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教转型——以“人间佛教”的初创为重点

太虚大师 | [投稿]

　　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负盛名的高僧大德,作为“人间佛教”的首倡者,他率先提出佛教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主张,为近代佛教转型做出了极大贡献。在内忧外患之下,近代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而中国佛教也因之面临严重危机。“人间佛教”的初创是太虚大师的早期佛教改革事业中的关键内容,恰恰体现了太虚大师在近代佛教转型中融合传统与近代、宗教与世俗的思考和努力,亦可视为佛教界对时局变动所做出灵活反应以及对近代社会剧变所带来挑战的应对,从长远来看,对于佛教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面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不断入侵不仅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丧失了大量的国家主权,并且在思想、文化、宗教等领域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内忧外患之下,近代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而中国佛教也因之面临严重危机。一方面,西方宗教藉由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中国社会传播开来,一些传教士从自身立场出发对儒家思想和佛、道等传统宗教大肆攻讦,公然提出应以西方宗教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在反思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浪潮中,众多思想精英都将目光投向了自乾、嘉以来就已显露颓势的佛教,从不同角度对其加以批判甚至否定。不仅如此,清末的“庙产兴学” 之风更是直接对佛教造成了极大的摧残。

　　尽管如此,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主张改良的开明人士和以章太炎、蔡元培、苏曼殊等为代表的倾心革命的仁人志士,都不遗余力地为挽救佛教的衰微之势而奔走呼号。他们或系统批驳对佛教的种种非难,或大力宣扬佛教对社会的有益之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所触及的,主要是教制和法事方面的,还没有真正自觉地认识到如何契理契机地建构新型佛法观念” 。实际上,近代佛教转型首先是与佛教界自身的觉醒和努力密不可分的,而太虚大师及其“人间佛教” 在实现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负盛名的高僧大德,一生致力于中国佛教改革事业,为实现近代佛教转型做出了极大贡献,特别是“‘人间佛教’主张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佛教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全面展开” 。在笔者看来,以1928年为界,可将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事业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1904—1928年的十几年是“人间佛教”的形成和提出阶段,而1928—1947年的近二十年则是“人间佛教” 的成熟和发展阶段。以往很多学者通过对太虚大师演说、著作中的佛学理论和革新思想进行解读和阐释,来透析他所大力倡导的“人间佛教”的精义和内涵,这无疑更侧重于思想史层面的研究。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尽量摆脱这一研究理路,而主要是以“人间佛教”的初创(1904—1928年)为重点,来探讨太虚大师与近代佛教转型之间的关系。

二

　　太虚大师,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祖籍浙江崇德(今并入桐乡县),1890年1月8日生于浙江海宁长安镇。浙江信佛者甚众,尤以禅宗影响较大。晚清时期,该地区又“得风气之先”,各种新思想汇集于斯。浙江良好的人文地理环境和深厚的宗教文化积淀乃是太虚大师早年成长历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太虚大师的父亲早丧,5岁时母亲改嫁,自小孤苦无依,身体孱弱,随笃信佛教的外祖母一起居住。大师幼年时曾从其舅父就读于私塾,但时学时辍,13岁至15岁时,也曾两次到镇上的百货店去当学徒,但均因病弱而中辍。少年时,太虚大师即常随外祖母赴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等佛教名山宝刹朝拜,此时已隐有出家之意。

　　1904年,年仅16岁的太虚大师独自离家,本欲前往普陀山出家,后从苏州小九华寺监院士达和尚剃度出家,取法名唯心。同年,他随士达和尚往镇海拜见师祖奘年和尚,并取表字太虚。奘年和尚认为太虚大师是可造之才,故多方摄护,不久即偕其至禅宗四大丛林之一的宁波四明山天童寺,从敬安和尚受具足戒。次月,敬安和尚介绍大师去永丰寺从歧昌和尚学经。在此后两年中,太虚大师先后受学《法华》、《楞严》等经,并阅读《指月录》、《高僧传》等书,并学习诗文,受益非浅。其间,大师还从谛闲和尚等研习天台教观,并与近代另一著名高僧圆瑛大师在天童寺义结金兰。1907年,太虚大师在圆瑛的帮助下,前往慈溪汶溪西方寺阅大藏经。是年冬,“大师阅般若经有省。蜕脱俗尘,于佛法得新生自此始” 。

