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唯识宗通史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大乘起信论 | 作者:杨维 [投稿]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摄论学派是指形成于陈隋之际的以宣讲弘扬真谛所译《摄大乘论》为主的佛教思想流派,其研习者后世统称他们为“摄论师”。《俱舍论》是印度有部思想的产物,属于小乘佛教的范围,而一般说唯识思想属于大乘佛教范畴,但是,无论是真谛,还是玄奘,都在不遗余力地教授弟子研习此论,直至今日,佛教界也将其当作唯识学的入门书对待。出于这些理由,本节在叙述摄论师的活动时附带也论及俱舍学派。此外,作为真谛翻译的早期唯识学经典,《大乘起信论》也备受重视,尽管“起信论师”的提法不多见,但此论在南北朝后期及隋唐之际流传颇广,对隋唐佛教宗派的发展影响很大,因此,在此章一并叙述。

  第一节 真谛对唯识经典的传译

  从中国佛教史整体上讲,真谛三藏是足以与鸠摩罗什并肩而立的来自于异域的佛教大师。在佛典翻译史上,他也被列入四大翻译家之一。真谛所传之学虽然广泛,但其核心是大乘瑜伽行派学说。综观真谛所传译的瑜伽行派典籍,鲜明特色就是如来藏思想被融入瑜伽行派体系之中。他所传播的学说和教法被后世称之为“唯识古学”。本节拟在陈述真谛生平的基础上,重点陈述考辨其在佛教经典翻译等方面的成就。

  一、真谛的生平及其译经活动

  现存最早的有关真谛的传记材料是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中的记载,其次是唐代道宣《续高僧传》中的传记。前者由于体例限制,篇幅很短,后者则较长一些。二者都注明依据的是真谛的弟子曹毗所作的《真谛三藏传》。经过核对二书所记,凡是费长房所记大都在道宣所作真谛传记中有较为一致的记载,而道宣所记详尽得多。由此可以肯定,道宣确实是看到了曹毗所作的真谛传记以及真谛翻经目录。

  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一所附“真谛传”很是简短,其文如下: 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波罗末陀,梁言真谛,远闻萧主菩萨行化,搜选名匠,轨范圣贤,怀宝本邦,来适斯土。所赍经论树叶梵文凡二百四十夹。若具足翻,应得二万余卷,多是震旦先所未传。属梁季崩离,不果宣吐,遇缘所出,略记如前。后之所翻,复显陈录载序。其事多在《曹毗三藏传》文。[①]

  费长房的这段文字,着眼点还是翻译,所以详细地记载了其来华所带来的梵文经典的数量。而道宣所写的真谛传记,则较为全面,因此,是现存的有关真谛传记的最权威的材料了。下文主要依据道宣的记载,参照其它相关文献,对于真谛来华的简略过程以及在中土的活动情况,特别是翻译佛典的活动作些考证叙述。

  1.真谛所学及来华经过

  真谛(499-569年),西印度优禅尼婆罗门族,原名拘那罗陀,汉语为“亲依”的意思。少时博访众师,学通内外,尤精于大乘之说。如《大乘起信论序》中说:真谛师“其人少小博采,备览诸经,然于大乘,偏洞深远。”[②]《摄大乘论序》中也说:“学穷三藏,贯练五部,研究大乘,备尽深极。”[③]从真谛来华之后翻译的经典看,也是大小乘兼有的,如《十二因缘经》、《广义法门经》、《律二十二明了论》、《俱舍论》、《部异执论》、《四谛论》等属于小乘。印度瑜伽行派的祖师世亲也是早年学习小乘,后期才皈依弘扬的大乘瑜伽行派,真谛也是精通小乘的,因而对于世亲早期的著作《俱舍论》相当重视,不遗余力地翻译、弘扬,最终形成了俱舍学派。

  真谛以弘道为怀,“历游诸国,随机利见”[④],泛海南游,暂居于扶南国。梁武帝于大同年间(535—545年),派直后(官名)张汜送扶南国的使者返国,访求名德和大乘诸论、《杂华》等经。扶南国便推荐真谛前往中国,真谛欣然同意,便带着经论梵本二百四十夹,于中大同元年(546年)八月十五日到达南海郡(今广东省南部),当时他已48岁了。

