生产、社会道德、到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几乎触及了农村生活的各个角落,这部分诗歌不仅在绮靡软媚的初唐诗风笼罩下面使人感到清新可爱,就是在高亢激昂的盛唐之音回荡的时代里,也掩盖不了它的蓬勃生机和朴爽之美。”[1]寒山诗歌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对社会现实等各方面的反映表现出来。

除了对寒山诗歌总体上的内容分类研究外,由于寒山诗中表现出驳杂的儒、释、道思想,有人认为其诗从内容上看“似儒非儒,非儒亦儒;似道非道,非道亦道;似僧非僧,非僧亦僧;似俗非俗,非俗亦俗”[2],因而,对寒山诗歌宗教思想的研究也颇为重要。张立道《浅谈寒山子诗的道家思想》[3]、钱学烈《试论寒山诗中的儒家与道家思想》[4],这两篇文章对寒山诗所体现的儒、道思想有所论述。然而,寒山思想相对来说受佛教思想影响更大,其诗中体现佛禅思想的诗占一大部分。台湾黄永武指出:“唐人中以诗来写禅理,写得最多,写得境界最精湛的,应该是寒山。” [5]因而对其诗歌从禅的角度分析也是一个重要切入点。钱学烈在其《寒山子禅悦诗浅析》[6]中,将其佛禅诗分作佛教劝戒诗和禅悦诗两类,而其禅悦诗又分为禅语禅典诗、禅理诗、禅悟诗、禅境诗、禅趣诗几类,并分析各类诗歌具体包含内容及思想特征,系统地对寒山子佛禅诗进行了分类整理工作。另有何西虹的《略论寒山景物诗中的禅意》[7]一文,对寒山景物诗中所体现的禅意之美有所论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寒山诗集提要》中指出,寒山诗“其诗有工语,有率语,有庄语,有谐语”。可见寒山诗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是探究其诗的艺术特色。李振杰《寒山和他的诗》中指出,寒山诗“蕴藏着神秘的禅机哲理”、“形式自由、感情朴实”、“语言通俗”、多用“比拟的手法”等几大艺术特点。李敬一《寒山子和他的诗》中则指出,其诗歌“具有民歌那种通俗、质朴、生动、清丽的特色”、“常采用民歌中的比、兴手法”、“尤其注重自然界声音的模拟”、“体制上一般都较为短小……形式和风格是比较多样的”等艺术特点。钟文《诗僧寒山子》[8]将其艺术风格概括为“讥讽时态,毫不容情”、“劝善戒恶,富于哲理”、“俚语俱趣,拙语俱巧(沈德潜《古诗源·例言》),耐人寻味”、“有许多比喻生动的句子”、“叠字的连用”等几方面。

寒山诗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情景交融, “信手拈弄”,“机趣横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九))。程德全在《寒山子诗集跋》(见清宣统二年(1910年)刻本)中指出“以诙谐谩骂之辞,寓其牢愁悲愤之慨,发为诗歌,不名一格,莫可端倪”;王宗沐序《寒山子诗集》(见明台州计谦亨刊刻本)有“如空谷传声,乾坤间一段真韵天籁也。”的评价。项楚在《寒山诗注·前言》中认为“不拘格律,直写胸臆,或俗或雅,涉笔成趣”是寒山诗的总体风格。寒山诗所独有的风格为后代文人所模仿,从而形成独特的“寒山体”。

寒山子诗歌最大的特征就是接近口语。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中认为,寒山、拾得是七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三五个白话大诗人”之一,是继王梵志之后“佛教中的白话诗人” [9]。钱学烈《寒山子与寒山诗版本》指出:“寒山诗十分接近口语,堪称唐代白话诗的典范,在白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语言面貌,对于了解唐代口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对于研究中古和近代汉语,对于研究汉语发展史,都是极其珍贵的资料。”因而,近年来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寒山诗者也不在少数。钱学烈《寒山诗语法初探(上)》[10]从寒山诗中复

[1]《说寒山诗》载《辽宁大学学报》1986年第二期

[2]见魏子云《寒山子其人其诗之我观》

[3]载《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第一期

[4]黄永武,《寒山诗的巅峰境界》载台湾《幼师月刊》 47卷第五期1973年版

[5]《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三期

[6]《山西师大学报》 1987年第三期

[7]《文学评论》1983年第六期

[8]《文史知识》 1986年第八期

[9]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十、十一章,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0]《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3年第二期

