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县对我国禅宗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周会明）

禅宗思想 | 作者：周会明 [投稿]

--试论太湖县对我国禅宗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周会明

太湖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县。早在殷周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拓荒创业,春秋战国时期,太湖曾是吴、越、楚等国的属地,汉属皖地。南朝宋武帝时建县,始名太湖左县。隋开皇初年,更名为晋熙。隋开皇十八年(598)定名为太湖县,县名一直沿用至今。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的故乡。

太湖县地理区位十分优越。位于安徽省西南部,前有长江黄金水道,后有巍峨的大别山,一条古驿道从东至西,沿大别山边缘穿境而过。是中原进入湖北、江西、广东等地的必经之路。在社会动荡、交通不便的古代,太湖县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商贾云集,经济富饶。各种不同背景的文化在太湖相互撞击、融合,在历史长河的累积中,地方文化底蕴深厚,特别是佛教文化,更是源远流长。早在晋代大兴年间,天竺高僧佛图澄率弟子来到太湖寺前镇建佛图寺。佛图寺不但是外来僧人在太湖县所建的首座佛教寺院。也是太湖县乃至江淮地区有文字记载的首座佛教寺院。佛图寺的建设,标志着佛教文化在晋代就正式传入太湖县,传入江淮地区。

也许是因缘巧合,也许是太湖这块土地特别适合禅宗文化的发展,据《大正藏》记载,从北周至宋,先后有禅宗二祖慧可、三祖僧璨、五祖弘忍、六祖弟子本净禅师,临济宗八代传人、临济宗杨岐派二代传人白云守端、三代传人五祖法演、曹洞宗六代传人义青投子等十九位大师在太湖开设道场,培养了慧勤、克勤、清远和道楷等一批传灯人才。唐宣宗李忱在未登大位前,在太湖四面庵隐居过一段时间,宋代大文学家郭祥正曾追随白云守端,成为白云守端的一位大弟子。太湖县为我国乃至世界佛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四次佛难”,其中,太湖县在“两次佛难”事件中,保护和推进了佛教的发展。

我国历史上先后发生了“三武一宗”四次佛难事件,分别是北魏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道二教、唐武宗灭佛和后周世宗灭佛。太湖县因独特的区位、纯朴的民风和浓厚的佛教氛围,在北周武帝灭佛、道二教、唐武宗灭佛等两次“佛难“事件中,保护和支持了佛教的发展。

1.为避北周武帝灭佛,禅宗二祖慧可辗转南移,来到太湖县狮子山,太湖县在关键时期保护了刚刚传入不久禅宗文化。

北周武帝在位十八年间(561-578),我国佛教继“北魏武帝灭佛”后,又经历了一场空前劫难。开始,周武帝宣布佛教为末教,后干脆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把废佛运动在原北齐境内铺天盖地地发动起来。结果,四万多所寺庙赐给王公作宅第,一切经像尽毁于火;寺院财产,簿录入官,200多万僧尼全部勒令还俗。

为保存和传扬禅宗,已年逾古稀的慧可不得不离开当时的佛教中心中原,辗转南移,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来到薛义河旁的狮子山,“跃过在三湖四泽中,一肩担月上九龙。龛得葫芦可禅定,榻依岩石司能空。禅衣破处裁云补,冷腹饥时饮露充。物与民胞共寒暑,调和风雨万邦同。”在太湖县狮子山附近山民的暗中保护下,开辟道场,静候时局变化。

狮子山雄踞河津,三面环水,南临深潭,即“濯锡潭”。乾隆26年《太湖县志》记载:“濯锡潭,县西北七十里,二祖洗锡处。”大师坐禅于葫芦石。此石仅底部与石壁相连,突出于峭壁之上,且只能容得一人跌坐。乾隆26年《太湖县志》记载:“葫芦石,在薛家河,相传二祖秘记存焉。”二祖在狮子山野餐露宿,参禅打坐,至今,狮子山留下了二祖禅床、仰天锅、藏经洞、黑洞、亮洞、不涸泉、清静龙、泼水坡、对弈石、成佛崖等圣迹。开皇十二年(592年)在司空山传衣石旁传法于三祖僧璨后“是年往管城匡救寺说法”。(《佛祖统记》卷29)。因此,二祖慧可在太湖狮子山驻锡三十一年,并传衣钵于三祖僧璨,在太湖县完成了传法使命。

2.为避宫庭内斗,唐宣宗李忱在未登大位前,辗转南移,值“唐武宗灭佛”期间,隐居在太湖县四面庵。太湖县在关键时期,既保护了李忱的安全,又使李忱认识了佛教的重要性,使刚经劫难的佛教在大中年间,得到了快速的恢复。