  究竟是梁武帝派使者到天竺迎请的真谛,还是在扶南国迎请的真谛,由于古代有些文献叙述得很模糊,因而造成一些误解。南朝梁时,扶南遣使来华共有四次,其中最后一次在大同五年(539年)秋,所献方物为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⑤]《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与此基本相同:“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唱三宝。大同中,敕直后张汜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仪轨圣贤,搜选名匠,惠益民品。彼国乃屈真谛并赍经论,恭膺帝旨。既素蓄在心,涣然闻命。”然《大乘起信论序》则说,真谛是从天竺国请来的:“故前梁武皇帝,遣聘中天竺摩伽陀国取经并诸法师,遇值三藏拘兰难陀,译名真谛。……时彼国王应即移遣,法师苦辞不免,便就泛舟,与瞿昙及多侍从并送苏合佛像来朝。”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将《续高僧传》的说法作了杂糅。本著后文将分析说明,梁译《大乘起信论序》并非僧恺所写,如陈寅恪所说,“伪文”中包含了真史料,而上引关于真谛来华的一段文字则属于假史料,是作者采择传闻而写成。道宣作《真谛传》依据的是当时仍然可可看到的真谛弟子曹毗作的真谛传,因而应该以道宣所说为准。

  真谛在中土南境未久,随即北上,沿途停留,至太清二年(548年)闰八月才到达建业。梁武帝深加敬礼,敕其住于宝云殿。在真谛正要从事翻译的时候,侯景叛乱爆发,十月侯景进入建业,第二年五月梁武帝被困台城。在这种背景下,真谛无奈东行东土[⑥],时间应该是太清二年十月前后。太清三年,富春县令陆元哲迎接真谛住于自己的宅第,并且为其招集沙门宝琼等二十余人,布置译场,请其翻译佛典。由此,真谛开始了其颠簸流离的翻译佛典生涯。

  2.富春译场

  关于在富春的翻译成果,各种经录以及《续高僧传·真谛传》所记不一致,特别是真谛本传的记载简略而引用者更广泛。《续高僧传》卷一记载:

  又往富春令陆元哲,创奉问津,将事传译。招延英秀沙门宝琼等二十余人,翻《十七地论》,适得五卷,而国难未静,侧附通传。[⑦]

  此文中所说的《十七地论》即后来玄奘所翻译的《瑜伽师地论》。

  《历代三宝纪》卷十一记载:

  《十七地论》五卷,太清四年于富春陆元哲宅,为沙门宝琼等二十余名德译。

  《大乘起信论》一卷,同四年在陆元哲宅出。

  《中论》一卷,《如实论》一卷,《十八部论》一卷,《本有今无论》一卷,《三世分别论》一卷。已上并四年同出。[⑧]

  对于费长房的上述记载,现今的学者理解颇不一致。在一般的纪年表中太清年号只有三年,但《梁书·元帝本纪》中说:“大宝元年,世祖犹称太清四年。”这是因为梁元帝萧绎不承认由侯景所立的皇帝,因而继续称承圣元年(554年)之前数年为太清年。这一点,连智升也搞不明白,他在《开元释教录》中说,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以太清年号记载这几年是错误的。这一错误指责被当今指责费长房的学者所沿袭。至于上述有关《大乘起信论》的记载,由于智升等未曾采信,而后世大多数学者认其为错误记载。——此问题留待下节专门讨论。而关于《十七地论》,一般认为其已经佚失,其实,现存的《决定藏论》三卷本即《续高僧传》所说的《十七地论》。《历代三宝纪》无《决定藏论》之名,《开元释教录》则说:“《决定藏论》三卷,梁天竺三藏真谛译单本。右此《决定藏论》,《大周录》中乃云‘失译’,而不指言何代翻出。今详此《论》文势乃是真谛所翻。《论》中子注乃曰梁,言前代录家遗之不上。今为真谛所译,编于梁代录中。” [⑨]至于《中论》一卷,已经佚失,一般认为应该是《中论·观因缘品》。而《如实论》则是世亲的重要因明学著作,原著至少有两千偈[⑩]。经录记载真谛译本为一卷,现存本称之为《如实论反质难品》,一般认为是世亲所著《如实论》的最后一品。《十八部论》一卷现存,估计是残本;《本有今无论》现存本称《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论》,篇幅很短,最后一部分掺杂了真谛的解释,也是一个残本。