音词的构成、代词与量词、虚词、句式四方面,探讨寒山诗的语法特点,从而指出其诗在汉语史中的地位。另外其所撰《从王梵志和寒山诗看助词“了”“着”“得”的虚化》[1]及朱汝略《寒山子诗韵试析》[2]、《对寒山子诗歌形式的再认识》[3]三篇文章,分别对寒山诗的助词及诗韵作了详尽分析。后者的研究成果推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关寒山子“今观其所作,皆信手拈弄,全作禅门偈语,不可复以诗格绳之”的论点。由以上可见,寒山诗的语言无疑在语言史上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由于寒山子及其诗歌在日本及西方得到广泛流传,因而探究其中原因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同时包括了对寒山子形象及思想的探讨。旅美台湾学者钟玲在1970年发表的《寒山在东方与西方文学界的地位》[4]一文中指出,寒山诗在日本地位高的原因有两个,其一,由于日本一流诗人多为僧人,因而其宗教诗特别是禅宗味的诗受到教高评价。其次,其诗语言通俗明了。张德中《试论美国的“寒山热”》[5]、李振杰《寒山和他的诗》[6]以及王庆云《论寒山诗及其在东西方的影响》[7]对这一问题都有所提及,皆指出了寒山思想中儒、道、佛三种思想杂糅的现象及其似疯如狂的个性特征,在后一文章中作者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寒山本然人性的原始主义精神和独居荒林寒岩的生活方式,恰好与美国现代生产、商业和机器化、电子化文明压力下青年一代对于自然和人性的呼唤融为一体,因而被‘拿来’作为理想的楷范,甚至成为美国几乎整整一代人的追求。”同时作者又能够看到寒山诗歌中“意象蕴涵的深刻、广泛,象征与组合的新颖、独到,思绪的冷峻与怅然,眼光的敏锐与跳跃,无不使读者感触,引发出关于自然与社会人生经验的共鸣和审美的共鸣,充分显示了诗中神秘世界和诗本身的魅力”。正是由于寒山本人的形象魅力与其诗歌的独到魅力征服了西方人的心灵,从而使其诗得以广泛接受与流传。

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兴起,寒山诗研究方面也引入了这一方法,这里以陆永峰《王梵志诗、寒山诗比较研究》[8]为代表。该文通过对寒山子与王梵志诗歌比较,指出二者诗虽均属俗文学范畴、在宋代均受到重视,但宋以后情况却相差悬殊,并通过对二者诗歌内容上、方法上、形式上、风格气质上的比较,指出宋以后王梵志诗不再受到重视而寒山诗依然受到重视的原因,乃在于寒山诗相对典雅,更易于被文人士大夫接受。

三

寒山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位神秘的隐士,因而其诗的结集也颇为迷离,对其诗的流传及版本的研究,也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关于寒山诗版本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疑问:一、闾邱胤序是否真实。二、寒山诗中拾得、丰干诗占多少,有无后人伪作。三,寒山诗主要版本的源与流及校勘问题。

大多学者对第一个问题持否定态度。钱穆认为“今传闾丘胤一序,显为唐末人伪撰。”(《读书散记两篇·读寒山诗》)钱学烈明确指出“寒山诗序并非闾丘胤本人所写,乃是后人伪造的”(《寒山子年代的再考证》)。

而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有较大争议。日本学术界多认为寒山诗与寒山没有多大关系。张曼涛《现代日本学者对寒山诗的评价与解释》[9]中介绍了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发表于1944年的《寒山诗与寒山拾得之说话》一文。张曼涛对该文的观点作了如下说明:“第一是,他指出寒山诗是否真如传说的实有其人,是一疑问。寒山诗的内容,所含的性质不一,……他觉得在同一个诗人的作品里,具有这样多的复杂思想,在寒山之前,中国诗史上,似乎还未曾见过,因此他说是否出自

[1]《深圳大学学报》 1993年第二期

[2]《东南文化》 1990年第六期

[3] 载《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第一期

[4]1970.3台湾《中央日报》副刊,转载于台湾《中国诗季刊》三卷四期,1972年出版

[5] 同[3]

[6]《文学评论》1983年第六期]