　　1908年春,太虚大师与思想趋新的华山和尚相会于西方寺。华山“力陈世界与中国之新趋势,及佛教非速革流弊,振兴僧学不为功”,并与大师“辩十余日而莫决”。此后,太虚大师悉心研读了华山所携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章太炎的《告佛子书》和《告白衣书》等书籍,开始了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心路历程,并由此确定了“以佛学救世之宏愿”,“一转先之超俗入真而为回真向俗”。同年,太虚大师还在小九华寺结识了已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僧栖云。栖云向大师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并曾向他介绍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以及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书籍。在栖云的影响下,太虚大师的思想更趋激进。

　　1909年,太虚大师在华山、栖云的鼓动下,赴南京就学于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创办的祗洹精舍,与梅光羲、欧阳渐以及仁山和尚、智光和尚、开悟和尚等均为同学。就20世纪初的佛教界而言,祇洹精舍是当时“准备最充分、办学宗旨最明确、组织最严密、办学方式最新潮的佛教学校”,“也是当时国内第一所高等僧学堂”。它为民国时期的中国佛教界培养了一批十分重要的领袖人物和中坚力量。太虚大师于祇洹精舍仅学习了一个学期,便不得不因精舍停办而离开,但却受益良多。他在这里研究和学习佛学、汉学及英文,为其佛教理论的领会与修养打下了更为扎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适应近代社会需要的唯识论与杨文会博大的佛学胸怀给他以深刻的影响” 。

　　1910年,太虚大师随欲前往广东创办僧教育会的栖云南下抵粤。是年秋,大师被举为广州白云山双溪寺主持。在粤期间,大师常与革命党人潘达微、莫纪彭、梁尚同、朱执信等交往频繁,并“以是阅及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等译著。大师之政治思想,乃由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革命,而无政府主义” 。

　　1911年4月,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起义,旋即失败。牺牲86人,由潘达微收得72位死难烈士遗骸葬于红花岗(后改名为黄花岗),是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太虚大师曾作七言古诗《吊黄花岗》以凭吊之。起义失败后,栖云被捕,大师力谋营救未果,为免受牵连只得离粤暂避。

　　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在武昌举义后,革命风潮迅速席卷各省,“太虚虽然没有像上海玉皇和绍兴铁岩那样组织僧军参加光复之战,但是,辛亥革命运动本身对他的冲击是巨大的” 。深受激励的太虚大师,更燃起了公开实行佛教革命的热情。

　　1912年为民国肇基之年。太虚大师于是年1月赴南京发起成立佛教协进会。他先是联合志同道合的佛教界人士在毗卢寺设立了筹备处,起草了会章、宣言等,并呈报南京临时政府备案;后又与曾在祗洹精舍一起学习的同学仁山商议,决定将佛教协进会的成立大会定于镇江金山寺召开,将佛教革命的设想进一步付诸实施。

　　太虚大师等人到镇江后,先于金山寺方丈青权、监院荫屏、知客霜亭等商酌大会的筹备事宜,并印发会章、宣言,通知各地。开会之时,前来参加的镇江、扬州、南京、上海等地僧众及镇江社会各界人士多达数百人,太虚大师被公推为主席。大会通过了仁山的提议,并推大师与仁山负责接受金山寺为协进会会所,开办僧学堂,以全部寺产充做学费。

　　然而,太虚大师等人的激进主张遭到了镇江佛教界保守势力的猛烈反扑。他们不仅企图通过登报抗议和上书地方当局等手段推翻大会决议,甚至挑动不明真相的工役数十人深夜冲入金山寺,殴伤仁山等数人。后虽青权、霜亭等首从五、六人均受到制裁,但协进会会务及金山寺寺务都陷于停顿,创办僧学堂的计划更是化为泡影。