  从上述引述分析可以见出真谛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几个特点:其一,尽管部数很多,如不算入《大乘起信论》,也有六部,但总卷数仅十卷。其二,所译《中论》、《十七地论》、《如实论》都属于大部头论典,但都未完成。其三,真谛所译的这些论典,有一些疏释传出,如《中论疏》(二卷)、《如实论疏》(三卷)以及有关《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论》的疏释等等。如此等等特点,是与此前的译者大不相同的。真谛为什么不如大多数来华的传译者那样,集中时间精力完整地翻译出一部经典,而是如此将几部大论典都开译呢?仔细琢磨,可能的解释有二:一是真谛华语生疏,传译、笔受等等配合欠佳,因而屡屡撤换经典。二是真谛的目的不仅仅是翻译,更重要的是思想的传播,因此,他所组织的译场更像是研习班。真谛通过翻译的形式将中观、唯识、因明以及涅槃等方面的思想都简要地向参译者作了传授。如此做法,翻译的效率就大打折扣了。更何况,当时国难未已,战乱未宁。

  真谛富春译场的起止时间也值得探讨。《历代三宝纪》将《九识义记》二卷标为“太清三年于新吴美业寺出”[11],现今证实那是误记。而上述论典的翻译,《历代三宝纪》都未标出月份。而唐遁伦则记载:“传闻梁武帝时真谛,太清四年岁次庚午十月,往富春令陆元哲宅,为择琼等二十名德翻《十七地论》,始得五卷。”[12]现有很多著作或将这一时间当作真谛富春译场的开始时间,或作为结束时间。在此略作考辨。

  可以藉助于正史的一些记载来大致确定这一问题。根据《梁书》等记载,太清三年(549年)三月,侯景攻陷台城,五月梁武帝饿死于台城。汤用彤推测说,大概是在这一年或第二年初,真谛到达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县)。[13]关于此时富春的情形,《梁书·侯景传》记载,太清三年“十一月,宋子仙攻钱塘,戴僧易降。景以钱塘为临江郡,富阳为富春郡。”也就是说,此时富春已经归附于侯景控制。如《续高僧传·真谛传》的记载,真谛是先至东土,然后到富春的。如此,他到达富春的时间应该是在富春稳定之后,也就是太清三年十二月或第二年年初。于县令陆元哲私宅设立译场,须待县令征集二十余僧之后,因此,正式从事翻译应该在真谛到达富春月余之后。但决不会迟至史载“出”《十七地论》的十月。

  3.重归建业设译场

  梁大宝三年(552年)三月侯景兵败,服从于萧绎的王僧辩、陈霸先军进入建康,王僧辩军士剽掠居民,遗火焚毁了太极殿及东西堂。四月,侯景被杀于海上,曝尸建康城中。五月,南平王萧恪任司空兼扬州刺史,王僧辩任司徒。九月,萧恪卒,王僧辩兼扬州刺史。此年冬十一月,世祖萧绎即皇帝位于江陵,改元为承圣。此后,梁元帝萧绎并未进入建业城。在建业地方秩序逐渐恢复的背景下,真谛迁住于正观寺。此寺原为梁武帝天监年间的译经场所,真谛利用旧有译经条件,抓紧时机,与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译《金光明经》等。承圣二年(553年)二月二十五日,真谛一行又转至建康县(今江苏江宁县南)长凡里杨雄宅第中,继续译《金光明经》,至三月二十日完成,共得七卷。其后,他大概完成了《金光明经疏》六卷。

  侯景攻占建康三年,称帝一百二十天。建康和三吴富庶之区无事日久,遭战乱后人口凋敝,城邑残破。公侯富人在会稽者多南渡岭南,世家大族遭受沉重打击,建康人口百遗一二。特别是梁元帝不入建业而居江陵,建业中心地位大不如前。也许还有不为人知的原因,也许是真谛在别人怂恿下,想移住元帝统治的核心地带,真谛在重归建业仅仅两年余,又无奈地离开此地,力图寻找一个略微安定的环境从事翻译活动。

  4.颠簸流离遇萧勃

  《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

  三年二月,还返豫章。又往新吴、始兴,后随萧太保度岭,至于南康。并随方翻译,栖遑靡托。逮陈武永定二年七月,还返豫章,又止临川、晋安诸郡。[14]