唐宪宗在位十九年(841-860),据史书记载,唐宪宗开始是一个有为的皇帝,但由于“安史之乱”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力迅速衰退。为保去大位,唐宪宗在位期间,首先发起了灭佛事件。

唐武宗灭佛,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使佛教遭受沉重的打击。据日僧圆仁目击记述,黄河一带的寺院,到处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圣迹陵迟,无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的景象。江南地区,也是“刹宇颓废,积有年所”(《修龙宫寺碑》,《金石萃编》卷一○八)的状况。

唐武宗在这期间,对当时的光王李忱进行排斥和迫害。

唐宣宗李忱是唐宪宗的第13子,穆宗的弟弟,敬、文、武宗的叔叔,始封光王。为避皇室争斗,李忱在宦官的帮助下,遁出长安,削发南游,这期间,他来到太湖县四面山四面庵,在四面庵僧众和太湖人民保护下,古佛青灯,韬光养晦。宋观年间(1107-1110年)太湖知县孙勰记云:“大中帝者,宣宗也,其微时尝避祸削发为比丘。周游天下,筑庵隐于是。”四面寺前小桥下有一小瀑布,李忱曾面对瀑布有感而发,题《泳四面山瀑布》:“穿山度石不辞劳,到底还他地步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做波涛”。李忱回朝当上皇帝后,仍念念不忘四面山和四面山上的四面庵,念念不忘在危难中帮助过自己的佛门僧尼,从此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废除了唐武宗的“灭佛”政策,在位期间广修天下寺院,

《佛祖统记》载:“大中十二年,敕天下诸寺修治诸祖师寺塔。”太湖县广大绅士即遵旨大兴土木,于大中十三年(859年)建成了七宝庄严的大中寺。建成了砖制的七层、高数十米的开山祖师法智禅师塔。宣宗为表达对四面山的铭记和对佛教的尊重,批准朝庭不远万里,从京城运来了12根方形大理石柱,做为大殿立柱。用宣宗的年号做为寺名,将四面寺改为大中寺。

后人曾对唐宣宗的评价是,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这与宣宗在太湖隐居过一段时间,深入了解民情、民意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二、禅宗在太湖开始起步,又在太湖发展壮大,并且形成具有中华特质的禅文化。

二祖慧可来到太湖,禅宗开始了本土化进程,继六祖慧能后,相继分出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仰沩宗、法眼宗等五个宗派,其中临济宗又分出了杨岐与黄龙两个宗派。经过历代传承,目前,“五宗七派”中仅存临济宗杨岐派和曹洞宗,其余各宗各派已相继灭绝。而临济宗杨岐派与曹洞宗是在太湖县发展壮大起来的。

1.禅宗是在太湖开始了本土化进程,又在太湖使人们初次认识了禅宗。

慧可本来就是一位博览群书,精通儒、道和玄学的大师,在太湖期间, 他在达摩印度禅“壁观”和“四行”基础上,吸取了中华儒、道文化的精华,他提出了禅宗的宗旨是“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无二,僧宝亦然。”其中包含了浓厚的道教思想。道家认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源、世界万物的根本,“道”是以无形无为创生和化育万物。因此,慧可的“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无二,僧宝亦然。”思想,突出了“人”的作用,人不能被动地顺应环境,要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来改变环境。实现“物与民胞共寒暑,调和风雨万邦同。”目的。

慧可还在太湖狮子山以及狮子山附近的三千寨、司空山等地开设道场,向大众弘扬禅宗宗旨。相传慧可曾在三千寨狮子岩开设道场,接引大众,并在三千寨留下“涉过荆阳碧湖中,仰天摘月在绝峰。神光喜若盘圣地,断臂缘份此山行。”诗句。太湖县狮子山附近民间流传的“静坐常思己过,人前勿议人非”,其实就是慧可向大众的开示。达摩在我国,虽然先后有道育、慧可、尼总持等弟子,但他并没有向社会大众传授禅宗。因此,慧可在太湖县开设道场,弘扬禅宗宗旨,使大众初次了解禅宗,认识了禅宗。太湖县是我国禅宗第一道场。

