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佛舍利？佛顶骨舍利出土前后

舍利子 | 作者： [投稿]

赵朴初和香椿树

　　金陵刻经处还令赵朴初与南京结缘。

　　“所幸有赵朴初居士的护持，才让金陵刻经处在文革期间幸免于难。”肖永明讲述，1973年，旅居美国的杨仁山孙女杨步伟和孙女婿---国际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回国观光，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他们向总理提出恢复刻经处的请求，周总理深夜找来当时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赵朴初，指示“保护恢复金陵刻经处”。

　　赵朴初随后陪同赵元任夫妇到刻经处拜扫墓塔，并首先组织协调收回了刻经处墓塔前“深柳堂”三间房屋。肖永明说，“文革没结束，金陵刻经处的恢复工作就已启动，这在全国佛教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的刻经处住了几十户人家，赵朴初居士一户一户做工作，做不通就拿字换，他是著名书法家。”肖永明讲述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赵朴初九次亲赴南京，得到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使金陵刻经处业务得以真正恢复。

　　正是在80年代，赵朴初提出了“人间佛教”乃是中国佛教前进的目的。金陵刻经处，亦是他冀望使佛教走进民众的途径。

　　凡是到南京，赵朴初总是嘱咐，“佛学研究，尚待发扬”，“不负仁山先生及其门弟子与历来护持者创业守成之艰难，尤毋负周恩来总理在动乱期间谆谆嘱咐恢复刻经处之至意！”

　　让肖永明不能忘记的是，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去世，刻经处院内一棵香椿古树茂密的树冠枯萎一半。第二年，枯萎的这一半又复萌抽绿。

　　赵朴初与南京的另一结缘之地是南京毗卢寺。毗卢寺位于南京汉府街东端的尽头。

　　南京毗卢寺方丈传义法师主编的《溯流徂源》一书中记述，1931年4月，中国佛教会由沪迁驻毗卢寺，由太虚法师等人主持会务工作，赵朴初任秘书。

　　太虚法师的办公室设在万佛楼，赵朴初的办公室设在观音楼左侧的一所房子，从1931年到1937年，作为中国佛教会理事的赵朴初在此生活了6年。

　　毗卢寺至今保存着“原中国佛教会理事赵朴初居士办公室”旧址。

　　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中，南京毗卢寺与金陵刻经处形同两面旗子，承前启后，相互呼应。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何建明教授称：“在清末，毗卢寺受湘籍南京官员和驻防官兵的护持，并请湘籍高僧前来主持，不仅使毗卢寺从一个小庵发展成南京城的名刹，并与金陵刻经处和祗洹精舍相呼应，毗卢寺也因此成为近代湖湘佛教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一个重要标志。”

　　何建明还说，民国期间，太虚法师在毗卢寺发起成立“佛教协进会”，拉开了近代中国佛教革新运动的序幕，毗卢寺因此成为中国佛教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太虚法师的南京之缘

　　1910年春，21岁的太虚法师就曾到南京祇洹精舍习佛，同时在毗卢寺习《梵网经》。这大约是太虚法师之于南京最早的记录。

　　两年后，太虚法师又到毗卢寺筹备“佛教协进会”。他这时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在《自传》中，太虚法师详细地叙述了孙中山帮助他建立“佛教协进会”的过程：“我拟会章宣言等，具呈临时政府立案。有社会党员粤人某，系孙总理乡亲，时出入总统府会孙大总统，径偕我造总统办公室谒孙，孙总统令在同座的马君武与我谈话，我与谈佛教协进会的内容，颇荷赞许，回毗卢寺正进行间，遇仁山亦到京。”

　　太虚不久就提出了“新佛教”的理念，希望佛教与时俱进进行改革。

　　1928年，太虚生命中比较重要的一年。他见到了蒋介石，并在其赞同下设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他甚至一度想设立“世界佛学院”，办公地就在毗卢寺，

　　这一年8月1日，他在毗卢寺讲《佛陀学纲》三天。他用比较现代的观点解释了佛法的四个核心观点：现实主义的原理、平等主称的动机、进化主义的办法和自由主义的效果。至此，佛教一改清末的教条与隐秘，开始以现代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

　　到1945年抗战结束后，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已经趋向成熟。他在毗卢寺设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推进中国佛教的改革与进化。在记者招待会中，他也提到佛教徒应全力宣扬教义，“化导人心，改进社会，促进和平。”

　　“民国时期，南京既为中央政府所在，也理所当然成为全国佛教活动中心，太虚、宗仰、巨赞、喜饶嘉错、章嘉活佛等饱学大德常在此弘法。”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说，毗卢寺实际上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性的佛教事业管理和联络的枢纽之地。

　　1988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故地重游，面对经历“文革”后的毗卢寺凄凉景象，颇有感慨，表达了恢复毗卢寺的心愿，并为此多方奔走。同年10月13日，毗卢寺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