  如上文所叙述,从梁承圣三年(554)二月至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短短的四、五年间,真谛竟然移住了五个地方。承圣三年二月,真谛抵达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住于宝田寺,在此寺翻译出《弥勒下生经》一卷、《仁王般若经》一卷,又出《仁王般若经疏》六卷。

  真谛一行接着又到新吴(今江西省奉新县西),住于美业寺,翻译出《九识义记》二卷、《转*轮义记》一卷等。新吴在当时属于豫章郡管辖。真谛一行在这两个地方停留不过数月,就从新吴南下至始兴郡(今广东省绍关市)。在始兴,真谛一行遇到了梁皇室宗亲萧勃。

  萧勃为萧景之子,为梁武帝之侄,原为定州刺史,曲阳乡侯。梁太清三年(549年),侯景作乱,时广州刺史元仲景欲回应侯景,为都护陈霸先所杀,陈霸先迎萧勃为广州刺史。其时湘东王萧绎承制,但尚未控制局势,只能承认此事,便于大宝元年(550年)以萧勃为镇南将军,广州刺史,后萧绎平灭侯景,天下初定,便以勃为晋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一六五于梁承圣三年(554年)下记之稍详:

  广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内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启求入朝。五月,乙巳,上以王琳为广州刺史,勃为晋州刺史。

  八月,曲江侯勃迁居始兴,王琳使副将孙玚先行据番禺。

  十一月,帝征广州刺史王琳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

  承圣三年(554年)十一月,江陵陷落,元帝被俘,十二月元帝被杀。承圣四年(555年)二月,敬帝承制,以广州刺史萧勃为司徒。三月,孙玚闻江陵陷,弃广州,曲江侯萧勃又据有广州。太平元年(556年)十二月,进太尉、镇南将军萧勃为太保、骠骑将军。太平二年(557年)二月,萧勃起兵谋反,三月失败被杀。

  上引《续高僧传·真谛传》说,真谛一行在新吴停留一段时间之后又至始兴郡(今广东绍关)。现存的《大乘起信论序》说,《大乘起信论》是真谛在萧勃的支持下,以大梁承圣三年(554年)九月十日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完成的。[15]而从上述引文中已经可以见出,萧勃从承圣三年八月至承圣四年三月驻扎于始兴。《历代三宝纪》卷九记载:“《随相论中十六谛疏》一卷,于始兴郡出。”[16]不过,费长房又说,在卷九所列入的真谛译籍:“起陈氏永定元年丙子,至太建初己丑,凡十四年,既怀道游方,随在所便译。”[17]费长房所说有误,永定元年(557年)并非丙子年,而是丁丑年,丙子年为梁绍泰二年(556年),而陈武帝是在此年十月称帝的。从此推测,费长房大概是暗示《随相论中十六谛疏》一卷是真谛于梁绍泰二年底至陈永定元年初完成的。因为永定元年二月[18],真谛已经跟随萧勃北上了。这就是上引《续高僧传·真谛传》所说的“后随萧太保,度岭至于南康”的时间。《梁书》等正史记载,梁曲江侯萧勃从广州反陈霸先,举兵北伐,过五岭而最终将统帅部设在南康。三月,萧勃在南康得知欧阳頠等兵败,军中惊慌,带领一部分部将南逃,在始兴被部将陈法武、谭世远所斩杀。

  从陈永定元年(557年)二月真谛随萧勃至南康算起,直到永定二年七月,真谛一行在南康大概停留了十七个月,但翻译并不多,现今所知仅有《无上依经》二卷。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时段,战事频仍,境内并不安宁。

  5.由豫章至晋安设译场

  萧勃败死之后,真谛在南康停留一年多之后,又回到豫章。如《续高僧传·真谛传》所记载:“陈武永定二年七月,还返豫章,又止临川、晋安诸郡。”[19]