　　大闹金山事件是太虚大师为推动近代佛教转型而做出的第一次比较重要的尝试。这次努力的失败使大师看清了近代佛教转型所需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准备尚不成熟,但同时也使他认识到实现这一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在1913年2月2日于上海静安寺举行的敬安追悼大会上,太虚大师在抒发自己悲愤之情的同时,首次公开提出了佛教“三大革命”的主张,即“组织革命”、“财产革命”和“学理革命” 。具体而言,“组织革命”(“教制革命”)就是要改革僧众的生活、组织制度,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的住持僧团;“财产革命”(“教产革命”)就是要变按法派继承寺庙遗产的旧规为佛教僧众公有制,并作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兴办佛教事业之用;“学理革命”(“教理革命”)就是要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积极倡导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太虚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是中国近代佛教开始自觉地走向适应时代的观念更新的重要标志。”

　　可以说,“三大革命”是给沉寂的中国佛教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怎能见容于各种保守势力。因此,“佛教革命”之论一出,立即遭人斥为“妄人之邪说” 。但太虚大师不为所动,撰写《敢问〈佛学丛报〉》等文加以辩驳,重申自己的思想主张。1913年3月,大师被推为中华佛教总会会刊《佛教月报》总编辑,进一步致力于宣传、介绍佛教革命思想的舆论工作。但由于种种阻挠和牵制,《佛教月报》只办了4期即无以为继。此外,太虚大师还赴浙江组织佛教弘誓会、维持佛教同盟会,希图通过建设理想化的僧团、教团来实现佛教的“组织革命”,惜均未果。

　　至1914年,国内时局艰难,又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太虚大师“自佛教协进会挫折以来,于佛教颇抱悲观,大有离心之势” 。正如他自己在《我之宗教经验》一文中所说:“欧战爆发,对于西洋学说,及自己以佛法救世的力量,发生怀疑,觉到如此的荒废光阴下去,甚不值得。” 经过一番反省,大师于是年10月谢绝一切俗缘,在普陀山锡麟禅院闭观修持,印光和尚为之封关。

三

　　在闭观期间,太虚大师“坐禅、礼佛、阅读、写作,日有常课” ,悉心研习各宗著述,尤专心于唯识系之经论。此外,他还“于严译,尤于章太炎各文,殆莫不重读精读”,因此深受严复、章太炎等人的影响。

　　太虚大师在闭观期间继续着他对近代佛教转型问题的深入思考,在这方面亦不乏见解独到的著述。而最能体现大师佛教革命思想主张的作品,便是1915年冬撰写的《整理僧伽制度论》。

　　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太虚大师对“组织革命”(“教制革命”)作了比较精辟的论述。在大师看来,“组织革命”(“教制革命”)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财产革命”(“教产革命”)和“学理革命”(“教理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他以全国80万僧伽为准 ,描绘了理想中的一套僧制。按照大师的设想:全国设立一个“佛法僧园”,为“中国本部佛法僧全体机关,包罗宏富,该摄僧俗”;各省设立一“持教院”,是一省的佛教团体机关;省下设“道区”一级,按八宗(清凉宗、天台宗、嘉祥宗、慈恩宗、庐山宗、开元宗、少室宗、南山宗)建各宗宗寺,为八宗之专修学处;每县则设“行教院”、“法苑”、“尼寺”、“莲社”、“宣教院”等。此外,还将建立各种教团组织,如“佛教正信会”、“佛学研究社”、“佛教救世慈济团”、“佛教通俗宣讲团”以及“医病院”、“仁婴院”等慈善机构。应当说,这是一套相当完整,并很有实践价值的理想僧制。但是由于不符合僧伽集团的实际,很难付诸实施。

