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

巨赞法师 | [投稿]

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

巨赞

从佛教的破除迷信说起

墨子志天,明鬼,而“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2〕,他的“道统”,从此再传即绝。原因据说是中国人迷信宗教的心理,素称薄弱;孔子的确也说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教条。但是自从“梦见金人”、“白马驮经”以来。到现在1872年(公元68——1940年),佛教非但控制着中国大部分民间思想〔2〕,柳翼谋先生还说:“佛学发天人之秘,拯盗杀之迷,吾国思想高尚之人,亦遂研精其学以为范”〔3〕。为什么?约翰根室(JohnGunther)说:“佛教不承认任何神为最高存在物,佛教是一种行为的模范,一种合理主义的体验,……所以极迎合中国人的嗜好”〔4〕。此外还有人说:“佛教非宗教,非上帝观。非宇宙论,非多神之崇拜者:是富有道德的系统,为各宗各教之最高峰;其在哲学上的地位,已被世界各国共同承认为现代最精密的理论派。释迦牟尼的地位,实超越于达尔文,利特雷诸人之上”〔5〕。那末佛教决不是初民心境中神秘迷信的产物,佛教徒当然更不是传习巫术(magic)、播植迷信以自活的巫师。

释迦牟尼成佛之前,整个印度,笼罩在婆罗门神话的氛围之下。社会上严格地分成四个贵贱贫富悬殊的阶级,奉行着繁文褥节的祀神仪式,口里还喃喃地背诵收集在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里的各种咒语,祈求平安、长生,和赌博时的幸运,或希图藉以驱除野兽,疾病,仇敌与魔鬼。佛则大声疾呼,一扫而空,非但不准来自各个阶级,而融融泄泄如父子兄弟的门徒祀神,并且连占卜星相运气炼丹也在禁止之列,所以佛教是彻底破除迷信的、革命的。《景德传灯录》上告说我们,唐代的禅宗寺院里,有许多简直没有大殿,不塑佛像。而当时那些继往开来的“祖师”,如马祖、百丈、黄蘖、灵佑,则大都采取生活自给的办法,参禅不忘种田。这和1239年佛罗伦斯的San Donato Frael Torri寺院,从事机织以自给的办法有点仿佛〔6〕。就社会经济条件和慈悲平等的立场上研究起来,当然是值得称誉为“合理”的,虽然锡兰缅甸的僧徒,至今还固执地以实行沿门托钵的原始佛教制度为合法。

然而奇怪的是:傅弈、韩愈以后,像欧阳修、王船山之流,时刻诋毁着和尚们的不织而衣、不耕而食,寺庙生活情形,反一天一天违背唐代的合理性,以至于构成现在丛林商店化、地主化、小庙家庭化的畸形状态。所谓最精密的理论,自宋以来,就逐渐被那些多闲的长老们菲薄着,目为义学空谈。大部分和尚,本来是为着生活出家,更用不着佛理。整个佛教界浮沉在愚河痴海的无知浊浪之中,跟着来的就是迷信的“慈航”。佛非但需要批发他所毁弃过的祀神仪式和咒语,同时还得披上方士式的八卦道袍。同源论取中道而代之,也还可以勉强名之曰清谈或空谈,纵然并不是学理;定数论、定命论则暗地里戕害着广大群众奋发有为的心灵,敌人正利用他麻醉我沦陷区内的同胞。此岂佛所及料哉!怎怪得社会人士,对于佛教与佛教徒的讥诮攻难?这之间,便有新佛教运动发生。

以前种种

新佛教运动的发端,应该推溯到同治五年杨仁山先生在南京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有了他,我们才能看见号称基本佛学,而“道丧千载”的相宗典籍,元明以来非科学的佛学研究方法,为之一变。其后仁老就刻经处设立只桓精舍,想借以培植一批新的干部,能够直接从梵文巴利文的原典,考校历来翻译的同异,以资雕印方册全藏。曼殊大师也是教师之一。好事多磨,不久就告停顿。金陵同仁,一方面还是募款刻经,一方面则另办佛学研究会,从事于法相唯识的钻研,主其事者为宜黄欧阳竟无先生。据欧阳先生的口述,那时他们生活环境很苦,常常要自己动手烧饭,参考书籍的供应又不够;一宁不明,穷思累月,令人想起日本维新志士,没有文法、字典作参考,埋头学习荷兰文、英文的艰苦作风。