  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真谛一行奔走三地,路途达一千余里?如果联系当地的军事形势,即可明了。原来,在萧勃败走之后,南康、豫章、临川被陈霸先的势力所控制,但作为湘、郢二州刺史的司空王琳却并不认同陈霸先的摄政。根据史书记载,永定二年(558年)正月,王琳带兵十万,至湓城,屯于白水浦。他并且派遣轻车将军樊猛、平南将军李孝钦、平东将军刘广德将兵八千,以李孝钦为总督,屯兵于临川故郡。而此时服从陈霸先的周文育则屯兵于豫章,与王琳形成鼎足之势。七月,周迪等陈军大败王琳军队。至八月,王琳退回湘州,豫章、临川暂得安宁,大致维持到永定三年末。——这正是真谛于此年七月重返豫章,后来又至临川的原因或者背景。

  关于真谛这次在豫章停留的久暂,史无明文可稽。从真谛在本年先至临川郡(治今江西南城县东南)又到达晋安郡(治今福建福州市)的经历看,真谛一行这次在豫章停留不过数月。由《续高僧传·真谛传》得知,真谛在陈永定二年(558年)七月到达豫章,尔后先至临川郡又到达晋安郡。要确定真谛在这次在豫章以及临川郡停留的时间,应先行确定其到达晋安的时间。

  关于他到达晋安的时间,从目前资料作较为准确的推断,颇有困难。而现今的几位学者将到其达晋安的时间定在永定二年之内,不但缺乏明确的文献依据,而且于事理上也颇有不便解释之处。

  首先,真谛这次重到豫章确实也作了翻译工作。《历代三宝纪》卷九记载:“《大空论》三卷,于豫章栖隐寺出。”[20]此后的道宣、智升都沿袭了这一说法。对此,汤用彤说:“真谛曾至豫章三次。《房录》于此论之译出未记年月。兹姑定在本年。”[21]汤先生的推测是正确的,应以肯定的语气表达。原因有二:一是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将真谛的译籍分别记于卷九、卷十一,卷九所列入的真谛译籍:“起陈氏永定元年丙子,至太建初己丑,凡十四年,既怀道游方,随在所便译。”[22]其二,真谛于梁代承圣三年(554年)在豫章所住的佛寺是宝田寺,而这一次是栖隐寺。可见,可以确定地说,真谛于陈永定二年(558年)七月起在豫章翻译出了《大空论》三卷。最后需要指出,现存的《十八空论》就是费长房所说的《大空论》。

  其次,真谛在临川郡也译出了几部经典。《历代三宝纪》卷九记载:“《中边分别论》三卷,于临川郡出。”“《唯识论文义》合一卷,第二出。与元魏般若流支译者小异,在临川郡翻。”[23]而《开元释教录》卷七记载:“《中边分别论》二卷,婆薮盘豆造,或三卷,于临川郡出。”又“《唯识论》一卷,天亲菩萨造,初云修道不共他,在临川郡译。”[24]此外,也有《中边分别论疏》三卷本撰述现世。

  第三,现存的文献资料未明确地揭示真谛到达晋安的时间,现今的学者习惯于依据道宣在叙述真谛颠簸流离于豫章、临川、晋安三地的语气(“还返豫章,又止临川、晋安诸郡”),将其到达晋安的时间也系于陈永定二年(558年)。我们通过三点理由,怀疑这一判定并不合理:其一是上述叙述已经表明,真谛于七月到达豫章,翻译了《大空论》三卷,然后又到临川郡翻译了二种论典四卷以及三卷本的论疏。这些都需要三、四月的时间吧?其二,豫章距离晋安七八百公里,在那个时代,路途恐怕也需要不少时日。其三,现存经录没有将任何在晋安的译籍标注为永定二年。《历代三宝纪》卷九记载:“《立世阿毗昙》十卷,永定三年出。”又“《正论释义》五卷,于晋安佛力寺出。”[25]另外,《广义法门经》一卷是否在晋安佛力寺译出,有不同的记载。从这些迹象推测,笔者认为,真谛到达晋安的时间不会早于永定三年正月。

  关于真谛到达晋安的活动,《续高僧传·真谛传》所记稍微详细一些,其文曰:

  真谛虽传经论,道缺情离,本意不申,更观机壤,遂欲泛舶,往楞伽修国。道俗虔请,结誓留之,不免物议,遂停南越。便与前梁旧齿,重复所翻。其有文旨乖竞者,皆镕冶成范,始末伦通。[26]