　　1917年2月4日,太虚大师出关。不久,他即访问考察了台湾、日本的佛教界。1918年8月间,他得到章太炎、陈元白、蒋作宾等人的协助,在上海创立“觉社”,“期以佛法启迪众生,促成救人救世的和平运动” 。同年11月,创办《觉社丛书》(季刊),1920年改为《海潮音》月刊,从此这一追寻“人海思潮中的觉音”的刊物,持续近30年而不断,一跃而为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佛教革新状况的最有代表性的佛教综合期刊, 同时也成为“人间佛教”的重要的弘传阵地。无怪乎有人认为,太虚大师致力于佛教改革、倡导“人间佛教”(“人生佛教”),是从1918年开始的。

　　1920年5、6月间,受俄国十月革命之影响,太虚大师“得一新感觉,即僧众有从事工作,自力生活之必要” ,遂发表《人工与佛学之新僧化》一文,提倡效法唐朝百丈怀海和尚那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遗风。

　　1922年,太虚大师创设佛教学院于武昌,以培养僧材,提高僧众文化素质和佛学修养。此外,大师还在汉口组织了“佛教正信会”。

　　1924年,在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太虚大师出席。次年,大师率团出席日本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日人尊之为“民国佛教界之盟主”。1927年,太虚大师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1928年在南京大师创设中国佛学会,并弘法于英、法、德、荷、比、美各国。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院”,为中国僧人赴欧美传播佛教之始。自此,太虚大师声望日隆,国内甚有视他为佛教“救星”者。

　　通过长期以来的不懈努力和实践,太虚大师于1928年明确提出了近代佛教转型应当朝着建设“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的方向发展。他在1928年发表的《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具体地阐发了建设“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的问题。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发展,中国从前儒化文化地位,必将为提取了“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现代世界科学文化的精华”所建设起来的新文化取而代之。因此,第一,“佛教亦当如此,而连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萨行,而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第二,“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来的寺僧,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僧伽制”。第三,“宣传大乘的人生佛教以吸收新的信佛民众,及开化旧的信佛民众,团结组织起来,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信众制”。第四,“昌明大乘的人生佛教于中国的全民众,使农工商学军政教艺各群众皆融洽于佛教的十善化,养成中华国族为十善文化的国俗,扩充至全人世成为十善文化的人世”。至此,太虚大师比较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的思想主张。“人间佛教”(“人生佛教”)也由形成和提出的初创阶段进入了成熟和发展阶段。

　　太虚大师描绘的一幅“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的理想蓝图,尽管大师在生前并没能看到这些美好理想的真正实现,但他晚年所撰写的《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一文,则比较集中地总结了其中的教训,留给后人无限的启迪。

四

　　由于时代的变迁,中国佛教发展到近代已面临着“变亦变,不变亦变”的紧迫局面,必须在各个方面做适应时代的调整,改革逐渐成为教内外人士的共识。这一思想基础的奠定,是太虚大师实行佛教革命的重要前提。

　　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转型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大师早年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复兴佛教的宏伟事业。大师在创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僧人材,组织居士正信会,团结各界信众以及出版书报杂志,宣传佛教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并为此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

　　如果以太虚大师在其早期佛教改革事业中“提出的教理、教制、教产三大改革目标与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状况相对照,那么更显出其主张的超越性” 。特别是他的“人间佛教”思想展现了佛教对时局变动做出灵活反应,对社会文化转型的呼应。其基本出发点是要使佛教与近代社会转型相适应,淡化其中的鬼神信仰和宗教仪规,真正实现佛教入世成为现世人生的佛教。于是,佛教在为民族为社会贡献自身力量的同时,完成自身的复兴。

　　“人间佛教”的初创是太虚大师的早期佛教改革事业中的关键内容,恰恰体现了太虚大师在近代佛教转型中融合传统与近代、宗教与世俗的思考和努力,亦可视为佛教界对时局变动所做出灵活反应以及对近代社会剧变所带来挑战的应对,从长远来看,对于佛教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人间佛教”的首倡者,太虚大师率先提出佛教“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主张。太虚大师所指出的佛教改革的总方向和他的实践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的广大佛教僧伽和信众去为之奋斗。而他对于佛教改革的某些主张和意见,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其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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