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解放-动物利益与人类利益

放生与道德思考 | 作者：网络 [投稿]

　　动物解放-动物利益与人类利益

　　动物利益与人类利益

　　设若我们能比那些比较开明的国家走得更远，而改革更彻底；设若我们可以达到一个阶段，使我们对动物利益的考虑与对人类利益的考虑平等——则我们今日所知庞大动物实验工业就会终止。全球各地，关动物的笼子都会空掉，而动物实验所的门将被关起。这会怎么样呢?医学研究会因而终止，而一大堆未经试用的产品会涌入市场吗?不可能。如前所说，新产品会减少，但我们照样可以过活，而新产品都是用已经证明无害的物质做成。因此，我们的损失不大。如果有真正必须的产品需要试验，或有其他研究需做，则不用动物而改用其他方式是可以做到的。

　　在本书第一版我曾说：“科学家们不去寻找替代办法，是因为他们对他们所利用的动物关怀不够。”接着我预言：“由于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还如此之少，而已有些微成绩，因此，如果真正努力起来，进展必然大增。”过去10年，两段话都证明是对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以其他方法替代动物来做产品试验的努力上大增——但这并不是由于科学家们突然对动物更加关怀起来，而是由于动物解放人士的奋力抗争结果。其他方面的动物实验也可以发生同样的变化。

　　上千上万的动物被迫成年累月地吸入烟草气，但肺癌与吸烟的关系之证明却仍是以人类的临床观察为资料。美国政府不断地在癌症研究上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费用，却同时又支持烟草业的营运。研究费有许多用于动物实验，但其中许多是跟癌症的治疗没有关系的。大家都知道，有些实验人员把他们的研究工作换上“癌症研究”的标签，以便获得更多的经费。而同时，我们在大部分癌症的抗争上却陆续失守。1988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发布的统计显示，即使把人口老化的原因考虑在内，过去30年来癌症的总比率也是每年上升大约1个百分点。根据最近的报告，美国年轻人的肺癌比率有下降趋势；这是一片上升趋势中唯一相反的迹象，因为肺癌比其他癌症的致死率都高。然而，若说肺癌比率降低了，那也不是由于治疗方面的改善，而是美国的年轻人，尤其是白种男人，烟抽得少了一些。肺癌的存活率几乎没有变。我们知道，所有的肺癌，有80%—85%是起于抽烟。我们很有理由这样问：我们既然知道消灭烟草可以把肺癌完全扫除，却仍强迫千万万只动物去吸烟草气，以便让它们得肺癌，这是正当的吗?如果人类明明知道吸烟会有得癌的危险却仍决定吸烟，有权让动物为此去受苦吗?

　　肺癌的治愈率和癌症总和的治愈率同样可怜。虽然某几种特定的癌症治愈率有进步，但自从 1974年到现在，被检查出罹患癌症的人，存活5年以上者人数上升不及1%。所以，预防仍是更可靠的办法——尤其是教育民众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现在承认，动物实验实际上往往妨碍了我们对人类疾病及其治疗的了解。例如北卡罗莱纳州的国立环境卫生研究所的研究员们最近便提出警告，说动物实验可能会使我们失察于某些会使人致癌的化学物品。砷似乎使人有致癌的危险，但在实验室对动物却无此效果。1985年，美国颇具声望的华特·李德陆军研究所以动物发展出疟疾疫苗，但用在人身上却证明大多无效，而由哥伦比亚的科学家以志愿人士所发展出来的疟疾疫苗则证明有效得多。现在，动物实验的辩护者常常在谈为爱滋病找救药的重要性，但最早把爱滋病病毒HIV分离出来的美国人劳伯·伽罗却说，法国研究员丹尼尔 ·扎格瑞所发展出来的可能疫苗，证明在人体内激发病毒抗体比在动物体中更有效，他接着说：“用黑猩猩所得的结果并不令人兴奋……或许我们应该更积极地以人作试验。” 有意思的是爱滋病患者支持这种呼声：同性恋活跃分子拉里·克拉玛说：“让我们做你的天竺鼠吧!”这种呼声无疑是有其深意的。如果直接以志愿人士做实验，救治之方一定更快取得；而由于爱滋病的特性以及同性恋团体分子之间的紧密关系，志愿人士应不致短缺。当然，必须小心从事，让志愿人士真正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受任何压力与欺骗。但真心同意接受实验并非不可理解。因为，既然会死于这种必死之症，又何须用那种通常不会发展为爱滋症的动物去做实验以求救治之方呢?