　　此后，毗卢寺内梵音嘹亮，钟鼓齐鸣，昔日伽蓝圣地，渐成一派新的气象。

盛世重光的机会

　　“佛顶骨舍利在南京请出不是偶然。”南京市社科院院长叶南客如是说，“梁武帝在位期间，甚至四次削发为僧，对佛教尊崇至极。中国历史上近2000年来，南京一直是佛教的传承中心。”

　　汉传佛教主要有八个大乘宗派和两个小乘宗派，赵朴初曾有言：“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与南京有关。”

　　叶南客介绍，禅宗初祖达摩“一苇渡江”驻锡浦口定山寺面壁就是在南京，三论宗创立于南京的栖霞寺；天台宗至今视南京的瓦官寺为祖庭；诞生于南京牛首山的牛头宗对禅宗的建立产生过重要影响；律宗中兴于古馨禅师主持的古林寺，古林寺故被称为中国佛教的第一戒坛。

　　不仅于此，南京还是中国藏圣教圣物最早最多的城市：从三国时期开始，南京先后多次供奉佛舍利，包括佛顶骨、佛牙、佛发等。

　　“再比如台湾的佛教领袖星云大法师虽是扬州人，他在十多岁时在栖霞寺出家。”叶南客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南京作为佛教中心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认为，南京佛教传入之始即南北兼有，中外互通，且得到统治者高层的宽容和支持，几乎未受到当地的任何抵制，这种态势为后来佛教文化大范围传播奠定了基础。

　　“中国六大古都唯一在江南的就是南京，其余的都在长江甚至黄河以北。”叶南客解释，兼有龙蟠虎踞之形，作为十朝都会，南京无疑是块风水宝地。

　　然而，它也有失去护佑的时候。经历太平天国战火，南京佛教文化几乎被摧残殆尽。一直到杨仁山等一干人在金陵恢复佛教文化。

　　“佛顶骨舍利的出土反证了南京是中国的主要佛教文化中心之一，在证明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京市社科院院长叶南客说，“南京是世界性佛教中心之一，这一条可以是南京城市的定位。”

　　“佛教讲仁爱天下，普度众生，这与南京‘博爱之都’的文化内涵相辅相成。”叶南客说，这对于重振南京文化名城的形象有着比较深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

　　叶南客说， “南京在历朝历代是移民城市，既有输出也有输入，有极强的包容性。它跟佛教慈悲天下、慈悲为怀也有点内在相通，开放、包容，对外不排斥，对内强调和谐共生。”

　　“南京的寺庙特别多，是因为南京人内心有一种祈和的愿望。”著名作家叶兆言如是说。

　　在贺云翱看来，南京人个性中深受佛教文化影响。当代有评南京人为“大萝卜”，其实南京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质朴诚信、善良敦厚、平和无争、大度宽容的文化品格，也有千百年佛教文化熏陶的功劳。

　　“我认为佛顶骨舍利的问世为重新认识和复兴南京的佛教文化地位提供了一次契机。”贺云翱说。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阿育王塔的请出

　　本次考古发掘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李长春同志亲笔批示：“可喜可贺”。2008年8月下旬，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单霁翔局长先后到南京市博物馆检查指导大报恩寺遗址发掘，以及铁函与阿育王塔的保护工作。

　　经初步观测，七宝阿育王塔高度近1.2米，内部为木质胎体，外部用银皮蒙覆，表面鎏金，并大量镶嵌水晶、玛瑙、琉璃等多种宝石。该塔由相轮、山花蕉叶和须弥座三大部分组合而成。塔刹有5重相轮，顶部为球形宝珠。四只山花蕉叶分别位于须弥座顶部四角，其内侧分别浮雕了两座佛立像和两座佛坐像。

　　外侧则浮雕了一组佛祖诞生、苦修、说法、涅，以及降魔显圣等佛传故事。塔刹与四座山花蕉叶之间皆以长链相连，链上悬铃。塔的主体是位于底部的须弥座。须弥座平面为方形。上、下两端的出涩部分皆浮雕一组佛像，姿势各异。

　　塔身四面中心部分，分别浮雕了 “萨太子饲虎”、“大光明王施首”、“尸毗王救鸽命”和“须大拿王”四幅大型佛祖本生变相。塔座四面的顶部分别刻有“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天下民安”和“风调雨顺”四字吉语。塔座四隅站立大鹏金翅鸟（即天龙八部之中的迦楼罗）。每面的上部和下部分别錾刻铭文，主要记述捐赠施主的身份、姓名，捐赠的数量，以及变相的名称等。

　　另外在塔刹根部，山花蕉叶内侧，以及塔座顶部平面之上皆有铭文，提供了十分丰富、重要的文字记载。从整体上看，该塔造型高大雄浑，装饰精美，寓意深刻，代表了宋代佛教器物制作的最高水平。

　　除七宝阿育王塔，在铁函之中还出土了许多其他供奉的物品。在一个丝织小包中还出土了数百枚形如米粒的舍利子，颜色以白色为主，少量为红色和黑色，推测为碑文中所称的“诸圣舍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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