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者的学佛风气

圣严法师 | 作者：圣严法师 [投稿]

现代学者的学佛风气

传统的儒家学者,受了宋明理学的影响,基本上是反对佛教而且是否定佛书的,但是现代的中国学者,凡是有深度的,不论是文、史、哲学的那一种专家,多少都会涉猎佛书与佛学,甚至也有若干程度的信仰倾向。例如已故唐君毅先生虽未学佛,他的母亲过世,却到佛寺超度。已故方东美先生,晚年对于华严哲学的钻研消化与阐发,功力相当深厚;牟宗三先生原不重视佛学,但至晚年也勠力探究天台哲学,他们两位均有大部的佛学专作问世,不论其观点能否与传统或正统的佛教相应相和,他们肯定了佛学的崇高价值,乃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他们的学生群中,如今正值盛年的好多位知名学者,也多涉猎佛学,乃至专教佛学、专写佛学。

被誉为现代的史学大师钱穆先生,于一九六○年代,为国人公开指出十种必读之书,其中即有一种是《六祖坛经》。去年十一月四日,以八十六岁高寿,病逝于台北的文坛一瑰宝梁实秋先生,曾经列举了影响他最深的八部书,其中也有一部是《六祖坛经》,他的启蒙佛书是《金刚经》及《心经》,晚年则饱读经、史、杜诗、古文的同时,也读《高僧传》。梁先生在所有的宗教中,最爱佛教的禅宗,他以为那是中国化了的佛教,虽然他自己由于被太多的感情所束缚,未能斩断那些缰锁,并且本身又以逻辑的方式思惟,不能达成顿悟式的明心见性,却能相信并肯定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见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六两日《中央日报》海外版副刊所载,林慧峰及丘秀芷对梁先生生前的专访)。此外,其他尚有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及作家,在向佛典中探索;而最受现代学者欢迎的,乃是禅宗的典籍。

国际上的学术界,也在渐渐转变,早期的欧美学者研究佛教,其兴趣乃在于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目的不为学佛。此在二十年前乃至目前为止的台湾,要求各大学中,研究佛学,仍是限于学术的而非宗教的。然在日本,研究佛教学的人,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寺院,并且具备传教士或布教师的身分,他们的信仰,并未影响到客观研究的学术成就。因此,今日西方学府中,新生代的佛教学者,很多已是佛教的信徒,而且也有一些修行的经验。他们执教于东方语文系、宗教系及哲学系,不是曾跟禅师学禅,便是曾向喇嘛学密,比例上仍是学禅的较多。尤其近年来,美国各大学的预算缩减,教东方宗教的,往往兼开西方宗教的课,教西方宗教的也被逼得要懂东方宗教,教哲学的也可能会被排上印度哲学及佛教哲学的课。所以,佛学在西方学府中的学者之间,渐渐受到普遍的重视。据一份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的宗教学教授名单(Sscr membership)所列,如今在欧美等地各大学府教授佛学的人,有一百七十多位,他们在接触佛学之后,进一步体验修持的方法,也是人之常情。有些年龄在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的教授,根本是先对佛教的修行方法有了兴趣,才专攻佛学而成为学者的。

其实,西方社会,若没有宗教,便无伦理道德的依准,学者研究宗教、教授宗教,而不得信仰宗教,那是不合情理的。比如既研究孔孟学说,也在传授孔孟思想,竟然不得信仰孔孟思想,才算是保持客观立场的学者,岂是合理的现象?故在美国的学府中,研究佛学的学者,成为佛法的修行者及护持者的风气,已越来越盛。

清末以来,由于我国的国势颓唐,列强侵蚀,保守者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激进者高倡全面西化。中学是指儒家学术,西学是指科技文明,以致否定佛教的价值,忽视佛法的作用,士大夫阶级的知识分子,均以学佛为逃避和消极,信佛是可耻的愚行。直到杨仁山居士创办祇洹精舍,出了太虚及欧阳竟无等僧俗的佛学大师,读书人之中,渐渐地又有向往佛学及学佛的倾向。然而国民政府的高层人士,多半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上行下效,佛教依然不受重视。高层人士,纵然信佛,也多不便公开承认。不过此种形势,近十多年来,已在改变,名学者、名作家、名记者,对佛学,尤其是禅学,产生兴趣者,越来越多。在国内外拥有硕士及博士头衔的科技专家,信佛学佛的人数,也日益增加。僧尼之中,获有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比率,也在与日俱增。这是相对和必然的现象,学者学佛的现象普及,也可刺激僧尼素质的提升,僧尼的学养提升,方能更普遍地接引高级的知识分子。当然,僧尼之能接引高级知识分子,往往也不一定需要受过高等学府的一般教育,除了学养,更重要的尚得有卓越的宗教情操及深厚的修持经验,例如明末的莲池大师袾宏,他是学者,更是高僧,故对接引当时的学者居士,特具方便,甚至像钱谦益那样的旷世奇才,也对莲池及紫柏两位大师执弟子礼。民初的虚云、印光、太虚等大师,也具有这种力量。

因此,由于现代学者学佛的风气渐渐盛行,佛教界的有心之士,对于今后僧尼素质的提升,必须全力以赴,否则,学者学佛,仅止于学佛崇法而不敬僧,三宝不具足,岂算是佛教!愿我教界大德们共勉之。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人生》五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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