[7]《烟台师院学报》 1990年第一期

[9] 载台湾《狮子吼》10卷第11期1971年出版

一人的作品,很值得疑问。……第二是,他指出寒山诗与传奇的人物寒山,可以看作两回事。津田说:‘寒山诗集中的诗,特别是关于所谓疯狂之士的表现作品,我们一点也看不出来,……若如是,则寒山诗与传说的寒山其人,很显然的,不是完一两回事么?’。”日本学者入矢义高于五十年代撰文《寒山诗管窥》[1],他也认为寒山子诗不可看作其一人所作。大田悌藏在《寒山诗解说》[2] 中写道:“但事实上亦可能仅为在此前后有禅僧道翘者,假名寒山拾得赋诗述怀,使时俗视彼等为狂士而已。”他认为寒山诗乃假托之作。

国内持此观点的仅为少数。孙昌武《寒山传说与寒山诗》[3] 指出:“寒山诗非寒山子一人所作,应另有一个寒山诗的作者群,寒山子只是其中的一人(或者主要的一人)而已。”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寒山诗乃寒山本人所作,只是数量问题及少数几首诗的归属问题需作探讨。钱学烈《寒山子与寒山诗版本》[4] 认为:灵府所序集的寒山诗中有无拾得诗已不可知,但本寂《对寒山子诗》中肯定有拾得诗,拾得诗“伪作最晚当是南宋淳熙己酉(1184年)以前的作品,因为目前所见志南于淳熙己酉刊刻的版本中,拾得诗已有五十七首”。丰干诗在宋版本《寒山子诗集》中仅有二首,且其中“本来无一物,亦无尘可拂”当纯属后人伪造。

关于第三个问题,近年来学者著述甚丰。浙江师大陈耀东所撰寒山诗集版本研究系列论文[5] ,1997年3月在香港召开的“中国诗歌与宗教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唐代诗僧传本研究》,及其《版本源流总表》,这一系列文章中收集了宋、元、明、清以来海内外百余种版本、写本、校本、注本,源流分梳极其详尽。深圳大学钱学烈《寒山子与寒山诗版本》也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指出寒山诗集的五种源本,即为:宋版本、国清寺本、东皋寺本、无我慧身本、宝祐本。并对此五种版本的特征、年代、刊刻者作了详细说明。另外该文对清以前较常见的十三种版本做了分类及考订工作。另外四川大学项楚《寒山诗籀读札记》[6] 对寒山诗中校难把握的二十一条注释及校勘作了详细说明及论证。

由于二十世纪中寒山诗在美国及日本得到广泛流传,故研究其诗在国外流传的版本及译本情况也成为必要。张德中《试论美国的“寒山热”》[7] 收集了寒山诗在美国的三个主要译本,它们是:阿瑟·韦利《寒山诗二十七首》(Arthur Waley 27 Poems by Han Shan),1954年9月在美国《文汇》杂志(Encounter)上发表;伯顿·沃森《唐诗人寒山诗一百首》(Burton Watson Cold Mountain: 100 Poems by the Tang Poet Han Shan),1962年由纽约丛林出版社出版(New York Grove Press);加里·斯奈德《寒山诗二十四首》(Gary Snyder Cold Mountain Poems),1956年8月在《常绿译论》杂志(Evergreen Review)上发表。钱学烈《寒山诗的流传与寒山诗研究》[9] 介绍了寒山诗在日本的版本及译本情况:“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翻印了日本皇宫书陵部珍藏之宋版本,……1958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入矢义高译注的寒山诗选,选诗120余首,后收在1984年出版之《中国诗人选集》中。这期间还有入谷仙介等译注的寒山诗集。”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整个二十世纪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寒山诗受到越来越广大地域中读者的喜爱,对其人其诗的研究愈来愈呈现出多角度、多层面的状况。寒山,这位神秘的隐者,以其特有的诗人气质及诗歌魅力扣开了中西方读者的心扉,促进了中西方文化间的融合,渗透与交流。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必将有更多“明眼人”成为他的知音,去了解、发掘这颗中华民族文学长河中的魂宝!

[1]载《东方学报京都》第二八辑1958年中译载《古籍整理与研究》第四期

[2]曹潜译,载台湾《中国诗季刊》第四卷第三期待1973年9月版

[3]载《南开文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本

[4]见《寒山子与寒山诗版本》载于《文学遗产(总十六缉)》130-143页

[5]《浙江师大学报》1995年、1996年、1997年及1997年3月在香港召开的“中国新诗歌与宗教

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当代诗僧〈寒山子诗集〉传本研究》及其《寒山诗集版本源流总表》

[6]载《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

[7]载《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第一期

[8]《寒山拾得诗校评》第5页钱学烈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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