  陈永定三年,真谛已是61岁的老人,僻处在寂寞萧条的晋安,虽然并未终止传译经论的事业,但总感到周围的环境,与自己原先设想的相差太远,自己弘扬大乘经论的壮志难酬,他于是萌发了离开中国,另求理想的弘化之地的念头。只是因为道俗的苦苦挽留,他才在晋安又呆了一段时间,并与一批知名于梁代的僧人重新审订旧译的经典。一般以为,文中所说的“南越”应该是指晋安[27]。

  6.至梁安郡设置译场

  《续高僧传·真谛传》叙述说,真谛在晋安为时不长,又动了回国的念头,于是泛舟至梁安郡,在当地太守的请求挽留下,设立译场,翻译出了两部经典。《续高僧传·真谛传》原文如下:

  而飘寓投委,无心宁寄。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学徒追逐,相续留连。太守王方奢,述众元情,重申邀请。谛又且修人事,权止海隅。[28]

  上文需要澄清的要点有三:一是梁安郡的地望,二是梁安太守王方奢的情况,三是真谛离开晋安以及到达梁安的时间。以下稍作考辨。

  真谛到达的梁安郡在什么地方?关于梁安郡的地望,现今的学者或主张在今泉州南安的,或推断是广东惠州的,或认为无可考的,众说纷纭。笔者经过仔细权衡各种证据以及学者的论证,认为梁安郡应该是指现在的泉州,具体是南安丰州。

  经查,南朝有三个梁安郡:一为南朝梁置,隋废,故治在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北35公里,今为梁安里;另一为南朝梁置,北齐废,故郡治在今湖北黄安县南。此两处梁安郡都在内地,非真谛发舶之港。真谛到达的梁安郡应是南朝的重要港口。从《续高僧传·真谛传》的叙述来看,其位置应该在福州至广州之间。现代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传抄误写,如著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冯承钧先生撰的《中国南洋交通史》就是如此,但没有考证是由何郡传写致误。[29]后来又有学者说是梁化郡之误写,如游侠在其为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上直接将梁安郡注为“今广东省惠阳一带”[30]。这一批注影响很大,近十年来,几乎所有佛教界、佛学界撰写的著作中,都沿袭了这一说法。不过,且不说历史地理学界以及福建地方志方面的学者,早在1988年就提出了颇有说服力的新说,而即便是认为梁安应该在广东梁化郡,准确的批注应该是今惠州惠东县西北梁化镇。据《惠州府志》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在(188年)南海郡博罗县城设在梁化屯,历时691年;南朝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年)梁化屯设郡,称梁化郡,历时88年;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废梁化郡置入循州,即现在的惠州。

  将梁安郡解释为惠州或惠阳,显得过于曲折,现存经录、僧传中没有一处说真谛到达的是梁化郡。因此,与传抄错误说相比较,有一些学者一直坚持并非抄写错误,而是此地名很特殊而被史著(特别是正史)所遗漏。汤用彤先生认为,梁安郡在海边,但具体地点没有考证出来。[31]章巽先生认为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个梁安郡,故址在今福建省南安县的丰州,梁安郡存在的时间从梁天监年间到陈天嘉五年(502—564年)。[32]廖大珂博士在章巽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定梁安郡设置的时间是南齐中兴二年(502年),梁安郡在隋朝改为南安郡。他认为唐初杨炯撰《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中的梁安郡守王方赊与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记》中的梁安郡太守王方赊、《续高僧传·真谛传》中的梁安郡太守王方奢,实为一人,应以碑文和真谛《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记》的王方赊为是。[33]经过核对上述原始资料,笔者认定章巽、廖大珂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是合乎事实的。

  首先,如前所述,目前见于正史的梁安郡都在内陆,不符合《续高僧传·真谛传》的记载,而学者通过对地方志资料的发掘,发现梁朝曾经在福建一度设立过梁安郡。章巽先生《真谛传中之梁安郡》一文指出,梁安郡为梁朝所置,位于晋安与南海之间,其郡治故址在泉州西北十里的丰州。廖大珂接着夯实了这一结论。从逻辑上说,在“误写”理由不充分的情况下,首先应该承认古代僧传、经录的记载在可靠性方面所具有的优先性。现有学者拿出了证据证实,在沿海有一个地方曾经被称为梁安郡,而且其它证据与之配合,都能够指向《续高僧传·真谛传》之记载,因此,“误写”之说不攻自破。