　　动物实验的辩护者常爱说，动物实验对我们的寿命大有帮助。例如，在修改英国动物实验法的辩论期中，英国药剂产业协会就在“导引”上做了整版广告，标题为“他们说人生40才开始。但不久前，这却是人生的结束。”广告接着说，现在人如果40而死，被认为是悲剧，但在19世纪，参加40多岁的人的丧礼却司空见惯，因为那时人的寿命平均约42。广告说，“我们现在大部分人之所以能够有望活到70，主要得感谢以动物作的实验。”

　　这种话根本就是谎言。它是如此赤裸裸地误导读者，以至社区医疗专家大威·圣乔治医生写信给《刺血针》杂志说，“这则广告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因为它在解释统计资料上犯了两个重要的错误。”他也提及汤玛斯·麦可望于1976年出版的“医药的角色”(Thomas McKe ow ns The Role of Medicine)，该书甚有影响力，引发了一场争论。在19世纪中叶以后人类死亡率的改善方面究竟是社会与环境的改变贡献大，还是医药贡献大；麦可望说：

　　争论有了决议，现在众人接受医药对人类死亡率改善只有边际效用，而且也只有在非常晚近的阶段，即当死亡率业已明显大幅降低之后。

　　J·B与麦肯莱在研究美国十大传染病的降低情况之后，也得到类似结论。他们的研究显示，除了小儿麻痹症以外，每一种传染病都是在新的药剂出现之前就已大幅降低(原因可能是食品与卫生的改善)。1910至1984年，美国人口死亡率约降低40%，对此，他们“保守”的估计，十大传染病死亡率的降低，略有３．５％可以解释为是医药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医药声称在这些疾病上最为成功，因此，估计在美国人传染病死亡率下降方面，医药的贡献以３．５％为上限应是合理的。

　　请记得，３．％是所有的医药贡献。而动物实验则在这３．５％中可能只占一点点。

　　无疑，如果对实验用动物的遭遇真正关怀，某些科学实验就必会受阻；无疑，如果不用动物做实验，有些知识就不易取得。为动物实验作辩护的人便常提一些重要的发现，最早的便是血液循环。他们把班亭和拜斯特(Banting and Best)胰岛素的发现及因而对糖尿病的疗效也包括在内；把小儿麻痹症病毒的发现及疫苗的发现也包括在内；把使得开心术与冠状动脉旁管移植得以成功的几种发现也包括在内；把对免疫系统的了解和如何克服对移植器官之排斥也包括在内。在这里，我不想陷入争辩。我们已经说过，人类寿命的增长，动物实验顶多只贡献了一小点；而对人类生活的品质之改善，动物实验所提供的贡献就更难估计了。在深一层的意义上说，有关动物实验的贡献如何之争是无解的问题，因为，即使有些有价值的发现是出于动物实验，我们也不能说，如果医药方面从开始就被迫不用动物实验而用其他方法做研究，其成就会是如何。有些发现可能会延迟，或根本没有；但许多错误途径也同样可以避免，而医药可能会向很不相同又更有效的方向发展，更为强调健康的生活甚于治疗。

　　不论如何，即使动物实验对人类的益处真有说服力，以动物做实验的道德问题却不能因而变得正当。人与动物的权益必须平等考虑——此一道德原则排除了为求知识而将动物当做手段的态度。追求知识的权利并不具超越生命的神圣性。我们已经接受了对许多科技企业的限制。如果用人类做痛苦的或致死的实验，虽然可能获得比其他方式更快更多的知识，我们也不认为科学家有权在未经人同意之下做此实验。现在，我们必须把对科学的这种限制扩充到其他动物身上。

　　最后，我们必须明白，全球重大的卫生问题之继续存在，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防止疾病和维持健康，而是因为没有人肯出足够的钱、出足够的力来实行我们业已知道的事。在亚洲、非洲与南美洲横行并蹂躏西方工业国穷人的一些疾病，是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去治疗的。在有适当营养、卫生与医疗照顾的社区，这些疾病已经消失。据估计，全世界每星期有 250个儿童夭折，而其中1/4是因腹泻脱水而死。这些孩子只需简单的治疗就可以免于夭折，其方法我们早已知道，不需动物。那些真正关怀人类健康的人，设若离开他们的实验室，致力于将吾人已知的医疗资源惠及那至为需要之处，则对人类的健康贡献更大。

　　该说的都说了，但实际的问题仍然存在：这样广泛存在的动物实验，要如何才能改变?无疑，要改变政府的政策，必要有所行动。但究竟是怎么样的行动?为使这种改变发生，一般人民能做什么?