又据传说:端午桥于两江总督任内,因只桓精舍停止,曾在南京创办僧立师范学堂,谛闲、月霞两法师相继主持其事。革命军兴,午桥被害川中,僧立师范学堂校舍全毁,当时的一切组织教育情形,也因之泯灭无存,可以说是新佛教运动的第一场损失。和僧立师范学堂同时,湖南新学之风正盛,庙产兴学的风潮,逼得长沙的和尚也办了一个僧学校。那完全出于临时抑制的心理,事过境迁,自然偃旗息鼓,经过情形,也很难考索。据说为长沙和尚献此抵制妙策者日僧水野梅晓,民国以来颇有师其成法,与社会周旋者,这是新佛教运动当中的“油瓶”。

由于金陵刻经处、只桓精舍、佛学研究会的开发,民国元年才有佛教会的组织,发起人蒯若木,孙少候,李证刚,欧阳竟无等,都是杨仁山先生的朋友或弟子。他们想使政教分立,彻底改组佛教的阵容,所以对国民政府用公函而不用呈。那时,国父是临时大总统,对此很为赞成,有函复佛教会云:

敬复者顷奉公函,暨佛教会大纲及其余二件,均悉。贵会揭宏通佛教,提振戒法,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道衰久矣,得诸君子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暨畅宗风,亦裨世道,曷胜瞻仰赞叹。近时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民国约法第五条载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二条第七项载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条文虽简而含义甚宏。是贵会所要求者尽为约法所容许。凡承乏公仆者皆当力体斯旨,一律奉行。此文所敢明告者。所有贵会大纲,已交教育部存案。要求条件亦一律附发。复问道安。孙文谨肃。

这新佛教运动史料中的瑰宝,原件似乎保存在支那内学院。当时可惜干部缺乏,居士和尚复不能协调,蒯若木等遂完全退出,交诗僧寄禅接办。寄禅受和尚们包围,佛教会的宗旨,由政教分立彻底改组佛教阵容,而变为乞求政府通融,保护庙产。新佛教运动的一片慈云,又被“业风”吹散。

太虚法师是只桓精舍的学生,天然是新佛教运动的同志。民元政治革命的成功,激励他和仁山法师等对准旧僧的堡垒投了一颗炸弹——闹金山。可是佛教会早就“变相”,并且交结权贵,根深蒂固。他们失败,太虚则消声匿迹,在浙江普陀山闭关三年。印光法师对我说:他在关房里写了许多改革僧制的计划,《整理僧伽制度论》也是那时写的。他的天分本来很高,文字也相当动人,出了关,时事又许可他“继续努力”,才有《海潮音》佛学杂志出世,开展新僧运动的广大宣传。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以及汉藏教理院等等都是在这种宣传下面建立起来的,而武昌佛学院则是新僧的黄埔。

比武昌佛学院的建立稍前,欧阳竟无先生扩充佛学研究会而成支那内学院。沈子培、章太炎、陈三立、叶恭绰、梁启超等皆是热心赞助之人。登高一呼,众山悉应,接着就有法相大学出现。蒋维乔、梁启超都去听讲,其盛可知。至于开办法相大学的目的,一般人总以为不过整理教理而已,其实小看了他们。他们想把法相大学逐年毕业的学生,调和在整个教育界中,佛化全国。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府奠都南京,法相大学校址以地当冲要被收买,一切计划,就此停顿。而内学院的同门如汤用彤、景昌极、熊十力、缪风林、蒙文通、盛成中等,都是大学教授,对于佛化的推进,当然还是很有关系。

太虚法师的计划也很伟大,他自己说:“统率无方,实行不足”,所以有许多事业,没有经过必要的阶段而躐等以进;和文化界也失去学术上的联系,影响到干部的健全,阻滞了发展的进程。从前新旧僧之争,曾经闹得烈烈轰轰,像煞有介事,结果逐渐消沉,以至于新旧僧同流合污。民国二十年左右,已经不大听到新的论调,抗战以后,似乎又有点起色。不过如芝峰、大醒、法舫、法尊、竺摩、印顺诸师,在学问和事业上,都是很有办法的。新僧运动终于要在他们手里成功。

推波助澜

“抗战烽火”烧着“拖地的眉毛”,东战场上僧侣救护队的劳绩是不可磨灭的,新僧所为也,谁也不能否认是新僧的一大进步。停顿、解散,不是他们的过失,没有做到的地方,我们替他补上了。

去年南昌失守之后,整个湖南震荡着,连我在南岳福严寺讲学的华严研究社也起了骚动。我们以为佛不许可侵略,所以鼓励抗战;佛教徒是应该参加阻灭侵略的抗战阵线的;同时对于民众的动员,佛教徒也可以为国家民族尽一点力。所以××干部训练班的政治部主任陈石经军长帮助我们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并且关切地指出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第一,用佛教反侵略的理论,对大部分信佛的日寇努力宣传,使他们知道宗教上所指示的侵略的恶果,而厌战反战。

