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与禅——为东坡九百零五年生辰纪念作

巨赞法师 | [投稿]

东坡与禅——为东坡九百零五年生辰纪念作

巨赞法师

“禅”是梵文“禅那”的省翻,玄奘法师意译为“静虑”,其实就是“定”,“止”,或“静坐”。这不是佛教的殊胜法门,释迦出世之前,印度的瑜伽学派就很讲究这一套,从各家广律上考察起来,佛在世时,佛弟子们对此也很注意。佛教西来之初,像安世高等译师所翻译的禅经,都是偏向这——方面的,通常称之为“小乘禅”。之后,仲长流开两晋清谈之风,整个学术界为之披靡,禅学因而也渐渐改变学风。关于达摩的传法,近来有许多学者以为和初唐的六祖惠能不是同一系统,可是道宣《续高僧传》上明明说,二祖慧可得法之后,“在邺盛弘,滞文之徒,是非纷起”,而慧可的法弟向居士所传下来的偈,的确也合乎惠能以后禅门的所谓“祖印”,可见从达摩到惠能,思想上是联贯的。同时更证以梁代传翕宝志等人的行径,我们可以决定的说,两晋南北朝禅学的内容,已经融合了当时学术界新的精神,而向着更活泼,更直捷了当的目标走了。这——作风的具体表现者,即为——字不识的六祖惠能。

《六祖坛经》高唱“定慧等学”,以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者为“不可与语”的邪见人,和小乘禅确好是一个相对,称之为禅,实在不大确当,所以后来大都称之为“宗门”。近人又替代新立了一个名目——“中国禅”。

如果再从学术演变的公式推广起来,在两汉经术支离破碎之时,有玄学清谈的兴起,实屁势所必然。惠能之前,玄奘法师替佛教界奠定了学术的基础,他的门弟子,纷纷造疏注释经论,当时的僧徒几乎个个都知道“百法”,“五蕴”,乃至“唯识”。可是说愈杂而理愈晦,对于修养,并无多大用处,“——针见血”,“单刀直入”,成为佛教界…—致的要求。惠能的说法,于是风靡——世,中唐以后,压倒一切,玄奘门下的各种章疏,因之无人过问而渐渐失传。禅宗在佛教史上的重要,比清谈在儒家的领域里大得多了。

至此我们可以晓得,禅宗是佛教西来以后,外借玄学清谈的引发,内因迫切求真的要求,而洗炼出来的—点精华。他摄取了其他各宗派的特点而不板滞,不堆砌,深刻亲切,生龙活虎,很合于士大夫们的口味,所以王维、白居易、柳宗元、李翱等人都喜欢和禅僧往来,就是辟佛着名的韩昌黎,见到了大颠,也不能不说:“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物所侵扰。虽不尽解其语,要自胸中无滞碍因与往还。”记得有人问王安石,孟子以后何以没有人?王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英雄,故皆投入佛门,如道一百丈皆是。”道一,惠能的再传弟子,百丈又是道一的弟子,都是宗师。

禅宗到唐末,已经分成五派,质朴的棒喝和机语,渐渐应用诗文警句,北宋更甚,同时又喜欢援儒入释,引儒书——尤其是《论语》、《中庸》,证佛理。譬如大慧杲禅师问黄山谷如何是“吾无隐乎尔”,山谷几无语,都不相契。后来偶闻木樨香,大慧禅师随口念了一句“吾无隐乎尔”,山谷顿时大悟。这番作用,非常巧妙,一方面可借以打通儒佛的壁垒,一方面则能够有力地吸引“天机清妙”的学者,使之皈佛,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苏东坡。

东坡十岁左右作《爰候太初论》,已经有“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姜”之语,他,其如宋《孝宗文集赞》所说的“手扶云汉,元气淋漓”。《冷斋夜话》记公七八岁时梦身是僧,往来陕右,元丰七年,子由和省聪禅师云庵禅师三人,又有同梦迎戒禅师的事。所以宗门的传记上,都说东坡是黄梅五祖寺的戒演禅师托生,而他晚年所作《南华寺》诗也说:“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练,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可见他自己也承认的。不过他在眉州,虽然见过“能知孟昶宫中事”的朱姓老尼,并没有机会学佛,子由的《东坡先生墓志铭》上说:“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挚书,论古念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英。作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这是东坡少时的学历,当然说不上深造,所以子由的《龙川略志》和俞琰的《席上腐谈》里都说东坡尝从一僧受点金术,他《上张安道论养生诀》的书中,则有“神仙长生不死非虚语”,“长生根本,幸深加宝秘,勿使庸夫妄窥之,以泄至道”等语,东坡后来好佛,大概渊源于学道。

东坡和禅僧往来,始于治平三年,丁老苏忧,扶柩回籍的时候,所与游者名惟简。东坡因为他的请求,把在京中收藏的唐画四菩萨版舍入寺中,惟简为此大兴土木,费钱百万,造大阇藏之,东坡助钱二十之一,有《四菩萨阇记》,不曾讲到佛理,当时他的年龄为三十二岁。熙宁二年,入京供职,替王赞写《莲花经》。以后悴杭州,守密州,入徐州,转潮州,谪黄州,所与游者,如孤山的惠勤惠恩,天竺的辨才,净慈的本长老,金山的宝觉,东林的总长者,和大觉琏、佛印、参寥、仲殊等,都是一时有名的禅僧,性情与学力,与东坡又不相上下。东坡至此,即不欲参禅,亦不可得,何况他本来与此道相近,这对于他的道德文章,都有莫大的帮助,我们不妨拿他的诗做凭证来分析。

