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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1）者，所以事长也；慈（2）者，所以使众也。

　　《康诰》曰：“如保赤子。”（3）心诚求之，虽不中（4），不远矣。未有学养于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5）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

　　尧舜（7）帅（8）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9）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10）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11），而能喻（12）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13）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14）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15）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注释】

　　（1）悌（ti）：指弟弟应该绝对服从哥哥。

　　（2）慈：指父母爱子女。

　　（3）如保赤子：《尚书？周书？康诰》原文作“若保赤子。”这是周成王告诫康叔的话，意思是保护平民百姓如母亲养护婴孩一样。赤子，婴孩。

　　（4）中（zhong），达到目标。

　　（5）机：本指弩箭上的发动机关，引申指关键。

　　（6）偾（fen）：败，坏，。

　　（7）尧舜：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两位领袖，即尧帝和舜帝，历来被认为是圣君的代表。

　　（8）帅：同“率”，率领，统帅。

　　（9）桀（jie）：夏代最后一位君主。纣：即殷纣王，商代最后一位君主。二人历来被认为是暴君的代表。

　　（10）诸：“之于”的合音。

　　（11）恕：即恕道。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说，自己不想做的，也不要让别人去做，这种推己及人，将心比己的品德就是儒学所倡导的恕道。

　　（12）喻：使别人明白。

　　（13）“桃之夭夭……”：引自《诗经？周南；桃夭》。夭夭（yao），鲜嫩，美丽。蓁蓁（zhen），茂盛的样子。之子，这个（之）女子（子）于归，指女子出嫁。

　　（14）“宜兄宜弟”：引自《诗经？小雅？蓼萧》。

　　（15）“其仪不忒……：”引自《诗经？曹风？鸤鸠》。仪，仪表，仪容。忒（te），差错。

　　【译文】

　　之所以说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是因为不能管教好家人而能管教好别人的人，是没有的，所以，有修养的人在家里就受到了治理国家方面的教育：对父母的孝顺可以用于侍奉君主；对兄长的恭敬可以用于侍奉官长；对子女的慈爱可以用于统治民众。

　　《康浩》说：“如同爱护婴儿一样。”内心真诚地去追求，即使达不到目标，也不会相差太远。要知道，没有先学会了养孩子再去出嫁的人啊！

　　一家仁爱，一国也会兴起仁爱；一家礼让，一国也会兴起礼让；一人贪婪暴戾，一国就会犯上作乱。其联系就是这样紧密，这就叫做：一句话就会坏事，一个人就能安定国家。

　　尧舜用仁爱统治天下，老百姓就跟随着仁爱；桀纣用凶暴统治天下，老百姓就跟随着凶暴。统治者的命令与自己的实际做法相反，老百姓是不会服从的。所以，品德高尚的，总是自己先做到。然后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先不这样做，然后才要求别人不这样做。不采取这种推己及人的恕道而想让别人按自己的意思去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

　　《诗经》说：“桃花鲜美，树叶茂密，这个姑娘出嫁了、让全家人都和睦。”让全家人都和睦，然后才能够让一国的人都和睦。《诗经》说：“兄弟和睦。”兄弟和睦了，然后才能够让一国的人都和睦。《诗经》说：“容貌举止庄重严肃，成为四方国家的表率。”只有当一个人无论是作为父亲、儿子，还是兄长、弟弟时都值得人效法时，老百姓才会去效法他。这就是要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的道理。

　　【读解】

　　国家，国家，仅从语词关系来看，国和家的关系就是如此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尤其是在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制社会时代，家是一个小小的王国，家长就是它的国王；国是一个大大的家，国王就是它的家长。因此，无论是国王还是家（族）长都有生杀予夺的至高权力；因此，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范贯穿国与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治国必先齐其家”。

　　不过，进入现代社会，情况已发生了极大变化：一方面，国已不允许实行家长制，另一方面，家已大大地民主化。“不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范已成为过去，就是孝、悌观念也日渐式微，丧失了”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的基本条件。而且，”其家不可教而能救人者“的现象也不是”无之“，而是不难见到了，比如说，一个优秀教师教不好自己的子女，一些当政官员的公子以身试法等等。这类事情屡见不鲜，很是令人深思。

　　从另一方面来看，《大学》的这一章反复强调以身作则，要求”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指出”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这些思想却并不因为社会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光彩。它既是对“欲治其国者”的告诫，值得推荐给当政为官的人作为座右铭；也是对儒学“恕道”原则的阐发，可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我们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有益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