　　较不会重视来自选民的反动物实验意见，因为他们已经过度受到科学、医学和兽医团体的影响。在美国，这些团体在华盛顿支持登记有案的政治游说团，反对限制动物实验。由于立法委员没有时间去求取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便依赖“专业人士”告诉他们。但动物实验是一个道德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专业人士”通常在动物实验方面可以得取利益，或太相信增加知识何等重要，以致不能站开来看，不能对同事们所做的事做客观评断。而且，专业公关组织最近已经出现，诸如“全国生物医学研究联盟”，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大众与立法委员改善对动物实验的印象。该联盟刊行书籍，制作录像带，成立工作室，教导研究人员如何为动物实验辩护。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怀动物实验，这一类组织也日渐兴旺。我们已经看到英国的药剂业联盟如何刊登广告误导民众。立法委员必须明白，在讨论动物实验时，他们对这类组织与医药、兽医、心理学和生物学等等协会的谈判，应当像在讨论空气污染时对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的谈判一样。

　　另外的重大阻力则来自饲养、捕捉、贩卖动物或制造笼子和饲料以及实验用具的公司。这些公司因动物实验而获取重大利益，它们不惜花费巨款以阻止剥夺它们利益的立法。这些商业利益加上医学与科学的威望，可以想见要在实验室消除物种歧视，是十分艰困的。什么是促使进步的最佳途径?要想让任何西方民主大国一举禁除所有的动物实验是不可能的。政府的步调不是这个样子。只有当一连串的政治改革陆续削减了动物实验的重要性，在许多领域有别的方法将其取代，而众人对动物的态度有所改变，动物实验才会结束。因之，当前的任务是为局部目标而工作，并将之视为消除动物剥削长征的里程碑。每一个想要结束动物痛苦的人都应想办法揭发各自所在的大学或商业实验所内动物的受苦情况。消费者可以拒买以动物做试验的商品——尤其是化妆品，因为现在可以买到不用动物作试验的化妆品了。学生应该拒绝自己认为不道德的实验。任何人都可以研读学术期刊，以发现何处在做痛苦的实验，然后想办法让大家知道。

　　让动物所受的痛苦成为政治课题也是必要方法。我们已经说过，国会议员接到过大量反对动物实验的信函。但让动物实验成为政治课题是多年辛苦工作的结果。幸运的是这种情形好些国家已在起步了。在欧洲和澳洲，动物实验是政党严肃的课题之一，尤其是有绿色倾向的政党。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时，共和党的党纲就明言，取代药物与化妆品方面的动物试验的方法与步骤必须更为简明与迅速。

　　对实验用动物的剥削是物种歧视的一部分，除非物种歧视被消除，动物实验便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终将有一天，我们孩子的孩子在回顾20世纪吾人在实验室中的所做所为时，将感到恐怖与不可思议，正如我们现在回顾古罗马竞技场中的屠杀与18世纪的奴隶贩卖时感到恐怖与不可思议一样。

　　译注一：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出一卷幸达尔与黑猩猩的录像带，Among the Wild Chmpanzees；台湾年代文化有限公司在台代理发行，名为“黑猩猩朝夕相处20 年”。

　　译注二：沙利多迈Thalidomide(或译“反应停”)，能致畸形的化学药品，在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发现以前，曾用作镇静药和止吐药，妇女在任娠早期应用反应停，则胎儿可发生海豹肢畸形及其他畸形(如无外耳或外耳畸形，双眼融合性缺陷，胃肠道无正常开口等)。19 59—一1962年初，西德出生了2000至3000个、英国出生了500个这种畸形儿。美国已停止应用本药。在发现反应停的副作用以前，人们曾相信，妊娠期间应用本药可保护胎儿，使之免受其他药物的影响。1962年起，在美国等处用药物做实验已受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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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谈到的，有杀生的行为，但没有杀生的心念。一般说，医生利用小动物做实验时，心里所想的只是如何突破医学，以期救护更多的人，虽然行为上或许有争议，但用心是可以谅解的。记得前年（二○○一）我应邀到新加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毕业执牌医生及在学的准医生举行座谈时，他们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当时我告诉他们，医学上以动物做实验，目的是为了救天下的苍生，所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如鸿毛」，死的价值不一样。医生从事医学研究，目标远大，因此实在可以不必拘泥于小节。