第二,联合世界佛教徒及各宗教徒,在精神和物质方面,作反侵略的总动员。

第三,利用广大群众,对于佛菩萨的信仰,说明佛菩萨也要他们起来保护祖国,以坚定其抗战的决心。

第四,打破日寇在南方佛教国如缅甸、暹罗、锡兰、安南等处所作征服中国就是挽救佛教的歪曲宣传。

第五,要严密地把各地佛教徒组织起来,拉到抗战的阵线里去。

第六,要以纯正的佛理,洗涤佛教界内一般不正确的理论与组织。

佛教青年服务团,就在这几个工作目标之下,取得第X战区政治部的补助而成立。我们的同志——大定、光宗、澄源、洗尘、明恒、明悟、理妙、西岸、洁矩、遍济、焕文、法奘,……——都认为参加抗战,是佛教救世精神具体的表现,同时也就是宣传佛教的绝好时机,所以大家很兴奋,不怕吃苦。

在南岳,我们策动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集中南岳全山壮丁年龄内的僧道训练一月,结业后,他们组织流动工作团,由暮笳法师率领,出发衡阳、湘潭一带工作,很得到各界的好评。至今衡阳湘潭的墙壁上,还可以看见“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地狱”等一类佛化巨型标语,严肃地教训着来往的人们。

“七·七”二周年纪念,我们奉令到长沙工作,在省动员委员会,《国民日报》的招待席上,任启珊先生希望我们领导长沙僧尼精神动员,举行国民公约宣誓。我们都诚恳地接受了,当时我曾说:希望省动会能够领导长沙市内各宗教徒联合起来,组织反侵略同盟,响应国际反侵略大会。他们都以为足。后来我和长沙基督教育年会的张以藩、李振声商量,也很赞成,九政主任胡越并且督促过他们。湘北会战前夕的紧张,粉碎了我们的一切计划,可恨日本强盗!

长沙各界青年献心会,也是我们和长沙青年会、省动员委员会、青年记者学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伤兵之友社等十几个青年团体配合着举行的。此外如劳军,出壁报,假阵中日报副刊地位出佛青特刊,参加各种纪念会,讨汪大会,征募寒衣运动等。都是关于扩大影响一方面的工作。

本位工作则除帮助长沙市县佛教会,调查长沙市县最近僧尼人数及庙产外,还和他们联合组织长沙佛教青年战时训练委员会,筹办僧伽训练班,报名投考者五十余人,定于9月30日开学。湘北紧张,不得巳而解散,损失一两千元,佛青团也随之幻灭。

检讨到马丁路德

一提起新佛教运动,常常会想到马丁路德。他窥见贵族之私、发表告日曼贵族辞,(An Address to the German nobility)力斥宗教捐税之苛,又谓废弃朝拜圣地的习惯并诸节期之后,可使实业繁盛,而贵族得坐收其利。贵族如Ulrich VonHutten之流,才帮助他摆脱旧教的谋害而为所欲为,这样才有新教出现。引起农民革命,出于他意料之外,贵族又岂能放过他,他的造成严重的错误,〔7〕,真可以说:“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桑戴克(Lynn Thorndike)说:“基督教改革,非通俗运动,且未容成通俗运动。……基督教改革中,民力,经济上,或社会上,政治上所得极微,而废除瞻仰圣地习惯,取消各种基督教团体,及减少节期等事,反使民众失旧日及时行乐之美俗。……基督教改革后,文化益与宗教分离,而教会不复为文化领袖”〔8〕。这是很可以做新佛教运动之借镜与警惕的。

现在,是全面抗战,全民动员的时候,新佛教运动的同志前面,只有一个敌人——吮吸人类血液的日本恶魔。后面,足敌忾同仇的广大民众。除掉联合广大民众,一致降魔克敌之外,不用发表什么“辞”,自然不会引起什么意外而助纣为虐。这才是我佛慈悲平等的宗旨。对于民众经济上,或社会上政治上的所得如何,现在还不敢说,通俗两个字是可以做到的。既能做到通俗,或者就不会与文化分离;纵不为文化领袖,亦不失为策动社会进化有力的一员。

杨仁山先生的苦心孤诣,不用我们有所置喙。时代没有要他做别的工作,刻经、讲学、着书,奠定了新佛教运动的基业,对于文化上的贡献,是难以估价的。何况欧阳竟无先生能够继续他的理想,不断奋斗渐抵于成功--精刻全藏;太虚法师也还能不背师说,另辟门庭。