2.太湖县哺育了临济宗杨岐派。

1054年,30岁的临济宗八代传人,杨岐派二代传人白云守端禅师(1024-1072),只身一人,渡过长江,从九江承天寺来到太湖,先在法华寺小住过一段时间,后“及迁白云” (《佛祖历代通载》卷19),以后再没有离开过太湖县白云山海会寺,在这里开设禅宗道场达17年之久。在海会寺,守端在杨岐方会的“四一法门”的基础上,从入处、出处、了处、用处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杨岐方会的禅宗思想体系。嗣法弟子有五祖法演、智本,永起等禅师,还有著名词人郭正祥居士等十二人。其中以法演的门庭最盛,对杨岐宗的发展贡献最大。五祖法演(1024-1104)先后住持过太湖县四面寺、潜山县太平寺和太湖县海会寺,晚年才离开海会寺住持湖北黄梅五祖寺。在“在舒郡二十七年。三处住院。”《五祖法演语录卷三》。以在海会寺生活的时间最长。五祖法演在海会寺期间,“每日起来,拄却临济棒,吹云门曲,应赵州柏,担仰山锹,驱沩山牛,耕白云田”(《五灯会元》卷十九),融合禅宗各派特点和太湖县优秀的地方文化,使杨岐宗宗风更加机锋、峻烈。宗旨更加接近普通大众,门下弟子众多,龙象辈出,最杰出的弟子有“佛鉴慧勤(1059-1117)、佛眼清远(1067-1120)、佛果克勤(1063-1135),”等佛门三杰。临济宗杨岐派在太湖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3.太湖县哺育了曹洞宗,

曹洞宗值唐末洞山良价开宗后,到宋代后,由于无高僧传承法脉,而进入“百年孤独”期。曹洞宗五传至大阳警玄(943-1027),虽然大阳警玄机警、聪慧,仍然门下静如止水。面对曹洞宗的发展态势,大阳警玄“叹无可以继其法者”(《禅林僧宝传》卷十三),为找到承担大任的传灯人才,“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历代佛祖通载》卷十九)为记,托付给前来拜访的临济宗高僧浮山(今枞阳县)法远禅师(990-1067),代寻曹洞宗传灯人才。浮山法远禅师接受大阳警玄的委托后,历经二十余年,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始择中自己的高徒义青投子(1032-1083),“以大阳皮履布裰”交给义青投子, “续洞上之风” (《历代佛祖通载卷19》)。使断绝三十七年之久的曹洞宗法脉得以延续。义青投子学成后,曾到庐山参学过一段时间,“熙宁六年还龙舒。道俗请住白云山海会寺——八年迁投子山”(《历代佛祖通载卷19》)义青投子在海会寺期间,将临济宗杨岐派的宗风、中国儒文化和太湖县优秀地方文化融入到曹洞宗中,丰富了曹洞宗“君臣偏正”宗旨。同时在海会寺培养了一批传灯人才,传灯录中记入义青投子门下翮法弟子有八人。其中以芙蓉道楷(1042-1118)最为杰出。因此,太湖县在关键时期,哺育了曹洞宗,使曹洞宗具有了生机和活力

4.北宋后期,太湖县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禅宗道场。

据《大正藏》记载,北宋后期,值白云守端禅师驻锡太湖开始,先后有白云守端禅师、义青投子禅师、龙门清远禅师、四面山、法秀圆通等几代禅师先后在太湖海会寺、大中寺、龙门寺、法华寺接引大众,扩建道场,接引大众。一大批学人从山东、四川、福建、湖南、江西等地沿古驿道纷至沓来,这其中,既有日后为我国禅宗文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道楷、法演、克勤、慧勤、清远等大师,又有宋代文学巨匠郭禅正。太湖县已基本上形成了以海会寺、四面山大中寺为中心,联结真乘寺、龙门寺、千佛寺、独阜寺以及潜山太平寺、三祖寺和湖北省黄梅县五祖寺等沿古驿道在国内极具影响,与江西选佛场相呼应线状禅宗大道场。太湖也一时成为我国禅宗文化发展的中心。

三、禅宗从太湖开始,真正地走进了山林;又是从太湖开始,真正地走出了山林。

1.慧可驻锡狮子山,标志着禅宗真正地走进了山林。

慧可在得到达摩衣钵后,曾在当时北方重镇邺城有过一段时间的辨法过程,为避“北魏武帝灭佛”之灾,慧可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来到太湖县薛义河旁的狮子山,标志着禅宗真正地走进了山林。开皇十二年(592年)在司空山传衣石旁传法于三祖僧璨时,慧可嘱咐僧璨“你受吾教,宜处深山”。三祖僧璨牢记慧可教诲,隐居在舒州的皖公山(今安徽境内),“往来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历代佛祖通载》。从唐到宋,后历代禅宗大师都是以山林为依托,远离官府,农禅一体,这在社会动荡的年代,确实有力地推进了禅宗的发展。