一般讲东坡的诗,大都划分为少年、壮年、老年三个时期。少年时期的作品,像《怪石二十三韵》,全用老苏家法;《送宋君用三十五韵》,虽说伸缩转折,极尽腾挪之势,但还没有能独辟蹊径。再就《风翔八观》说罢,《石鼓歌》气魄雄厚,辞旨道劲,虽然是以上追昌黎,而意境不过是:“潭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当年谁人位祖龙,上蔡公子牵黄狗”,“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不能说他怎样高超融澈。《咏天柱寺维摩诘像》,起首就用庄子大宗师篇的典故,说理也不过是:“乃知至人外生死”,“倪首无言心自知”,可见东坡尔时还没有看过什么佛书。可是他的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诗里说:“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忧,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又说:“下视官爵如泥淤,嗟我何为久踟蹰。”就这几句诗上,我们可以想像得出,东坡是怎样一个坦白清远而富于求真心的人,所以他毕竟背起了“西方公据”。

自此以后,东坡年事方壮,精力弥满,再加上悴杭,守密,贬黄,归朝,种种山川。时政升沉荣辱的经过,诗境自然不同。初到杭州游弭山赠惠勤、惠恩二僧的诗,颇有逸致,对于高僧的行径,像“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圆蒲,……兹游淡泊欢有余,到家悦如梦蘧蘧”,写“凝香方丈眠氍毹,绝胜絮被缝海图,清风时来惊睡余,遂超羲皇傲几蘧”等语,可知他已神往了。《寄北山清顺禅师》的诗,乃有“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之句,或者他从这时起,才认真留意宗乘。《盐官四绝北寺悟空禅师塔》的“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上元过祥符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的“不把琉璃闲照佛,始知无尽本无灯”,都是“法味”。我觉得东坡的诗,从此以后,才渐渐冲澹有真味。当然,他是一个才气横溢,器识宏伟的人,蒿目时艰,免不了块垒,像《看湖诗》的“沧海若知明主意,夜教斥卤恋桑田”,《送子由乞官去京诗》的“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急”,《广陵赠刘贡父》的“羡子去安闲,吾邦正喧哄”,都是以招尤取祸,或者会说他修养未到,炉火未绝。我却以为这是东坡的真处,惟其真,所以能保能纯。东坡谪海南,佛印给他的信上说,“三世诸佛无非有血性的汉子,子瞻亦是有血性的汉子,更望稍事排遣”云云,佛印是深知他的,他更向深处纯处走,则从谪黄州起。

东坡在黄,寄居僧舍,参寥千里追随,这使他非常感动,同时心境也渐趋平淡。他自己说:“自揣省事以来,亦粗为知道者,但道心数起,数为世乐所移夺,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可见其信佛之笃。元丰七年《赠东林总长老》的诗,“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当时曾轰动大小丛林,可以代表他的见地。此就宗门的机用上勘验起来,固然没有到究竟处,或者还只是“光影门头”,但东坡在诗文里能够把他运用得很纯熟。黄山谷馆东坡乐府的卜算子说:“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话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而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实非阿其所好。归朝以后,大概是征逐交游,劳形案牍的缘故,所作应酬品为多,没有什么高妙之处。元丰八年跋所书《楞伽经》,论到当时的禅病,则很切要。

绍圣年中,东坡谪惠州又谪海南,诗境人化。如《初食荔枝》诗:“我生涉世本无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问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如《凿井得泉》诗:“我生类如此,何适不艰难?一句亦天赐,曲肱有余欢。”真可以说襟怀如洗,—一片天机。而《次韵高要令见寄》诗:“天人同一梦,仙凡两无录,陋邦真可老,生理亦粗是,使回天热焰,长作照海烛。”《次韵定意饮长老见寄》诗“净名毗耶中,妙喜恒沙外,初无往来相,二士同一在”,境地似乎比《赠东林总长老》的更高。古今人论东坡诗的,莫不推崇暮年的作品。子由说:“东坡居士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葺茅屋而居,啖薯芋为食,华屋玉食之念,不成于胸中,平生无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是亦皆罢去,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黄山谷也说:东坡岭外诗文,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外来。”我以为全是得力于禅,佛理所养成。否则韩昌黎的才气,并不下于东坡,迁谪以后,何以示《韩湘诗》,只会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和东坡的作品一比较,格外显得浅俗不堪。宗门自唐历宋而元而明清,到现在一千多年,“刹竿”还没有倒却者,从这里可以知道他的原因。

建中靖国元年,东坡度岭北归,瘴毒大作,止于毗陵。7月28日有问疾劝他用力求生净土,他说:“用力即差”,说毕泊然而逝。末后一着,也很清楚,有点像唐朝庞居士,比着《护法论》的张天觉之流,似乎高明得多了。

(原载《狮子吼月刊》1 942年第2卷第1期,署名缁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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