欧阳先生说:主持佛教,全靠出家比丘,居士们只能从旁辅助。法相大学停办之后,他想买西方寺给内学院的僧众同学组织模范丛林,后来又想向陈铭枢要南京麒麟门外的空地,建设一个小规模的僧园。“因缘不顺”,都没有成功。我们由此窥见欧阳先生护法的愿望,并不止于一般人所知道的考订章疏而已。“七·七”前他编印过《词品甲》,《四书读》,翻刻过《心史》,都足激扬民气、鼓励抗战的作品。日华佛教研究会的日本和尚,几次要求见面、参观,都被严词拒绝,这在佛教界可以说是空前盛事,值得钦佩的。但是宏传的方法,不甚通俗,有时且失之呆板,所以影响不很大。

太虚法师此次率领国际佛教访问团出国工作,这是他的一大进步,对于他计划中的事业,当然很有帮助。不过他是比较偏于文艺性的人,又天生是宣传家的性格,当真要他做事,非有热心护法、头脑清晰的中坚人物帮他不可。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先把他的部下调整一下,同时更能解除居士们的包围,新僧运动才有办法。否则需要兑现的现实终归会使他苦闷的。我祝福他康健!期待他成功!

前几年,上海出现了菩提学会的组织,是汤芗铭之辈发起的,班禅大师坐第一把交椅。听说计划很大,也想从而改革全国佛教。我不大清楚其中内容,姑引逸士先生《请益菩提学会》一文以作参考:

菩提学会,比来曾陆续以缘起简章征求发起人,暨一次二次之筹备会议录,播扬报章。吾人考阅之下,不能无疑于斯会。考斯会以翻译、传授、受学、讲辩、修持、编辑、流通藏文经法为筹备事业。然此诸事,南京支那内学院首曾翻译流通藏文之《唯识三十论》,及在翻译中之《现观庄严论》等;次之则有康藏学法团大勇、法尊、超一等所译之《菩提道次第》,及《菩萨戒摄颂》等多种。而专从事西藏经法之学者,先有大勇等在北京之佛教藏文学院,次有赴康入藏之学法团三四十人。近年又有太虚等办于四川之汉藏教理院。皆为举办此等事业已着成绩之先进。而斯会对之毫无表述,并闻所将从事翻译者,亦仅为菩提道等。乃张提其事,既分途四出,召集人材,并呈请设立译场,拨助经费。掩人之美,掠人之功,上欺政府,下罔人民。此于斯会之事业不能无疑者一。按斯会征求发起人启,首云屡承班禅大师提倡,同仁莫不欣从。尝质班禅左右,则班禅实出于应酬,故不无假借招摇之嫌。进察之,所谓筹备委员之主席主任等名单,于西藏学者之法尊、超一、大刚等,南北素着之欧阳渐、吕澂、王弘愿、韩德清、胡子笏、范古农等,及僧中负时望之印光、太虚、兴慈、仁山、常惺、持松等均不邀与,而以圆瑛为副主席。其不重人材,不求实际,惟以声气号召,别有企图,此于斯会人选不能无疑者二。……

至于许多寺庙里面私立的佛学院,如:天宁寺学戒堂、超岸寺佛学院、竹林佛学院之类,都是临时抵制外界压迫的护身符。既没有别的目标,也不愿意想办法。招几个失学的小和尚教教如是我闻,诗云:子曰,对于佛教有什么好处。必然的,他们将与菩提学会一样,在时代高潮的冲激之下,没落,沦亡,而存下的只有朝气蓬勃、活泼泼的新佛教运动。马丁路德还不够做我们的模范,我们要揭示佛陀牺牲无我的精神,外抗强敌,内化民贼,从自力更生的中华民族领土里,完成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建设人间的极乐世界。前进的佛教同仁,团结起来!

前路

现在要讨论到如何完成新佛教运动了。第一:新佛教运动要和全面抗战、全民动员的阵容配合着,普遍发动佛教同仁参加实际工作,这对于国家、民族贡献之大,上面已经说过不必再提。同时由于工作的陶冶,经验的鞭策,可以将佛教界内一般不正确的观念纠正过来,改少新佛教运动前途的纠纷:从而能够训练出一批新的干部,渗入佛教团体的各个部门广为新佛教运动工作,也不是做不到。