  其二,关于真谛在梁安郡设立译场的地点——建造寺,也有证据表明在现今的泉州。有证据证实真谛在梁安的“建造寺”翻译出《解节经》和《金刚经》两部经以及述出相应的经疏。

  唐圆测《解深密经疏》卷一记载:“若依《真谛翻译目录》云:陈时天嘉二年,于建造寺译《解节经》一卷,《义疏》四卷。”《〈金刚般若经〉后记》中说:

  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号拘罗那他,此云真谛。梁武皇帝远遣迎接,经游闽、越,暂憩梁安。太守王方赊乃勤心正法,性爱大乘,仍于建造伽蓝,请弘兹典。法师不乖本愿,受三请而默然。寻此旧经甚有脱悞。即于壬午年五月一日重翻,天竺定文依婆薮论释,法师善解方言,无劳度语。瞩彼玄文,宣此奥说。对偕宗法师、法虔等并共笔受。至九月二十五日,文义都竟。经本一卷,文义十卷。法虔尔目,仍愿造一百部,流通供养,并讲之十徧。普愿众生因此正说速至涅槃,常流应化。[34]

  壬午年即陈天嘉三年(562年)。此中的“建造伽蓝”也应可以称为“建造寺”。可见,佛教史籍记载,真谛在梁安从事翻译的地点就是建造寺。值得注意的是,泉州地方志的资料也与此高度一致。

  据《南安县志》称,现今丰州附近的九日山仍然存留真谛“翻经石”遗迹,当地人从古相传“天竺高僧拘那罗陀泛海来中国,从泉州上岸,挂锡九日山延福寺时,在此石将梵文佛经进行翻译,予以传播。”《泉州府志》“九日山翻经石”条说:“梁普通中(此年代错误)僧拘那罗陀尝翻《金刚经》于此。”最重要的是,乾隆时期编写的《泉州府志》收集的北宋晋江人曾会所撰《题清源郡武荣州九日山修寺总记》记载:

  九日山之胜为山川之秀色,闽中之胜绝,闽中为胜者。清源为灵异。东去郡城十五里,南至大海三十里。左则南安属邑,市人之所游集;前则晋江通津,海潮之所吐纳。独其西北,岗阜连络,若虎而踞,若龙而奔,黛滴蓝喷,藏烟泄云。自远而来,豁然屏开,双峰对峙,中垣数里造寺也,始于晋太康九年,在县西南。至唐大历三年,移建于斯。会昌废之,大中复之,五年赐额,庵岩院落,总五十有四,得铭额二十有一。草树阴森,藤萝高盘,檐窗隐映。若在鹫岭沃州之上,虽尘劳俗虑,至而颖脱。

  依照此文所记载,建造寺建于西晋太康九年(288年),是闽南最早的寺院,本来在县西南,后来于唐大历三年(768年)移建至九日山南麓,唐武宗会昌灭法期间(841—846年),寺院一度被废,至大中五年(851年)恢复旧观,由朝廷核准赐寺额。隋唐时期,建造寺在闽南非常著名,唐五代经常可见题建造寺的诗,如唐张为的《题建造寺》、周朴的《建造寺》,五代刘乙的《题建造寺》等。如唐末周朴《题九日山建造寺》一诗写道:“建造上方藤影里,高僧往往似天台。不知名树檐前长,曾问道人岩下来。”唐末刘乙《题建造寺》写道:“曾看书图劳健羡,如今亲见树犹粗。减除天半石初泐,欠却几株松未枯。题像阁人渔浦叟,集生台鸟谢城乌。我来一听支公论,自是吾身幻得吾。”北宋时期也一度称其为建造寺,如吕夏卿《题九日山建造寺精舍》写道:“日暖江空水涨沙,白云平处见人家。独怜此地重阳近,柿叶傲霜菊有花。”建造寺宋代改为延福寺,并且多次扩大寺域,其影响甚至远远超过唐代时期。