2.值克勤、清远、慧勤等“佛门三杰”和道楷等大师走出太湖,标志着禅宗从此走出了山林。

清远学成后,一直住持太湖县龙门寺,晚年曾在和州褒禅寺、南京蒋山寺等地开设道场,接引大众。慧勤学成后,住持潜山太平寺。而克勤学成后,于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7)回四川省亲,遇上了成都官吏郭知章礼请他在六祖寺开法,随后住持成都昭觉寺。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克勤离开四川至荆南,与当地名士张商英颇有交往,后住碧岩寺。在碧岩寺期间,克勤编写了后人称为禅林第一书《碧岩录》。此后,又迁居道林,遇上枢密院邓子常请徽宗为他赐紫衣与法号,旋奉旨出住金陵蒋山寺。不久又奉旨补天宁万寿寺住持,并被徽宗诏见。南宋建炎初年(1127)高宗驾幸杨州,诏克勤入对,遂赐“圆悟”法号,改住云居,最后,又领昭觉寺住持。克勤一生辗转江南弘法,加上他获得了统治者的褒奖,因而为他弘法带不了极大方便。他驰骋其出色的文才作为弘法的善巧,接引了天下不少禅门纳子,使得门下龙象辈出,其弟子在灯录中三十一人,其中未列入的不计其数。且他门下有径山宗杲与虎丘绍隆这样的高足,遂使杨岐一派大大地超过了黄龙派,也胜过了五代至北宋时期盛极一时的云门宗的法度。成为我国禅宗的主流。《丛林盛事》载“黄龙、杨岐二宗,皆出于石霜兹明,初,黄龙之道不振,子孙世之,皆般般不减大师之数,自直净四传而至涂毒。杨岐再世而得老演,演居海会,乃得南堂三佛以大其门户,故今天下多杨岐之派。”通过他们,使杨岐宗走出了太湖,走向全国,并传播到日本等东南亚地区。临济宗杨岐派已成为禅宗的正脉。

芙蓉道楷,“沂州(今山东临沂)人,少辟谷学道,后游京师,试《法华》得度,具戒游淮西,时义青住白云山海会寺,道楷遇而言下悟入。”(《佛祖历代通载》卷19),先后住持安徽马鞍山、江西洞山和湖北大阳等地寺院。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住持京城净因寺,后五年移住天宁寺。“随侍者犹百余人” (《佛祖历代通载》卷19芙蓉道楷门下著名者有子淳、法成、惟照、元易、自觉、禧浦、齐琏、善秀、法灯等人。其中以丹霞子淳和净因自觉著名于时,亦且传世久远。

曹洞宗历代传人中,超出江西、湖南、安徽,长期住持帝京者,道楷为第一人,“以1064年义青投子接继法脉的戏剧性情节作这分界线,此后就是曹洞宗真正展开生机的年代。芙蓉道楷是曹洞宗的中兴之祖。以他为新的历史起点,曹洞宗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呈现出梯次的发展局面。”(《禅宗宗派发展源流》)

因此,“佛门三杰”与道楷离开太湖到全国各地弘法,标志着禅宗真正地走出了山林,走向全国。太湖不但是我国禅宗的发祥地,也我国禅宗走出山林的起点站。

值明代以后,我国禅宗活动区域已转向城市,但在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下,太湖县佛教文化进一步向民间渗透。据民国十年《太湖县志》记载,至民国十年(1921)太湖全县已有大小寺庵124座,其中在明、清两朝新建了91座。建国后,经过调整,全县仍有大小寺庵46座。大师们虽然已经离去,但他们给我们留下许多具有哲理性的教诲。克勤离开太湖回四川省亲,五祖法演告诫他:“大凡住院,为已戒者有四:第一有势不可使尽;第二有福不可用尽;第三规矩不可行尽;第四好话不可说尽----好话过多,遭人轻视;规矩过多,必然繁琐;贪图富贵,必然孤立;威势用尽,必遭灾祸。”(《禅林宝训》)五祖法演住持海会寺时,曾致书住持四面山大中寺的高徒清远大师:“住持大柄在惠与德,二者兼行,缺一不可。惠而不德,则人不信;德而无惠,则人不怀。”(《禅林宝训》)清远大师曾在龙门寺向大众开示:“用事宁失于宽勿失于急,宁失于略勿失于详。”大师们的这些思想对于现代社会,怎样做好人、做好事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佛教之乡,造就了礼仪之邦。历代,太湖县社会稳定,政通人和。太湖,做为佛教圣地,近代,孕育了许多社会精英和僧才。单就佛教这一块。1990年,九华山出现的第一位肉身菩萨大兴和尚,就是太湖县狮子山旁的牛镇大明村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朴老也是出生在这块佛教圣地。是太湖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把他引向从事佛教的道路,是太湖优秀的地方文化,把他哺育成诗仙和诗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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