办法:根据去年在湖南工作的经验,需要组织一个像“中国回教徒救国后援会”、“中国基督教徒抗战后援会”之类的、全国性质的佛教徒抗战团体。有了这,各地工作的步伐,才能一致,才能密切联系,就是向国内外呼吁募款也容易有办法;而热心奔走的志士仁人,才不会引起顽固派的惊惧、歧视,以至于被攻击毁谤。不过佛教界内死气沉沉已久,各自为政则自古已然,单靠几个大德的提倡、宣传,不会有什么作用的。譬如:“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假定没有胡越策动、赵恒惕发起,单靠我奔走呼号,恐怕连筹备会的影子也看不见。所以我诚挚地、热切地期望着党政当局,注意佛教问题,注意新佛教运动在抗战,建国乃至学术文化上所可以发挥的力量。

有了全国性质的佛教徒抗战团体,各省各县,都可以依法组织起来。据统计,全国出家僧尼约百余万,各大小庙的财力,也并不能算贫乏。就单办救护一项吧,至少可以供给一两个战区的需要,何况精神动员的意义,比这还大得多呢?

第二:整理僧制。目前的僧制,非但违反唐代的办法,亦且非佛所许可。其招致全社会的非难,真是理所当然。太虚法师的整理僧伽制度论,是前二十几年的东西,有许多议论失了时代价值,须要修改。我以为整理僧制,应该确定两个目标:一、生产化;二、学术化。

生产化是僧徒各尽所能,生活自给。绝对避免土劣式的收租放债和买卖式的迷信营业。效法马祖、百丈的自耕自食,或San Dona to Frale Torri寺院的从事手工业,是最妥当的办法。这样,做和尚并不是一种职业,而也能参加劳动生产。对于社会经济,关系最大,增加一般僧徒的健康,犹其余事。写到此地,我觉得目前一般僧徒之几乎完全无知无识,原因是在懒;懒则由于身体之不健康,吃现成饭有以致之。生产化增加了僧界的健康,把懒的魔鬼从佛教界里驱逐出去,则一切才有办法。

学术化则恢复原始僧伽制度,使每一个庙都造成学术团体,而每一个和尚都是文化人。玄奘法师在印度学法的那烂陀寺,六朝慧远法师所组织的东林寺,都是这种办法。所以当时的佛教,能够领袖文坛,而慧远法师的师傅,被崇拜着,有“学不师安,义不经难”之语。

跟着第一个目标来的工作是全国庙产的统制,跟着第二个目标的工作是全国僧尼的淘汰。这与抗战建国的前途,关系非常重大。新佛教运动要在这里替佛教、替国家民族打开一条路出来。详细办法,非此所能尽。

第三:整理教理。关于教理的整理,有许多人想做、在做,大都是考证方面的。我觉得至目前为止,佛教界内各种着作,都还没有和当前的问题衔接。也就是说,没有能够用纯正的佛理,明确地、简单地,替人类解答科学上、哲学上,以及社会政治上的许多问题。这就需要新佛教运动者,在“体验佛理”、服务人群之外,对于世界上的一切学问,都要有深切的了解才行。我在湖南工作停顿之后,筹备出国研究者在此。可是事情太大问题太多,决不是一个人一生一世所能做得到,“所以目前最紧要的,是找一个新佛教运动的据点。有了据点,才能集中人材,分工合作。

至于全部藏经的整理,内学院现正筹雕精刻全藏,其成就当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之上,希望各界帮助他。此外如西藏、锡兰、暹罗、缅甸等处佛教的研究与翻译,印度佛教史迹的调查,也有人在孜孜从事。而佛教内各个问题的穷源竟流,如:戒律的系统研究,小乘务部本末义的研究,大乘各宗义理与史实的研究,中国佛教史研究,都还没有可以大书特书的成绩。贫乏的中国佛教界,有待于新佛教运动来开垦的肥硕的田园呀!

话又要讲到广西省佛教会。他,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历史、三百多会员,似乎够不上做新佛教运动的根据地。可是由于他本身的没有阻力,党政界的开明,加上文化界的热烈同情,我们想在这里建立新佛教运动的基址。目前,假定能够找到会址的话,马上可以集合一部分去年在湖南参加工作的青年同志,来完成“佛青”、“佛救”、“佛抗”未完成的工作。同时想应用生产化、学术化的原则,组织一个实验丛林,为全国佛教界之侣。其余的工作,就可借之逐渐推进。但愿各界人士指导帮助我们!

编者按:本文略有删节

(原载.《狮子吼月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附注:

(1)《墨予公榆篇》

(2)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3)柳论征:《中国文化史》

(4)《亚洲内幕》第24章

(5)The great French master's essay on the religion of the Buddha in his life and letter

(6)《意大利社会经济史》

(7)Katharine K.Green Martin Luther

(8)《世界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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