  鉴于僧传、经录中都说真谛翻译《金刚般若经》、《解节经》的所在是梁安郡的建造寺,而唐宋时期的资料都证明,在泉州确实存在一所寺额为建造寺的寺院,而且至宋代时仍然在当地自古相传,这里是真谛三藏翻译佛经的地方,如于北宋端拱年间(988—989年)撰的《重修延福寺碑铭》有记载:“古《金刚经》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泛海来中国,翻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至今,后学赖也。”应该指出,宋代时期当地所传说的真谛来华时间是错误的,应该是梁中大同元年(546年)来华,于陈天嘉三年(562年)在建造寺翻译出《金刚经》。

  仅仅依照僧传、经录的记载,真谛到梁安郡时在任的太守的名字写法也有歧义。然而幸运的是,经过廖大珂先生对于资料的充分发掘,发现唐初杨炯撰《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中所提及的王方赊,应该就是有关真谛的资料中所说的梁安太守“王方奢”。此文有这样一段话:

  公讳义童,字符稚,其先琅琊临沂人也。永嘉之末,徙于江外。皇运之始,迁于五陵,今为雍州万年人也。祖僧兴,齐会稽令,梁安郡守南安县开国侯,禄位千石,符五等。营室回于羽仪,山河入于盟誓。父方赊,梁正ト主簿伏波将军梁安郡守,隋上仪同三司。以惠和之性,有文武之才。伏波将军,从征等于马援;仪同三司,开府均于邓骘。

  这一资料很重要,尤其是它与现存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后记》中梁安郡守的写法完全一致。尽管《续高僧传·真谛传》写作“王方奢”,《开元释教录》又写作“王万奢”,但上述两条资料互相印证,已经足以支持廖大珂先生的结论了。

  根据上述研究,真谛到达的梁安郡在福建南安丰州。真谛于陈天嘉二年(561)从晋安郡的“南越”乘小舟达到梁安郡(南安丰州),在此地翻译出了《解节经》一卷和《金刚经》。《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真谛在梁安停留了近两年的时间,但是始终“伺旅束装,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35]而于天嘉三年九月,真谛又从梁安郡换乘大船,“欲返西国”,其实是准备归国,然后由于洋流作用等原因,却在此年的十二月到达广州。

  7.复返广州设译场

  根据《续高僧传》以及经录等记载,真谛于陈天嘉三年(562年)“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欧阳穆公頠延住制旨寺,请翻新文,谛顾此业缘,西还无措,乃对沙门慧恺等翻《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后穆公薨没,世子纥重为檀越,开传经论,时又许焉。”真谛受到广州刺史欧阳頠的供养,奉请为菩萨戒师,尽弟子礼甚恭。真谛自来中国,飘泊十六年,至此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他被安顿在广州制旨寺,开始了一段比较专心的译经生涯。

  真谛在广州的译经活动获得了欧阳頠、欧阳纥父子的支持,译经弘法得以展开。而这时,真谛的名声以及在广州设立译场之事已经在各地流传,有志于佛法之士纷纷南下求法,可以说,由于有真谛坐镇,广州一度成为当时南方佛教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此时,真谛来华已达十七年,围绕其间的才俊弟子数这时最多。

  在广州跟从真谛受业并助译经论的僧人,有慧恺、法泰、僧宗、法准、僧忍、智敫、道尼等僧人,还有曹毗等在俗弟子。他们有的是从晋安追随真谛来到广州的,有的是特地从都城度岭前来广州相从的,还有一些是从广州附近州县就近前来问学的。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是很有成就、享有盛誉的义学宗匠,慕真谛的道德学问,不惮艰辛,远来相寻。他们的到来,给予真谛很大的精神安慰,对真谛的译经事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们有的担当真谛译经的笔受职责,有的记录真谛的讲义,整理成义疏、注记、本记、文义等行世。所以真谛在广州的七年时间,译出的经论及义疏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十六年。这一时期译出的经论,内容虽然很广泛,却以《摄大乘论》为中心,大多属于印度佛学大师无著、世亲传下的唯识法相学系的著作。《摄大乘论》正是真谛的专长,也是他远来中国弘化的主要目的。所以他在中国最后几年的经历,虽不能说是称心如意,却也可说是略申怀抱了。

  在译经弘道的共同事业中,真谛与助手兼学生们建立起真挚深厚的感情。例如专程从京城赶到广州投于真谛门下的慧恺,先后与真谛同译《摄论》和《俱舍论》,真谛对他有相见恨晚之慨,曾对他说:“吾早值子,缀缉经论,绞乔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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